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剧团与抗大总校文工团由野政宣传部长王东明同志率领，活动在襄垣、武乡一带。由于受害地区较广，加上边沿区常有敌情，宣传慰问团就需要不断的移动，武装部队的同志就将所搞的战利品全部穿在身上，负荷重，走路多，工作十分艰苦。但身患重病的王东明同志在有时睡觉都找不到一块铺板的困难条件下，每天仍精神饱满地转战，坚持宣传慰问工作，并不断向大家讲解国际、国内时事，没有现成的适合演出的剧目，他就亲自组织团内能写的同志进行集体创作，不断审查和帮助剧团进行修改。他的不辞劳苦、严肃而认真的工作精神，亲切而善于启发、组织大家积极工作的作风，给予剧团演职员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在这一时期，剧团采取了随访随编的办法，在武乡洪水镇写出了《墨镫之夜》、《生产自救》、《反“扫荡”活报》和《八路军活报》等短剧，并利用了化装演讲、胜利品展览会等一切形式，进行宣传慰问。所有地方干部、武装部队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一宣传工作。这对扭转受害区人民的情绪是起了很大作用。在这次宣传慰问活动中，团员们亲眼看到了敌人的种种暴行，给了大家极其深刻的教育，同时对剧团所演剧目与抗战实践相结合、提高演出水平，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年，太行军民给予敌人不断的打击后，根据地相对地稳定了下来。一二九师政治部即组织了两次戏剧会演，有几个旅和军分区的宣传队参加。第一次仅由宣传队在“五一”节进行了会演，第二次是作为一二九师运动大会的一部分举行的。“五一”会演时，先锋剧团演出了《军民进行曲》与独幕剧《闷热的晚上》。会演后以先锋剧团为主演出了《雷雨》。此后，先锋剧团曾与“抗大”总校文工团联合演出了《日出》、《钦差大臣》、《求婚》等戏剧。
同年秋季反“扫荡”时，先锋剧团一部分身强力壮的男、女青年，就随三分区部队在武乡、榆社、武西一带做连队文娱工作，与连队同吃同住，一起在边沿区活动，真正地同战士在一起过了一段部队生活。由于团员们利用一切空隙为连队教歌、演唱、读油印小报，因而很受部队欢迎。另一部分身体较弱的同志则分散到武乡一带，长期进行群众工作，并帮助辅导光明剧团，为根据地地方剧团的成长作出了贡献。
主要从事话剧艺术的先锋剧团，在晋冀鲁豫边区所有剧社中是被公认为阵容最齐整、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专业剧社。在创作上，曾有过巩廓如、胡奇、洪禹、毛茂椿、李一晟等一批剧作者；在表演导演方面，曾先后有刘流、吕班、林怡、赵子岳、张平、朱丹等。
在抗战相持阶段，先锋剧团所处的环境是十分艰苦的。剧团演出条件很差，连点灯的煤油都很难找到，有时演出只能在黄昏至天黑这一段时间进行，人们称这种演出为“黄昏晚会”。但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剧团为提高演职员的艺术水平，还曾同“抗大”六分校宣传队协作排演了曹禺的名剧《雷雨》，而后又同太行第三军分区前哨剧社协作，排演了曹禺第二部名剧《日出》。其中《雷雨》的演出，曾被文艺界人士称之为“在敌后是一件空前的创举”。1944年7月间，先锋剧团为执行党中央下达的“干部要观看《前线》（苏联考涅楚克的名剧）”的任务，还同太行三分区前哨剧团、五分区奋斗剧团组成联合剧团，突击排演了这一大型外国剧目，并使这一演出成为太行山戏剧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巡回演出历时一年）、观众最多、影响最广的艺术活动。
1945年大反攻开始，一二九师编成野战军离开了太行山区，先锋剧团的大部分成员分散到各纵队，另一部分留在太行军区，组成军区文工团，对外仍用先锋剧团的称号。至1946年，军区文工团也整编入第九纵队，横渡黄河参加了大反攻。
