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出席完第八届国际工联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的朱学范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会面，提出今后希望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共同参加国际工会活动。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主动提出拟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劳协。12月8日，劳协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学范当选为理事长。年会同意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劳协的团体成员。
抗战进人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更加独裁与专制，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权利被剥夺殆尽，工人群众的劳动条件也日趋恶化。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制定了方针：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认真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另一方面实行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把工人团结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并于工作中注意解决工人失业、饥饿问题。
3月30日，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四届年会，陕甘宁边总工会张晓梅出席了会议。年会修改了会章，改选了理监事，并通过了劳协章程。大会宣言为劳协工作提出三大任务：（1）号召全国工人提高技术，增加生产，增强抗战实力，争取抗战的胜利；（2）加紧国际劳工联系，以期迅速击溃德、意、日法西斯，重建世界战后新秩序；（3）改善工人生活，注意生产安全，提高劳工福利。此次年会的召开，进一步增强了劳协内部的联共抗战力量，确定了保护工人利益的斗争与促进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劳协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中一股坚强的力量。
抗战时期中国劳动协会有了很大发展，1935年成立时有会员10万人，1939年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时，会员增至50万人，1943年夏增至59万人。劳协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了多项工作，其中主要有以下几项：
技工内迁和救济沦陷区技术工人。
沦陷区技工内迁是保障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前提，劳协委托中华全国邮务总工会具体组织这一工作，派人到与沦陷区接壤的安徽省界设立招待所，接待来自沦陷区的技工，并负责将他们送到重庆或其他城市参加工业生产。从1943年到抗战胜利，劳协从上海、天津、香港等沦陷区先后资助了4130余名技术工人到后方参加战时生产。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中，劳协拨专款派人前往贵阳、独山一带设立招待所，并在贵阳至重庆沿途设立临时接待站。这段时间内有9551名技工受到援助，其中一部分内迁至后方参加生产。
举办工人福利事业。
抗战时期工人生活极为恶劣，劳协利用美国工会的捐款，举办了一些工人福利事业。1943年在重庆的工业区猫儿石成立工人福利社，接着在龙头浩为码头工人办了服务站，随后在重庆数个工业区先后举办工人福利社。福利社一般设有茶室、理发室、图书室、俱乐部、诊疗所等，1945年一年中重庆各福利社参加各种活动的工人达54.7万多人次。除重庆地区外，劳协在成都、西安、洛阳、桂林等地也相继举办工人福利社。为解决女工困难，劳协还在重庆、成都、宝鸡等地女工比较集中的工厂区开办托儿所，免费收托女工的婴、幼儿。
发挥劳工文化补习学校教育、团结和组织工人的作用。
为提高工人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从1944年起，劳协在重庆地区陆续开办了49所劳工文化技术补习学校。为方便工人上学，学校大多设在工厂里面。补习学校的教师，多数由劳协选聘，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近共产党的青年，有民主同盟盟员。工人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不但提高了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劳协也因此吸收了新的会员，壮大了力量。
招募工人去缅甸、印度支援盟军作战。
为配合盟军的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劳协接受委托在重庆招募青年工人去缅甸、印度支援盟军作战，担任军需运输工作。除负责招募外，劳协还为应募工人的家属发给补助费；设立应征工人服务处照顾他们的家属。招募出国的青年工人有3700人，为中国驻印度军队和盟军击退缅甸北部日军，打通中印陆路交通线，运输军需物品，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劳协理事长朱学范为组织统一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大会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初，世界工会代表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之前，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即向会议秘书处提出派代表参加的申请，周恩来也托人带信给劳协，希望边区总工会与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参加世界工会代表会议。朱学范、易礼容等一致同意这项建议，但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朱学范就此于4月14日在重庆接见《新华日报》记者，明确宣布他坚持今后在国际活动中将与边区总工会采取一致行动，随后他又给政府社会部写了报告，再三申论与边区总工会一致行动的理由，但仍未得社会部首肯。
劳协接到世界工会大会秘书处要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的通知，7月，朱学范、易礼容前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见王若飞商谈此事。9月9日，周恩来写给朱学范一封亲笔信，推荐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作为边区总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朱学范向社会部交涉，但遭百般刁难，随后转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力争，并以劳协不参加巴黎大会相要挟，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勉强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团。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的成立，是劳协坚持全国工人阶级统一团结，坚持反对分裂中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胜利。在世界工会大会上，邓发代表中国工会代表团发言，申述了中国工会创建新中国、保障工人各种自由权利的八项主张。在这次大会上，朱学范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理事会理事。
抗战胜利后，劳协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45年10月，全体解放区工会80多万会员的加入，使劳协的群众基础大为增强。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工人失业率极为严重。为保障失业工人基本生活，劳协又将精力投入了反失业斗争。
