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我们一年来的工作的概括。我们深知无论在执行政治任务，在克服困难等方面，都没有惊人的成就与出奇的创见。但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坚持并且发展了敌后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文化工作。也许我们在鼓舞军民，坚持敌后抗战，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方面；在坚持前进方向，和广大军民一起，与密探、汉奸、汪派、托派、投降妥协派……无情的斗争中，在揭穿敌寇‘以华制华’的阴谋与糖衣毒药的怀柔毒计方面；在打击敌寇汉奸各种无耻卑鄙的欺骗宣传方面，已经尽了一些力量。或许在列宁所指示的教育和组织民众，作为各城之间，甚至作为全国全世界的实际联系的这些任务上，有了些贡献。
在一年战斗中，我们锻炼了自己，但深愧没有宝贵的经验，贡献于广大读者与先进同业者之前。然而，我们以为团结是万事之宝，正确地把握每一时期中的政治方针，正确地解释每一事变，了解广大人民的要求，成为民众的讲台，依靠广大的读者与民众，是一个报纸所万分必要的。
“我们感谢华北军政当局及广大民众与读者，一年来对我们的爱护、帮助与指导。但我们的面前，还拦着不少艰难，首党是物质与技术条件的不够，我们还要求军政当局、广大民众与读者，继续给我们以更亲切更伟大的爱护与帮助，我们深信华北军民的力量是大海般广大与深厚，依靠它是足以克服任何困难的。”
在华北《新华日报》创刊周年纪念时，朱总司令、杨尚昆等领导同志都来参加报社的纪念活动，视察报社各部门和工厂，慰问职工。
在纪念大会上，朱总司令对报纸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报纸天天在和日寇作战。并向全体同志指出：1940年，环境将更加险恶，投降妥协危险依然严重存在，希望你们接受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继续担负起宣传、组织华北一亿军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伟大任务。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使工作与学习打成一片。同时，团结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一面扩大报道的范围，一面严防日寇、汉奸、顽固分子的破坏。
杨尚昆同志勉励报社全体同志说：华北《新华日报》在敌后诞生的一年，是艰苦奋斗的一年。它曾克服了不少困难，突破了各种阴谋，以坚强的姿态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就是在极度困难的敌军大举‘扫荡’的情况下，它也不断努力按期与读者见面。华北《新华日报》的努力，替我们新闻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开辟了敌后新闻事业的新纪录。
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同志在《祝新华日报华北版成立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写道：
你是华北人民的聪耳，一年以来，华北人民凭仗着你，听到了全世界的，听到了敌国内部的，听到了我国全国的，特别听到了华北的一切。管敌寇汉奸如何封锁消息，淆惑听闻，你都能听得清楚。没有你，华北人民将是‘聋子’，没有你，华北人民将在各种胡说八道中不知所从。
你是华北人民的慧眼。一年以来，华北人民凭仗着你，看见了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看穿了敌寇内部，看到了我国抗战的全面，更看明白了华北的每个角落。不管敌寇汉奸如何障碍你的视线，玩弄花样，然而你有‘显微镜’，能辨别细微处；你有‘望远镜’，能看到远大处；你有‘照妖镜’，能使一切妖魔鬼怪真相毕露。没有你，华北人民将是‘盲人’，是‘近视’，或者像看‘万花筒’一样，莫名其妙。
你是华北人民的喉舌。一年以来，华北人民凭仗着你，向世界，向敌国人民，向全国与全华北，说出大家内心所说的而又无法说的真话。不管敌寇汉奸如何武断宣传，任意曲解或花言巧语的狂吠，但是，你都可以替人民申辩、抗议，揭穿敌伪的一切胡说。没有你，华北人民将是‘哑巴’，敌伪将随便狂吠。
“你不只是正确地反映与解释战争，而且正确指导了战争。在党的爱护和鼓励下，《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全体工作人员充满信心，迈进了新的一年，迎接着新的战斗任务……”
在会场最前面坐着的是报社选出来的英雄模范，他们当中有把报纸送过敌人封锁线的交通员，有多次到前线采访的记者，也有制造油墨、打纸版、收发报、绘插图、刻字等各方面的劳模们。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为了表示对《新华日报》的无限忠诚与爱护，工友彭立成同志等自动要求减低每月的薪金，全报馆所有的职工，一律交出了他们一个月的津贴，甚至马夫、交通员、勤务员也在内。他们中还有的把生活中节省下来的菜钱捐献出来，安乐庄村里的农民也把大伙儿凑起来的五元钱捐给了报社，当时正在演出的火星剧团也捐出了十元伙食费。
在落日余晖中，纪念华北《新华日报》创刊一周年文艺晚会拉开了帷幕。
舞台上灯火辉煌，鼓乐喧天；会场上人头攒动，歌声此起彼伏。接着，总部火星剧团、抗大文工团、鲁艺实验剧团，以及武乡光明剧团等文艺团体陆续登台演出……
安乐庄——太行根据地边远的山庄窝铺，一个欢乐、激奋、红火、充满勃勃生机的不眠之夜……
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在武乡期间，召开过两次文化人座谈会。一次是1940年的春节茶话会，一次是同年10月的文化人座谈会。
