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习惯上仍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编为八路军政治部。9月11日，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也称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1938年1月，邓小平调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任命傅钟、谭政为副主任。为统一对外名义，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同时决定将华北前线的八路军政治部改为野战政治部，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兼野政主任。改编之后，我八路军将士立即东渡黄河，出师华北，开赴抗日最前线。八路军总部机关也开到晋察冀的中心地带五台县南茹村。太原失陷以后，八路军总部跨过正太线，挺进晋东南，先后在洪洞、沁县、武乡、屯留、潞城等地驻扎。
1939年7月，日军对晋东南地区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机关第三次进驻武乡，15日，司令部机关住武乡东部山区砖壁村，野战政治部住烟里村；同年10月11日，司令部机关移住王家峪村，野战政治部移住下合村。
为了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野战政治部决定，创办野战政治部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由于当时党不公开，该刊属于秘密刊物。《前线》杂志由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出版，采稿、编辑、印刷和分发等业务，由宣传部具体负责，并决定于7月建党19周年之际创刊。当时，宣传部部长由副主任陆定一兼，与傅钟（先）、罗瑞卿（后）住在村中梁安平的窑楼院；副部长是王东明，和几个工作人员住在村西庙沟娲皇宫的东廊房；《前线》编辑部，就住在娲皇庙与窑楼院之间村民魏国珍的那个农家小院落里，对外番号是“会昌编辑科”。正在紧张的筹备期间，日军突然包围了王家峪、下合村一带，总部机关只得转移，6月27日，野战政治部机关又返回烟里村。
1940年7月，《前线》杂志如期创刊，《前线》杂志是八路军内部发行的秘密刊物，为月刊，16开铅印本，每期约3万～4万字。彭德怀、邓小平、罗瑞卿、左权、杨尚昆、陆定一、聂荣臻、滕代远等都曾是该刊编委。它的主要对象是八路军营以上各级指挥员。为使本刊确能对于部队建设有所贡献，野战政治部要求各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要多多写稿，写在每次战斗或战役后，军事政治工作的总结与经验教训，特别是关于提高军事素养，战略战术的研究，政治工作的建设等文章。
《前线》杂志在《本刊启示》中，明确指出：“《前线》月刊为我军部队内部刊物，不得出售，各级军政机关收到本刊后必须负责保管及负责分发，应与秘密文件同样重视，不得遗失。本刊每月15日出版，在内部发至营级，为避免发生遗失留压等情形，各军政机关如有未能按期收到者，可向其所属上级机关索取，或径来函本刊，当代为查明，补发。”可见《前线月刊》的征稿、编辑、分发、保管，都是相当谨慎和严密的。《前线》杂志社在武乡期间，还创办了《前线画报》。
1940年11月，由于日军多次对武东地区“扫荡”，八路军总部机关只得离开武乡，向辽县一带转移，《前线》杂志编辑部也跟随野战政治部机关转移到辽县滩里村。
1941年2月15日，《前线》杂志从第8期开始改为半月刊。
《前线月刊》为了及时报道前线部队英勇作战的情况和反“扫荡”的胜利，以及各部队生产、文化、后勤工作等方面的动态，交流各部队的工作经验，设立了“工作通讯”和“部队通讯”两个专栏。除此之外，该刊还专门设立了“缴获文件”专栏，选登了一些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文件，以帮助各级指挥员了解敌人的情况，研究敌人的活动规律。总之，《前线月刊》杂志在当时是具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性的杂志。
为了巩固党的组织，统一党内思想，坚持敌后斗争，争取最后胜利，北方局在武乡作出决定，创办党内刊物《党的生活》。1939年11月15日，《党的生活》杂志在武乡王家峪村诞生。《党的生活》的宗旨，在《发刊词》明确指出：第一，它将努力阐明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理论，使自己成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武器；第二，它将努力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使自己成为在组织上巩固党的队伍的武器；第三，它将努力使自己成为华北各地工作经验交换的园地，帮助各地同志解决工作困难，成为对各种工作实际指导的刊物。
《发刊词》还指出：要使它完成上述的光辉任务，单靠少数同志努力是不成的，必须使《党的生活》成为全华北党集体的刊物。只有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干部关心、帮助、爱护与扶植之下，才能使它强健和发展起来，也是它完成任务的可靠保证！