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是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会议所取得的五项协议，是得到国内多数爱好和平者所拥护的。劳协则为保障政协的顺利召开及维护五项协议与国民党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国民党特务在各党派重庆沧白堂纪念讲演会上大肆捣乱，劳协干部与群众以热烈响亮的掌声压倒特务的胡乱怪叫，会后又掩护王若飞等大会发言人安全离去。2月10日较场口事件中，当大会主席章乃器、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被国民党特务殴打时，劳协的队伍便上前保护他们。事后陈立夫等人恐吓劳协，然劳协不为所惧，与其展开针逢相对的斗争。国民党见威胁不成，便于8月6日武装接收了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机构，并强行逮捕劳协工作人员及住在工人福利社的失业工人等总共38人，随后，劳协在成都、西安、宝鸡、开封、洛阳、桂林等地的办事机构和福利设施亦先后被强行接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更坚定了劳协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朱学范于11月18日公开发表《反对排斥解放会出劳协和反对伪国民大会的声明》，随即离沪赴港。声明发表之后，劳协便与国民党当局全面决裂，不久，劳协总部迁至香港。为继续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劳协总部与在上海、武汉、湖南、广西等地的劳协积极分子密切联系，派了一批干部到各地深入工作。这些派往各地工作的劳协同志，有的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有的直接接受香港劳协的任务。他们积极密切联系工人群众，为迎接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解放区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工会的代表，济济一堂，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迎接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的总行动目标下空前团结的大会。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协成为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一个工会团体。此后，中国劳动协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协会员，广泛开展了为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斗争。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宣告中国劳动协会结束。
中国劳动协会从1935年2月成立到1949年11月宣告结束，奋斗了14年之多。它在为中国工人团结统一的斗争中，在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在为国际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战争和加强团结的斗争中，都做出了贡献。
瞿秋白被捕殉难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开始主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工作，在此期间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王明主持中央事务之后，瞿秋白遭到"左"倾机会主义的打击，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后一直到1933年底，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下，瞿秋白不顾身体虚弱、病魔缠身，同鲁迅一起领导中国革命文化运动，领导左联开辟文化革命第二战场。在此期间，瞿秋白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文学的特殊爱好、深厚造诣与杰出才能，通过大量的艰苦工作，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了大量的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以及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还撰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倡导大众文艺。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来到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虽受时间与条件的限制，很多工作未得展开，但在瞿主持期间，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此外，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的同时，瞿秋白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他不但坚守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还在长征开始后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把《红色中华》报办到了最后一期。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瞿秋白因身患重病不能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围剿"之中，瞿秋白在福建濯田地区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和红军干部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
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瞿秋白咬紧牙关，拒绝吐露实情。他只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是江苏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随后又入医学院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被红军俘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长征后，他携款逃离瑞金，不意被国民党军发现俘虏。在逼供过程中，瞿秋白还巧妙地掩护了张亮和周月林。押到上杭监狱之后，负责人钟绍葵见此案并无收获，便告诉瞿秋白向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如确实证明与共方无有瓜葛，便可予以开释。为了脱身，瞿秋自当即以林琪祥的名义给上海的鲁迅、周建人以及妻子杨之华写了信。
正在鲁迅、杨之华等人准备营救瞿秋白之时，事情发生了不利的变化。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妻子被俘，供出了瞿秋白、张亮等人在濯田已被俘虏的情况。获知这个消息后，将获释放的瞿秋白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已保释的张亮与周月林又被重新收押。为保全自身，张、周二人向钟绍葵指供，林琪祥即中共中央前总书记瞿秋白。三十六师利用早已被俘投降的叛徒指认，瞿秋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蒋介石的嫡系，对瞿秋白的为人与学问极为仰慕。为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宋希濂对瞿给予生活优待，自他以下的大小军官都尊称瞿秋白为"瞿先生"。面对心地阴险却面带和气的敌人，瞿秋白沉着应战，不卑不亢。瞿自幼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印，那些军官胸无点墨，却又附庸风雅，纷纷前来求诗索印。瞿秋白索性乐得消遣，对求诗索印者一概来之不拒。狱中诗词，有表现革命理想情操的一面，如他在赠给狱医陈炎承的一幅照片上写道："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在瞿秋自看来，有的人虽生已死，因为他是只有躯壳而无灵魂的行尸走肉；有的人虽死犹生，因为他足一个不死的灵魂。当然，由于瞿秋白毕竟是一个多愁善感、诗人气质浓厚的人，所以他的诗词中又有着抒发悒结消沉思想的一面。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并未向敌人表示任何的屈服。
瞿秋自从被俘到5月，3个月过去了。在此期间，尽管敌人软硬兼施，煞费苦心，但未从瞿秋白口中捞到任何东西。由于瞿秋白身份特殊，他们不甘心就这样放弃机会，于是，南京中央党部陈立夫派中统局王杰夫、陈建中等人到长汀作说客。王杰夫是陈立夫的亲信，任中统训练科科长，并负责领导"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作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陈建中是1933年"转变"过来的中共叛徒，不久前刚正式调任中统局行动科干事。陈立夫派此二人前往，可见国民党对瞿秋自案的重视。临行之时，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告诉他劝降瞿秋白的重大意义，并布置了此行的任务。王杰夫、陈建中二人在旅途之中，又特别拉上了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和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他们一行4人于6月中旬抵达长汀，在与瞿秋白谈话之前，首先商定了一个详密的劝降方案。据朱培璜交代：一是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瞿秋白；二是以中共中央干部的叛徒顾顺章等投降敌人以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子来"攻心"。谈话进行了多次，除了王、陈、钱、朱4人之外，三十六师政训处处长蒋先启等也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