1939年10月11日，八路军总部由砖壁村迁至王家峪。当时太行军民已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环境相对稳定。八路军总部在这里接待了不少国际友人、援华团体、友军将领、民主人士、文化界名人，领导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生产自救，与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节有利的斗争，同时还组织延安和大后方来到前线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开展了充满活力的敌后新文化运动。
就在轰轰烈烈建设根据地的氛围中，迎来了新的一年-1940年。
年后的2月8日，正是农历的春节，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这天没有一丝风，暖融融的太阳照在欢乐的山村。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在野政驻地下合村召开了文化、教育工作者座谈会。
（第三节）太行文化人座谈会
座谈会的会场设在杨金凤家这所普通的农家四合院子里，院中间摆了两张四六方桌，桌子上摆了一些茶碗。桌子周围，在长条凳、圆板凳上架了一些供与会人员坐的条板。实际上举行的是一个春节茶话会，热烈欢迎从延安来到华北前线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太行根据地的37名文教精英，济济一堂，有说有笑，驱散了初春的寒气。
在这之前，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等领导人，已向画家们发出了艺术服从政治，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号召。木刻工作团的同志们，深入战地生活，把上述口号变为实际行动。他们虚心向民间艺术学习，进行了采风活动，创作出《军民一家》、《坚持抗战》等新年画和连环画。
就在这一天，朱总司令和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陆定一等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会的文艺工作者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胡一川、彦涵、罗工柳、杨筠、华山和前方鲁艺校长李伯钊、抗大文艺工作团的徐懋庸、任白戈以及八路军总部的孙泱等，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也应邀参加。
座谈会上，朱总司令热情地鼓励这些日夜战斗在抗日前线的艺术家们，进一步运用文艺这个武器，开展对敌斗争工作。他说：抗战要文武两条战线并肩作战，甚至笔杆子要超过枪杆子，先搞好文艺宣传，才能发动起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陆定一同志回顾了鲁艺木刻工作团从陕甘宁边区来到太行山期间，如何发挥艺术在抗战中的作用。同时，他向与会文艺工作者提出两个基本口号，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融合，创造出新的抗战文艺。他又有针对性地指出创造新文艺必须遵循的途径：第一，融合外国艺术和中国艺术，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第二，采用民间艺术形式，深入群众，学习传统艺术，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同时改变艺术形式。陆定一同志认为，这种艺术的产生，将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有待艺术家们在抗战实践中努力。
会毕，朱德总司令，陆定一副主任等总部领导人，宴请了与会的艺术家们，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同年10月19日，晋东南文化界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太南、太北、太岳等区代表60多人、来宾10多人。第一日，沉痛纪念鲁迅先生的逝世，由任白戈报告鲁迅先生的思想、生活、斗争诸问题。下午，由徐懋庸讲演如何推进研究学术问题。第二日，因战争关系，原定报告晋东南文化教育工作总结，未能进行。会议选举华北新华日报社、抗战生活社、民革社、冀西公报、文协、中苏文化分会为团体代表；杨秀峰、徐懋庸、任白戈、李伯钊、朱光、刘岱峰、高沐鸿、杜润生、安岗、刘稚灵、郝汀、王振华、王韦、崔玉庭、史纪言、吴静涛等为执委。会议于21日闭幕。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中，对抗战初期敌后新文化运动的动向作了这样的评价：
敌后文化第一个形态是农村的。敌人军事侵略与奴化政策的并行，使我城市文化基础破坏殆尽，学校、图书馆、印刷厂被焚毁，青年学生与文化人流离失所，但由于文化的物质条件与文化人部分流入乡村，尤其是抗战的政治领导力量与活动范围转入乡村，乡村必然战胜城市，所以文化运动便具有写农村的特点。
敌后文化的第二个形态是战争动员的。抗战初期的对敌斗争，以军事为最主要，民族武装自卫，成了全中国人最紧急的任务。所以动员民众参战，提高民族意识，奖励民族节义，坚持抗战，坚持民族神圣战争，都成为文化上的主要内容。
敌后文化的第三个形态是统一战线的。敌人的侵略号召了全中国。中国各阶级与阶层，都有自卫的任务。在政治上要求发动全民力量，团结各阶级，在文化上便要求承认自由思想，相互批评的原则，以造成思想上的统一战线。敌后正是这样进行号召的。
敌后文化的第四个形态是面对敌人的奴化宣传作肉搏战的。敌人奴化政策之厉行，欺骗、怀柔、小恩小惠之实施，以及新民学会大量的建立与‘王道’的欺骗宣传，都给了我们以紧急回答与粉碎它的任务，向这些目标实行攻击，正是敌后文化最新鲜的血肉。
“敌后文化第五个形态是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的。正如全国文化所走着的道路，敌后文化是更有条件的走向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道路。我们抢救民族最具有热诚，我们有民主自由，我们爱科学的真理，我们拥护大众，所以我们总的道路是走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道路。”