前哨剧团，是太行三分区创办的文艺团体，也叫前哨剧社，是活跃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轻骑。
该剧团创办于1937年10月，由原在太原从事过国防戏剧的韩林波、陈晓等发起，在山西曲沃正式成立，原名曲沃儿童剧团。1938年春，该剧团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第八总队收编，改名为前哨剧社，成为第八总队的宣传组织。之后不久，又被决死第三纵队看中，该团的隶属关系也由原来的决死第三纵队第八总队，改为由决死第三纵队直属。
前哨剧团组建以后，在根据地非常活跃。诗人光未然曾满怀激情地为剧团写了团歌：
不怕我们年纪小，
我们战斗在前哨。
用戏剧的武器，
（第六节）前哨剧团
把日本强盗打倒；
用钢铁的歌声，
为人民解放而怒号！
歌词由作曲家邬析零谱曲后，在前哨剧团广泛传唱。前哨剧团的文艺战士，唱着这支战歌，东起太行，西至吕梁，以话剧、歌咏、舞蹈等文艺形式激励着晋东南、晋中、晋西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1939年12月，山西发生“十二月事变”，山西新旧军冲突，决死第三纵队遭到阎锡山旧军的包围，1940年1月8日，三纵队从太岳突破顽固派包围，与决死一纵队会师。之后该纵队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序列，同年5月划归一二九师。并根据一二九师指示，该纵队从晋城北返，进驻武乡县，前哨剧团也跟随纵队进驻武乡。
1940年8月，八路军在敌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狠狠地打击了日军，鼓舞了人民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志。前哨剧团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曾随部队开往敌区开展战勤工作。8月20日，在潞城王家庄战斗中，决死三纵政委董天知同志为掩护部队突围，亲率警卫排奋勇作战，因寡不敌众，董政委英勇牺牲，部队深为悲痛怀念。剧团的辛鹰和麦苗同志连夜赶写了《青年要学董政委》的歌曲到部队教唱，激励鼓舞了部队斗志。
百团大战后，上级决定加强地方兵团的建设，太行军区决定将原来的太行第三军分区机关与决死三纵队机关合并，由决死三纵队兼太行三分区，决死三纵队所属部队编为太行第三军分区部队，纵队领导机关与原太行三分区机关合并改为新的分区领导机关，前哨剧团改为太行三分区宣传队，对外仍叫前哨剧团。
太行三分区包括武乡、武西、辽县（后改左权县）、榆社、祁县、襄垣、黎城等7个县。12月底，部队由黎城开往根据地腹心地区武乡县，途中要翻越一座高耸的大山，山陡路险，崎岖难行，又赶上大雪纷飞，气候寒冷。剧团为做好这次行军鼓动工作，立即准备小节目，起早随前站上山，沿途设立鼓动棚，组织拉拉队，为部队加油打气，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当时有一段深受欢迎的快板，词是“同志们，快加油，小窝铺杀条大山牛；走得快，吃牛肉；走得慢，啃骨头。”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队伍沸腾起来，忘记了爬山的疲劳，脚下的步子加快了，很快到达了武乡土河、韩壁一带。
1941年的春节，是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度过的。皖南事变再一次教育人民，只有紧跟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斗争的方针，才能把抗战进行到底。同志们更加团结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更加坚定了。这年春节，前哨剧团在武乡中村、义安等驻地组织了一支类似后来风行各根据地的秧歌队型的化装宣传队伍，在领导机关驻地和附近村庄向群众拜年。节目有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街头剧《打倒何应钦》（孟浪编剧）、《十二个月》（旧形式填新词）、《花鼓》、《小合唱》等，很受群众欢迎。有的村庄还准备茶水接待，有的老大爷、老大娘拉着小同志和女同志的手，亲切地问寒问暖，军民关系融洽无间。武乡老乡都高兴地说：日军烧杀后的悲观心情，都叫三分区前哨剧团用歌声给赶跑了！