《党的生活》由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创刊时为32开油印，半月刊，1940年5月，从第11期开始改为64开铅印，由新华日报社印刷厂负责印刷。1940年11月，《党的生活》杂志跟随北方局机关迁往辽县。
《党的生活》每期刊载文件和文章5～8篇，有时一期只刊载一份文件或一篇文章。据统计，《党的生活》共刊载文件、文章293篇，其中文件97篇，文章195篇，《发刊词》1篇。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八路军领导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陈云、傅钟等领导人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
《党的生活》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七节）《党的生活》
一是关于“巩固党”的文献。关于巩固党的主要文章有：杨尚昆的《华北党目前的任务》，陈云的《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刘锡五的《巩固党的任务在华北》，傅钟的《论新阶段中部队的党政工作》，李大章的《从思想上来巩固党》，张友清的《巩固党加紧反奸细斗争》等。
二是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主要文章有：邓小平的《迎接一九四一年》、《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杨尚昆的《华北党目前的任务》等。
三是关于群众工作。主要文章有：张闻天的《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深入敌后群众工作》、《群众工作拾零》，陈云的《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李雪峰的《党与群众工作》，刘锡五的《我对于华北群众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敌占区大城市中的群众工作问题》等。
四是关于政治工作，主要文章有：傅钟的《论目前政治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罗瑞卿的《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等。
五是关于党风、党纪、党性原则。主要文章有：张闻天的《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刘锡五的《论党团》、《提高党性反对宗派观念》，杨献珍的《介绍北方局地委会议整风学习的经验》等。
除了以上几项重点内容之外，还有：根据地建设、对敌斗争、锄奸工作、宣传工作、党的建设、工作报告、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统战工作、支部工作、经验交流、党校工作、党报与党刊、秘密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华北根据地党的指导性刊物。几年中还先后办过增刊、专集等，比如“巩固党”专号，整风专辑。
《党的生活》杂志总共编辑出版69期，其中包括1期增刊，时间跨度为四年零三个月，即从1939年11月15日起至1944年1月5日停刊。前50期为半月刊，从第51期开始改为月刊。半月刊出版时间是每月1日、15日，月刊出版时间是每月15日。该刊在坚持华北抗战斗争中，起了重要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是坚持华北抗战的号角。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武乡王家峪村驻扎期间，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为加强对华北青少年抗日救亡工作的组织、宣传与领导，在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的支持下，组织华北青年社，并创办了《青年与儿童》杂志。杂志的名称是由北方局青年委员会书记宋一平和青委的同志们酝酿提出，经杨尚昆书记审定后启用的。青委的江民、孟溪（郑思远）、杨俊、吴群波、郑笃等具体主管编辑、印刷和发行等工作。
北方局青委主办的《青年与儿童》杂志，是综合性的通俗读物，由华北青年社编，其主编先是江民，后来是孟溪；杨俊负责刻蜡版，杨角负责刻绘封面、插图；在武乡大坪华北新华日报石印厂印刷，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其阅读对象主要是具备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小学教师和部队青年；内容着重介绍社会、自然、军事、文艺等方面的知识；体裁为通俗简短论文、青年与儿童工作研究、通讯、科学常识、诗歌小说、故事笑话及富有教育意义的漫画木刻；要求每篇不超过1500字，图画每幅不超过9寸；稿费每千字5角，图画酌情付酬。自1940年创刊，于1944年终刊。一般在正常的情况下，每月逢10日、25日出版，零售每期8分，预订3月6册4角2分，半年12册7角6分。总发行量由原来的3000余份，发展到后来的6万多份。这本杂志当时在太行山影响很大，是太行山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除了青年外，还有一般干部和各界人士，许多小学教员都把它用来做教材，对活跃当时太行各县的青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深受当时根据地青年与儿童的欢迎。
