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法院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等人决定改变第一次公审时一问一答的和平方式，准备把法庭当讲台，理直气壮地宣传全救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以扩大抗日救国的影响。在法庭上，沈钧儒态度从容，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救国会是合法团体，说明救国会的主张及目的，阐述救国无罪的道理。章乃器以审判长是否主张抗日的反问使审判官无言以对，随后借机畅谈抗日救国的主张。第二次审判共持续了7个多小时，最后以检察官恼羞成怒、大吼要依法起诉而草草收场。
为营救沈钧儒等7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在狱外发起了"救国人狱运动"。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诸青来、彭文应、张定夫、胡愈之等16人联名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具状，要求以"爱国罪"入狱"羁押"。26日，宋庆龄等16人又向上海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并发表了《救国人狱运动宣言》。他们指出：7位先生已为爱国而入狱，我们也愿和他们一起为爱国而入狱。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钧儒等，我们要使世界知道：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7个，而是千千万万个。这一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上海电影界著名导演和演员、文坛作家、大学教授、大学生、职员、工商业人士等都纷纷签名要求爱国入狱，7月5日，宋庆龄等带着简单行李来到苏州，要求江苏高等法院予以收押。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被迫出面接待。他们支支吾吾，既不敢说爱国有罪，又不肯将他们收押，最后以宋庆龄等无犯罪证据而推拖。于是，宋庆龄等当晚返沪，决定提出证据后再行听候传押。中外进步报刊均以显著地位报导了宋庆龄等赴苏州请求收押审讯的经过。在国内外进步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骑虎难下，既不能将沈钧儒等无罪释放，又不敢贸然判罪。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的呼声遍及全国。南京国民政府也展开了对日本侵略的抗击，故而对七君子事件已难以继续审理。7月31日，国民党当局授意江苏高等法院将沈钧儒等停止羁押，具保释放。但救国是否有罪一条，并未了结，直至1939年1月26日，才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宣布撤回起诉，在法律程序上宣告了结。
西安事变
继侵占东三省及热河省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1935年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集团，在日军步步进逼的侵略面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则疯狂"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蒋的错误政策，不但遭到中共及民主党派反对，就是国民党内的爱国官兵也对此深为不满。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之下，终于导致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的发生。
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抗日成为国内首要任务。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出党的策略"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实现上述任务，中国共产党对处于进攻陕甘苏区前沿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把他们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至关内，东北三省很快沦入日军手中。1933年热河失守后，张代蒋受过，辞职赴欧考察。1935年张又奉命率东北军前往西北，参加对陕甘红军的进攻。自9月发动攻击始，不到3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损失了一一○、一○七、一○九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东北军到陕甘"剿共"接连失利，损兵折将的严酷事实，使张学良认识到"剿共"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要解国难、报家仇必须另寻出路。于是，他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办法。
中共自瓦窑堡会议以来也一直在进行争取张学良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工作。东北军一一。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自愿承担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的艰巨任务，从1936年1月起沟通了红军和东北军的联系。2、3月间，中共派李克农两次前赴洛川，先后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4月初，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延安与张会谈，双方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定。延安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对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也在同时进行。杨虎城早期与中共有过接触，对中共也有所了解，奉蒋命"围剿"陕北红军过程中兵力受挫且不得蒋体恤，对蒋挑拨张杨关系，希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两败俱伤的卑劣行径也极为忧心与不安，此外，杨虎城还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故此，中共对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相对顺利。其工作分三方面进行：一是由白区地下党组织发动的，由南汉宸负责，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第十七路军；二是陕北中共中央直接派人与杨会谈合作抗日；三是1936年4月，中共中央调当时在德国的与杨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杨虎城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
中共对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是分别进行的，但也十分注意两军关系的改善。在联共抗日的目标之下，张、杨也都有改善两军关系的愿望，并都为此做出积极努力。二者互派代表与对方联系，杜斌丞、杜重远等人以及两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也为两军团结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多方努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一些误解逐步消除，两军的团结日益增强。为培养抗日力量，他们在西安城南王曲，联合举办军官训练团。东北军还成立了抗日同志会与学兵队。这样，至1936年秋，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三位一体"局面开始形成，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这就为张杨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提供了司能。
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月，策划和部署"剿共"内战。10月30日，张学良与阎锡山一道向蒋谏诤，建议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断然拒绝。11月下旬，张为营救"七君子"再次赴洛阳向蒋诤谏，不但被蒋拒绝，且遭严厉训斥。
蒋在洛阳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后来到西安，督监张杨继续"剿共"。7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谏蒋介石。两人争论了两三小时之久，张声泪俱下，蒋则大发雷霆。9日，西安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劝说学生们回去，一星期内给他们答复。当晚，张向蒋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仍为蒋拒绝。张、杨见苦谏不成，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并作了具体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11日午夜，张、杨分别召集两军将领，宣布捉蒋决定及计划，并把"兵谏"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由张、杨一起坐镇指挥。