3月份，剧团随部队一起接受了以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为首的检查团检阅，并向检查团汇报演出了以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为题材的话剧《玩弄火焰的人》（孟浪编剧，辛鹰、金富真、孟浪等主演），受到曾参加过南国社和红军文艺工作的朱光同志的赞扬。他还告诉剧团的领导，师部已决定当年“五一”和“九一八”要举行两次文艺会演，九一八还将举行全师体育运动会。
1941年9月下旬，前哨剧团带着自己创作的反映战士生活的话剧《二不愣》（裴光、辛鹰等编剧），参加了一二九师在师部驻地涉县王堡村举办的全师宣传队、剧团演出竞赛，这次竞赛活动以演出为主项，还有文化学习、群众工作、演讲、伙食管理等竞赛项目。这部戏由于写兵写得活，演兵演得活而获奖。在这次竞赛活动中，还同师部先锋剧团合排了曹禺名剧《日出》，在大会上做了观摩性质的演出。
1942年5月反“扫荡”中辛鹰同志带领决九团一个班，在武乡县洪水镇附近向敌人展开麻雀战，阻击、扰乱敌人，并进行小型宣传演出，鼓舞群众斗志。
这时期的创作更注意结合实际和为现实斗争服务。1942年，太行根据地大灾荒，剧团除自己节衣缩食支援灾区外，及时创作、演出了大型秧歌剧《天灾人祸》（辛鹰编剧，李一晟、乔书泽主演），并于1942年冬季到襄垣县、武乡县根据地和游击区举行救灾公演，连演20余场，收到良好效果，共募捐了小米180石（合1万余公斤）和一大批衣物，全部支援了灾区人民。
三分区部队在武乡、榆社交界的白庄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毁汽车18辆，消灭日军两个中队，生俘日军7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前哨剧团及时创作了河南坠子《庆祝白庄胜利》（辛鹰词，辛鹰、李根源演唱）。为贯彻党中央、毛主席鼓励全党全军增强团结，积蓄力量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的号召，他们又及时创作演出了活报剧《混世魔王》（辛鹰编）、歌曲《抗战好比上大山》（巴比伦词曲）、《七月的太阳照长空》（辛鹰词、巴比伦曲），诗传单《咬紧牙关渡过困难》、《都怨那老日家》（辛鹰编）等。《抗战好比上大山》等歌曲在部队和群众中普遍流传。这期间，还创作、上演了话剧《中国人》（裴光编剧）、活报剧《整顿三风》（辛鹰编剧），歌曲《刺杀歌》（巴比伦）、《投弹歌》、《春风吹来杨柳青》（辛鹰词曲）、《军民生产曲》（孟浪词、辛鹰曲）、《反对敌人抢粮》（辛鹰词、巴比伦曲）。这些戏剧和歌曲，反映敌占区人民的灾难和反抗，为当时的生产、战备、军训等中心工作服务，紧密地配合了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重要作用。
