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曾遭到红军的奋勇抵抗。9月，国民党军攻占黎川，准备进攻广昌。周嵒的第六师在黎川东北的洵口等处与红一方面军遭遇战中遭到惨败。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红军在洵口获胜后，没有采取待机而动，在内线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而是到外线攻打敌人的坚固据点，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和"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屡遭失败，继而又主张"全线防御"，变成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同敌人拼消耗，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蒋介石被迫调兵南下，正是红军在闽北、浙南伏击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当时，毛泽东曾提出红军应乘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援浙江，粉碎敌人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拒不接受，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予配合出击，反而把红军主力调去攻打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结果，蒋介石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又集中全力进攻中央苏区。1934年初，红军在康都、建宁、泰宁地区与敌人相持数月，节节抗击，不能取胜，被迫后撤。3月，国民党军主力向广昌进攻。其他各路也协同出动。在4月10日至28日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兵力的1／5。国民党军继攻占黎川后，又攻占了广昌。
广昌战役后，国民党军兵分六路向根据地进攻。"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者，依然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用分兵把口来对付敌军的多路进攻，以致无法阻止占优势的国民党军的推进。国民党军先后攻占了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红军苦战一年，仍未打破敌人的"围剿"，受到了很大损失。这时，毛泽东再次提出，红军应该毫不迟疑的转变战略方针，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是"左"倾领导者，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长汀、宁化、瑞金、雩都（于都）等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国民党军遂占领了中央苏区。留在根据地的红军余部，转入艰难的游击战争。
福建事变
在南京国民政府绞杀了北方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1933年11月20日，南方又发生了福建事变。十九路军高级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及第三党领袖黄琪翔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建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十九路军从上海抗战前线奉命撤退，即被调往福建去和红军作战，屡遭失败，该军将领觉悟到"剿共"不是出路。
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汉年）在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以互助合作为原则，恢复商品贸易；福建方面，释放政治犯，赞同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的活动，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等。至此，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已初步形成。
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由香港到福州，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邓世增、沈光汉等人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政纲、政策以及军事、财政等问题。决定20日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有关宣言、政纲草案；决定派李起恒、叶少泉分别接收福州、厦门两地中央银行，以防南京国民党政府断绝财政。
同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声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侮"；劝陈铭枢"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11月19日，陈铭枢电复蒋介石，表示："决非他人挑拨所能离间，亦非一时误会所能隔阂‘，"所见不同，自唯有各行其是"。陈铭枢正告蒋介石："公自信有谋国之忠诚，何不于国民共怒之前，自决其进退！"月20日，在福州隆重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全国25个省、市、地区和华侨代表80余人，以及十九路军官兵、福建省福州市各机关团体及群众数万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推举黄琪翔、徐名鸿等17人组成主席团，大会总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李济深、陈友仁、余心清、蒋光鼐、蔡廷锴等15人相继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告大会的宗旨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大会认为"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豪绅、地主之反革命政府，且为全民族最可耻之巨敌"。"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特宣言："（1）否认南京反动政府；（2）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3）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在经济方面，大会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大会通过了《福建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案》、《组织人民政府案》、《制定新国旗案》等12项决议案，代表大会还发表《告民众书》。大会议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废除中华民国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福州；国旗图像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五角黄星。代表大会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心清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以李济深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任外交部长，蒋光鼐任财政部长，徐谦任最高法院院长；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
福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主席李济深及委员宣誓就职。发表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成立宣言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和黑暗统治之后说："此皆蒋中正等祸国残民之末节，然全国人民已莫不切齿痛恨。对于蒋氏政府之存在，已不可一日容忍，对于新政权成立之要求，已不可一日延迟。"人民革命政府向全国宣布自己的使命是：（1）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独立自由之国家；（2）消灭反革命之卖国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3）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力；（4）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5）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根据政府组织大纲任命了各方面的负责人。人民革命政府改组了军事机构和部队，设置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辖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和七个军、两个空军大队。以蔡廷锴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向闽浙边界推进。同日，福建人民政府发布人民政纲——最低纲领18条。大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制裁没收有危害中华民族利益之外资企业；整理新旧外债，凡祸国之政治借款，绝对否认；实行外贸统制；厉行关税自主；开放政权；各民族一律平等，确认民族自决；确定人民身体、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出版绝对自由；实行普选；废止一切苛捐杂税；耕者有其田，计口授田；严禁高利贷；取缔奸商；改良农工生活；厉行教育普及；实行征兵制等。