12日清晨四五点钟，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孙铭九等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守卫士兵展开激战。蒋介石在慌乱之中，在侍从人员帮助下，越墙受伤，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躲藏，捉蒋部队迅速搜寻，于天亮前发现了蒋，立即将他解送到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很快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交通、通讯等要害部门，并扣押了蒋介石的二十几名军政大员。随后，张、杨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委，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定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在扣押蒋介石后，除公开发表通电外，采取了如下一些军政措施：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设计委员会，对张、杨负责，研究张、杨交办的事项；集中军队，准备迎击何应钦发动的军事进攻；释放政治犯，清除内部坏分子；派代表前往各地，争取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与支持。此外，张、杨于事变当天，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西发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西安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
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何应钦以及以力行社、复兴社为核心的黄埔系等，主张武力讨伐西安；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为了蒋介石安全起见，反对讨伐派的主张，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讨伐派调遣大军，逼近潼关，并扬言炸平西安；宋美龄等则严厉阻止讨伐派的军事行动，并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两派之间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英、美两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对日本的侵略华北早已不满，深知中国内战爆发后，只会对日本更为有利，南京政权也有落入汪精卫、何应钦等人手中的危险，故积极赞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对何应钦等人的军事行动极为支持，企图把事变引向国民党与张、杨、中共之间的大规模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面前，中共经过一段短暂的探索之后，毅然从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对于张、杨给予同情和实际帮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为贯彻此方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应张、杨的邀请，14日由保安（现志丹县）出发，赶赴西安参加谈判。16日到达西安。随后，周恩来立即与张、杨开始会谈。张、杨对蒋发动"兵谏"的唯一目的，是迫使他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故此，张、杨对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一拍即合，并且磋商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
与此同时，宋美龄所派遣的曾做过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顾问的端纳，于12月14日飞抵西安。端纳向蒋代转了宋美龄的亲笔信，并转达了宋氏兄妹的意见。随后，于当日晚致电宋美龄，报告蒋在西安平安无事，并告之张学良甚盼孔祥熙、宋美龄米西安谈判。经端纳的解释和劝说，蒋发现张、杨无危害他的意图，态度遂稍有缓和。17日，蒋给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3天的手令由蒋鼎文带往南京。何应钦不得不下令于19日6时前暂停轰炸潼关。
下午2时，宋子文飞离南京，次日上午由洛阳飞抵西安。’宋子文向蒋报告南京情况，递交了宋美龄、‘孔祥熙写给他的信。陪宋来陕的郭增恺在与杨虎城的会见中，得知张、杨发动的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知晓了中共对西安事变持和平解决方针。郭将一切向宋报告，并代转周恩来对宋的言语：中共未参加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改变政策，抵抗日本侵略，中共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宋子文飞返南京，向宋美龄、孔祥熙等报告西安之行的收获。次日，宋美龄在宋子文陪同下从南京起飞，经洛阳飞往西安，受到张、杨热情的接待。在西安期间，宋美龄为了在释蒋问题上取得中共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在23日和24日两次会见周恩来并进行了长时期的谈话。周向宋申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宋则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宋美龄、宋子文的到来，使蒋介石同意了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至24日，达成了六项协议：（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的救国方法。蒋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作书面签字，回京后分条逐步实施。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对此表示同意。24日晚，周恩来到蒋的住处与蒋见面，说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蒋表示同意谈判的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继续谈判。至此和平谈判获得初步胜利。
蒋介石答应了和谈的六项协议后，在什么条件下释蒋，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张学良主张无条件释蒋，中共、杨虎城及张、杨的部下均主张有条件释蒋。24日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的高级将领联名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提出：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并且首先必须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宋阅信后大惊，蒋介石、宋美龄也吓了一跳，让宋子文立刻去找张学良想办法。
面对来自宋氏兄妹与西安方面的双重压力，张学良担心时久多变，决心尽快放蒋。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未与杨虎城商量，便拉着杨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赶往机场。蒋为了尽快离开，登机前又向张、杨重申了他所答复的六项协定，保证今后不再打内战。张学良在机场临时写了一个手谕，请杨自25日起代理他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从杨和于学忠的指挥。随后，张学良护送蒋等一行离开西安。周恩来闻讯后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蒋回到南京后即背信弃义地扣押了张学良，在12月30日至1937年1月4日的5天内，对张学良搞了所谓"军法会审"、"判处徒刑"、"褫夺公民权"，最后又"特赫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等一套骗局。结果，张学良被囚禁终生。
蒋介石迫害张学良的同时，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也施加压力。张被扣押后，东北军中年轻气盛的军官，因意见不一险些造成自相残杀的惨事。经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的多方调解，方才化险为夷。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宣告了国内十年内战局面的结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必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