太行三军分区所属几个县，有很多民间演唱形式，如武乡秧歌、襄垣秧歌、黎城落子、辽县小花戏、祁县秧歌等，其中尤以武乡、襄垣的秧歌戏最有影响，节奏鲜明，唱词通俗，生活气息浓厚，深受当地群众和部队的喜爱。前哨剧团专门派人到武乡光明剧团和襄垣秧歌剧团学习一段后，作为尝试，先后把小歌剧《打春桃》和上党梆子戏《劝荣花》改成武乡秧歌上演。《打春桃》由李一晟饰婆婆、牛畅饰春桃；《劝荣花》由牛畅饰荣花，赵富贵饰史蛮，乔书泽饰妇救会主任。后来，剧团还排演了大型秧歌剧《天灾人祸》，在学习传统秧歌基础上，对秧歌的唱腔和伴奏作了一些加工和改进。扮演闺女的乔书泽同志，通过向地方戏曲学习和融化，演唱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创造了襄武秧歌的“乔派”唱腔，得到当地群众的赞赏和承认。尤其她出场前的一声叫板，声音清脆、甜润，台下立即掌声雷动。群众亲切地称她的唱腔为“小乔调”。这个戏的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在襄垣接敌区和武乡蟠龙一带演出时，出现过许多动人的场面。当演到刘庚年父女被困在风雪交加的大山上，无路可走，痛不欲生时，观众纷纷将衣服送到台上，有的还送来仅有的银元，让转给灾区人民。有位观众过分激动，竟把准备自己吃的窝窝头也送到台上捐献。
1941年以来，前哨剧团运用民族民间形式所作的演出尝试，特别是用地方秧歌演出的《打春桃》、《劝荣花》、《天灾人祸》等节目受到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深深地鼓舞着他们更加坚定地走民族大众化的道路。1942年，剧团组织编导和一部分演员再次深入到武乡文艺活动开展得好的农村去，搜集整理民间音乐、舞蹈，研究当地的人情，风俗习惯和语言。李漠、辛鹰等同志还到武乡光明剧团随团流动演出，和演员在一起吃住。李漠同志和光明剧团的张万一、李海水集体创作了秧歌剧《胡春花拥军》和大型秧歌剧《两种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两种作风》被编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辛鹰同志为光明剧团写的两幕现代秧歌剧《逼上梁山》，成为该团的保留节目。李一晟同志也写出秧歌剧《拥军招待所》（该剧1944年曾由太行新华书店出版）。
在向民间音乐学习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建立了适应演出的民族乐队，并积累了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器乐演奏节目，如《张飞买肉》、《小开门》、《小调大团圆》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石岩同志，他对前哨剧团的乐队建设作了突出贡献。他熟悉各种中国乐器的性能和演奏技巧，拨弹乐器和吹笛子尤为特长。有人说：凡是带弦的、带眼的、带锤的、带板的，他都会。这话并不夸张。他热心搜集、研究当地秧歌音乐和民间花腔、小调，以及文武场面的伴奏，并亲自到农村观察“八音会”（民间乐队）举办的红白喜事，向老艺人虚心求教。
那时物质条件很困难，有的乐器买不到，有的乐器买不起。他们只好自己动手制作，并有很多创造，如用剥下来的癞蛤蟆皮、蛇皮蒙二胡，用牛肚子里的一层油皮蒙三弦鼓，作琴弓的马尾是从军马的尾巴上一根一根拽下来的，因为马尾巴对马匹的奔跑起平衡作用，不能在一匹马身上取的太多，有时战场上打死了战马，他们就把马尾收藏起来备用。
1943年3月，根据八路军总部提出的“野战兵团地方化”的指示，三八五旅和太行第三军分区合并。三八五旅战旗剧团也和前哨剧团合并编为三分区宣传队。
战旗剧团是三八五旅领导下的文艺团体。改编前是一支红军宣传队，改编后成了七六九团宣传队。太行山新的三八五旅成立后，这个宣传队改为战旗剧团，调归三八五旅政治部领导。剧团有冯炳、关夫生、许世杰、李俊、赵文义、刘德昌、王知十、宋君璧等文艺骨干，冯炳任团长。三八五旅在冀南平原作战时，剧团跟着在平原地区作战地宣传。这期间，招收了一批冀南及冀中平原的知识青年，来充实文艺队伍，这批青年有朝气、能吃苦，擅长做战时宣传鼓动工作，由于有一定文化基础，艺术上的长进也很快。百团大战开始后，战旗剧团来到武乡，先后在洪水、广志、石门一带多次演出，慰问榆辽战役胜利归来的八路军战士和积极支前参战的武乡民众。
（第七节）战旗剧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