与此同时，胡汉民、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电复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于19日电中陈述的及时响应发动反蒋事变，"一致动员，兴讨逆之师"。胡汉民等在复电中称：对李、陈等"揭橥讨贼，期伸正义于天下"，表示"至所同情"，但对其"宣言脱离中国国民党，废止青天白日旗"，"公然以推翻党治，组织农工政府为号召"，则认为是"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为患无穷"，表示"不忍苟同"，要求李、陈等"本历来护党救国之精神，幡然改图"。
在此期间，11月21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李章达、徐谦、戴戟等联名通电，宣告自11月20日起，脱离国民党，另组生产人民党（简称生产党），由陈铭枢任总书记。生产人民党的主要成员有十九路军中级以上军官，神州国光社成员以及少数华侨等。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于11月27日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条约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及不得驻军的"中立区"，并对双方之间的通商、交通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此后，福建人民政府给苏区运去大量的食盐、布疋、药品、军械等紧缺物资，实际上解除了南京当局对苏区的经济封锁。福建人民政府还下达了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的命令，镇压了蓝衣社特务的活动，颁布了《大赦令》，使包括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内的150余名政治犯获释。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汪精卫等大为恐慌。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在福建人民政府建立伊始，蒋介石便在《告十九路军将士书》中，指责其"联共勾日"、"毁党叛国"，煽动十九路军官兵"坚持剿匪之原有阵线，毋见挠于乱命"；命令各有关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魁日敉平"，并"严密防范，消弭祸端"。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的党籍；中政会决定褫革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各职，褫夺蒋光鼐本兼各职。南京政府还调集蒋鼎文的第二路军、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和卫立煌的第五路军共15万人，开拔入闽。蒋介石亲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海军由沪抵闽，向福州进攻，并连续出动飞机轰炸漳州、泉州、福州；同时派人到两广去活动，拉拢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进攻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还派人去日本请求日本出兵援助，日本侵略者随即派军舰协同蒋军占领厦门；蒋介石还派人潜入福建，以金钱、官职收买十九路军军官，从内部进行破坏。
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福建人民政府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不但不去联合他们共同抗日反蒋，反而号召福建的工农群众去"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以促进第三条道路寻找者的破产"。中共临时中央在军事上也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
在蒋军重兵的包围进攻下，第十九路军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经反复争夺，蒋介石的部队于1934年1月上半月，先后攻占延平、水口、古田，1月16日进驻福州。福建人民政府迁到漳州，十九路军总部迁设泉州，力图坚持斗争。但由于在蒋介石的军事高压下，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内部各派之间矛盾加剧，思想混乱，军事部署无法定夺。1月21日，十九路军重要将领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通电，"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致使泉州、漳州失守。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黄琪翔等人感到大势已去，相继离闽，转赴香港。1月30日，蒋介石下令取消十九路军。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遂告失败。生产人民党也转移到香港，之后，即告解体。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却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其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
12月，著名学者、中国现代甲骨学家董作宾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
该文初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又，196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附册，收入1977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的《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二册。
董作宾，河南南阳人。1923年人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在1928—1934年间，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后来专门从事甲骨学的研究。1931年他在《大龟四版考释》文中，首先提出以"贞人"推断甲骨文的时代的断代方法。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文中，他全面地论证了甲骨文断代学说，将《大龟四版考释》文中提出的八项断代标准，进一步确定为十项分期标准，从而使甲骨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该文将殷墟出土的殷代甲骨文区分为五期：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包括盘庚、小辛、小乙）；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分期的标准有十项：
世系。作者综合前人的考订及新近所识，对照《殷本纪》，列出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图。
称谓。即：祀典中祖、妣、父母、兄的称谓；祖妣合祭；主祭者与被主祭者称谓图。
贞人。贞人即史官。贞人集团，又分作五期。
坑位。分为五区。
方国。武丁时的方国有苫方、土方、井方、儿伯、羌，肃、戊等国；帝辛时期征人方。
人物。作者认为，各时期的人物（史官、诸侯、小臣等）不同，因而可作为断代的标准。
事类。各方占卜之事类有不同，也可作为断代的一个标准。
文法。列表举出五期卜辞文法之不同。此外，还列出各期句法及常用词之不同。
字形。列出干支字体及常用字字形之变化。
书体。分为工具、款式、作风三项论述。在作风一项，又分为五期，列出各期之特点。
总起来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将殷墟出土的10多万片甲骨文，区分为前后五个不同时期，不但可以探讨甲骨文字体、文例的变化发展，而且对研究商代后期各阶段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和修正之处，但基本上还是适用的。迄今，学者们在甲骨文分期断代方面，尽管有粗、细之分，也存在不同看法，但都仍以董氏的"五期说"为基础。他还根据甲骨资料，探讨殷代年历之学，著有《殷历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