这也就是说，抗战初期，敌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就是在以上的环境与方针下开始我们根据地文化的工作的。
这两次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号召和发动了太行山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一切文艺工具和手段，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对推动华北敌后文艺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
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由于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时期“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的帷幕。
这次国民参政会通过的《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它是在合并讨论有关宪政问题的七个提案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七个提案分别是：国民党参政员孔庚领衔的《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的《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中国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张君劢、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共同领衔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中华职业教育社参政员江恒源领衔的《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体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救国会参政员张申府领衔的《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领衔的《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张君劢领衔的《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
（第四节）晋冀豫区新闻界宪政促进会成立
据《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议事纪录》，此次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包括议长、副议长，共为128人，而在七提案上领衔及连署者，则共达274人次。可见，上述提案确实反映了诸参政员的共同愿望。
“几年来，各党各派及全国民众所热烈注意的问题，在此次大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今后政府付诸实施，必能使中国政治走上一新的阶段。这是令我们感到无限兴奋的事情。”这是当时重庆最具人气的报纸《新蜀报》在社论中的结语。就连蒋介石先生在大会闭幕词中也认为“本届会议以此案为最重大之贡献”。
中国共产党也对这些提案和决议给予了充分肯定。会议之后，陈绍禹向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所作的《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报告中，指出：参政会的成绩之一，就是“通过了许多巩固团结推动加强抗战力量的决议”，而“这些决议当中，第一个意义最重大的，当然是关于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及集中人才改革行政机构的这一决议”。
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闭幕后，轰轰烈烈的宪政宣传与宪法讨论，便迅速在各地展开。重庆、成都、桂林、云南、贵州、安徽、浙江、广东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宪政研究团体，就连孤岛上海，民众对于宪政的要求也出现白热化，大家深信只有彻底实施宪政，抗战才会胜利。
在陕甘宁边区，自1940年1月起陆续成立了新闻界、妇女界、青年界宪政促进会，在此基础上，2月20日又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是在这次成立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在华北根据地，也相继兴起宪政运动。
1940年3月29日，晋冀豫区新闻界宪政座谈会在武乡召开，本区内的各报社、杂志社、通讯社等代表50余人到会。介休、沁源、屯留等地的代表，虽然有敌人控制的白晋铁路阻隔，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冲破封锁，赶到武乡参加会议。大会选举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朱德、彭德怀以及国内颇有影响的沈钧儒、邹韬奋、范长江、吴克坚等人为名誉主席团。选举何云、陈克寒、张鱼、蒋慕岳（江牧岳）等为主席团。大会首推何云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阐明目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以及敌军“扫荡”敌后根据地的新特点，和我们应有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