（第八节）《青年与儿童》
《青年与儿童》杂志的印刷，一开始是油印，油印时，最好的蜡纸一张能印一千份，增加印数，就要刻几张蜡纸。1940年6月，华北青年社与北方局一起搬回到烟里村，为了扩大印数，编辑部决定改用石印，烟里村距新华日报石印厂所在地大坪村较近，从此，杂志就改在新华日报石印厂石版印刷，编辑部人员经常住在石印厂校对制版，直至印刷完成。石印即先用毛笔写在特制的纸上，再印到石头上，然后采用化学反应的手段刻印到石头上。印完以后，再把石印版磨平，待下次印刷使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组稿、编稿、印刷等，大都在山头的树底下，或沟壑的窑洞内。每当敌人来“扫荡”时，青委的同志们就把纸笔背在篓子里，一边反“扫荡”，一边编稿子。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日军军事“扫荡”，顽固派经济封锁，因此刊物的纸张相当缺乏。为保证刊物正常出版，办刊人员就通过内线关系到敌占区去搞，到苏峪等村组织民间手艺人自制。没有油墨，就用松枝制造；没有铜模，就自己动手刻制；有的甚至把变色铅笔芯研碎，泡在水里当墨水……所用的印刷材料，大多是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刊物的印刷出版。
《青年与儿童》杂志，是同华北《新华日报》一起发行的。在北方局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政府的多方支持下，从新华书店的发行科，到各县的办事处、分销点和无数个专职的与义务的交通员，构成了一个庞大、快捷、严密的发行网，来完成报刊的发行任务。为了保密，这个发行网对外就叫做“太行文化合作社”。每期刊物印刷出版后，就由交通员或背或担上数十斤重的报纸杂志，上面作好伪装，从大坪印刷厂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下硌礓湾，出柳沟口，涉蟠洪河，抄便道送往蟠龙古镇的华北《新华日报》办事处，然后再由办事处负责分发到沁县、襄垣、榆社、辽县、黎城、和顺、昔阳等地，再由交通员把刊物分送到各个区委。各县都设有分销处、办事处，还要通过旧邮局往外地发行。那时候，武乡的各个区委都设有华北《新华日报》代订处，《青年与儿童》也就通过这些代订处得以发行，并为他们抽取20%%的征订费作为手续费，以补充他们经费的不足。
在敌后做好发行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交通员真是“把脑袋挂在腰带上”，出生入死地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有时候路途遇敌人出发“扫荡”，交通员便迅速将刊物就地掩埋，等敌人走了以后，再挖出来背上走。特别是经过白晋路、榆辽路、邯长路等敌人的封锁线时，交通员背上报纸，趁夜间顺沟爬行，把报纸送过去。在战争环境中交通大道都被敌人分割，我们的人只能走弯曲狭窄的山路，一不小心就有掉下山沟的危险。当时条件十分困难，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交通员两条腿走路，两个肩膀担挑。因此，在交通员中当时就出现了不少“飞毛腿”和“铁肩膀”。在如此艰难险恶的环境下，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交通员们都要千方百计地把报刊送到读者手里，还要把报刊费收回来，他们是具有多么坚强的革命信念和自我牺牲精神啊！
1940年11月，由于日军连续“扫荡”武乡东部，北方局机关不得不撤离武乡，向辽县一带转移，《青年与儿童》杂志编辑部也跟随转移到辽县上武村。1941年后，由于发行量增大改为铅印。
在战争年代里，各级党委要对党的报刊发行工作特别重视，因为他们就是拿这些报刊搞宣传开展工作的。当时群众也很热爱报纸刊物，一听说是八路军、共产党办的刊物，就主动沿村转送到各个村庄、各个学校，每个学校都有教师负责，通过小学生，再把刊物送到每个读者手里。广大读者不仅能按期看到刊物，而且还组织学习、讨论。有的村里还有青年义务教员，在“民革室”组织群众为大家朗读、宣传。刊物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活跃农村文化宣传抗日救国，表扬杀敌英雄、劳动模范等好人好事，揭露日军、汉奸和顽固派罪行，参加战斗；发动青年参军参战，组织妇女拥军支前，鼓励儿童站岗放哨，真正成为广大青少年的精神食粮。《青年与儿童》的出版发行，对于促进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推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8年，八路军开辟了太行根据地以后，根据地的广大妇女，在抗日救国革命道理的指引下，冲出家门，脱开“三台”（灶台、碾台、磨台），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在革命事业中大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