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要求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这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或者影响国家建设的发展，或者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
可见，"一五"计划的这些指导思想，吸取了中国自己的经验，借鉴了苏联经验，是一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建设计划，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思想原则。
禁毒运动
鸦片，俗称大烟，英国殖民主义者自17世纪侵占印度后，即将大量鸦片运销中国，实现其毒害中华民族达到侵略的罪恶目的。据英国官方统计材料，1837年7月至1838年6月，中国从英国的进口商品总值是560万镑，而鸦片就占60％。1800至1838年，英国鸦片贩子把42万多箱鸦片运进中国，从中国夺走4亿银元。1835年，我国吸食鸦片烟者约达200万人以上，以后逐年增加。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鸦片烟毒吞噬中国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迫使英、美鸦片贩子交出鸦片200多万斤，在虎门海滩公开销烟，大张中华民族的志气。1840年6月，英国帝国主义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于1842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鸦片走私就成了合法贸易。于是，英、法、德、日、荷兰、美等国竞相向中国输入鸦片，烟毒便在中国大肆泛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强迫农民将良田种植鸦片，公开地制造贩卖，到处开设土膏店、白面房，吸毒者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也宣传禁毒，但只是做官样文章，明禁暗不禁。国民党大批军政官僚人员利用职权通过铁路、航空、轮船、邮局操纵运毒，坐发横财。许多大毒犯得到了军警特务机构的保护，广开毒源。他们有的收买反动军警武装持械押运；有的自辟运输线，沿途专人护送。烟毒交易"一本万利"，官僚、奸商经常贩运。因此，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形成广为种植罂粟，城乡普遍吸毒的局面。比如，解放前夕，贵州省的1400万人口中，吸食鸦片约300万人。贵阳市解放前夕人口约23万，吸毒者约4万，烟馆2000多家。遵义城解放前夕人口约6万，烟馆400多家，烟味充斥大街小巷，被称为"烟毒世界"。据初步统计吸食鸦片烟毒的烟民，全国约有20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4.4％。众多的烟民不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神魂颠倒，甚至道德沦丧，进而沦为盗匪、娼妓。残留中国大陆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通过制毒、贩毒获得巨款，充作匪特的活动经费。烟毒的蔓延也成为新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腐化变质的触媒。吉林省蛟河县县委书记与一名毒犯合伙贩毒牟利，从而诱使该县主要领导干部成为一个贪污集团，烟毒摧毁了共产党的整个县委。
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使命感，决心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彻底根除烟患，医治旧中国的痼疾。
全国禁毒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51年底。这一时期是禁烟禁毒全面开展时期。各地人民政府为了人民利益先后制定了禁毒办法、布告、指示。南京市于1949年10月发布了《禁止烟毒暂行办法》。责令种、制、运、售毒者登记交出毒品、烟具，有吸毒嗜好者，限期戒除，违者按照情节惩处，没收非法所得财产。贵州省人民政府1950年1月30日发出《为禁绝鸦片告全省人民书》。《告人民书》鲜明地表明了人民政府禁绝烟毒的决心："我人民政府对鸦片毒品，一向都是抱深恶痛绝态度，凡是解放区，一律采取坚决禁绝方针。为了爱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恢复正当生产，繁荣经济"为建设新的贵州而奋斗。
为了加强对各地禁毒工作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2月24日，向全国下达了《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通令》指出："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各级人民政府"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订出限期禁绝办法"。《通令》强调必须向广大群众进行反烟毒的宣传，调动并依靠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禁毒工作的进行。通令规定，对制造、贩运、销售烟毒的烟贩和众多吸食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并要求各级卫生机关配制戒烟药，帮助烟民戒烟，对贫困烟民，可免费或减价医治，在烟毒较盛的城市设立戒烟所。
2月6日，周恩来总理向各行政区的各级政府重申了禁绝烟毒的命令。严格规定：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在国内外买卖毒品，违者受法令处分；对于旧存毒品，一律无偿地上交当地财委保管，不得隐瞒不交，违者受纪律处分。
在政府的周密部署下，禁毒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不少毒贩和烟民开始改业和戒除。
第二阶段，从1952年1月至12月底。在此阶段广泛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禁毒运动，深入打击贩毒分子。
为使禁毒运动向纵深发展，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为了彻底根除鸦片"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指示指出："（1）首先解决贩毒问题。（2）要根绝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现象，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3）铁路、交通、公安、司法、税务、边防、海关等部门是这次运动的重点。（4）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处理上应采取严加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政策。"1952年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在"三反""五反"运动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下，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以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
按照党中央、政务院统一部署和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在第二阶段禁毒斗争中，主要开展了下面几项工作：（1）建立组织。各地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公安、卫生、民政、司法、宣传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禁烟禁毒指挥部，负责掌握政策，了解情况，统一指挥开展宣传，进行登记、集训、逮捕、审讯、处理等工作。（2）设立登记处。各市、县、区、乡设立登记处，由政法部门及区委、乡委抽调干部组成。以登记制、贩毒为主，对吸毒者也登记，以督促自戒。运动中，很多毒犯到登记处登记。（3）集训毒犯。集训情节严重的毒犯。对毒犯规定严格的集训守则和生活制度。由负责同志训话，讲明政策，责令他们坦白交待问题，揭发其他毒犯的罪行。通过集训查清了犯罪事实，政府根据罪行轻重进行处理。（4）传讯毒犯。对情节较轻或罪证不足的毒犯，采取传讯方式，并将传讯与家属工作结合起来。由所在地区派出所负责。通过传讯发现若干线索，缴获很多鸦片烟土。（5）召开公审大会，将运动推向高潮。各地在运动中都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声势大，参加人数多。对毒犯处理分杀、关、管、放四种类型，完整地体现党的政策，在毒犯中产生了很大震动，在广大群众中激起了反响。（6）宣传发动群众。各地政府出具布告、通告；各地领导召开大会小会宣传；各市、县报告员、宣传员按系统按单位，运用巡回展览、幻灯宣传等形式，向群众进行禁毒宣传。此外，公安部门还组织烟毒犯典型坦白，受害户控诉检举。派出所召开毒犯家属会，进行教育，动员检举，召开吸毒户会议，说明危害，动员检举揭发，督促自戒，使禁毒宣传既有声势，又有成效。（7）各级公安机关在禁毒运动中，抓紧侦破大案要案，把隐藏很深的毒犯抓获。为夺取禁毒运动的胜利做出了贡献。（8）做好烟民的戒毒工作。由于禁毒运动消灭了毒品的来源，使烟民们十分痛苦。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各地公安机关分别召开烟民会，请已戒绝的烟民谈体会，介绍经验，进行思想教育。另一方面由卫生部门采取措施，为他们减轻痛苦。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广大群众在了解禁毒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后，便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开展禁毒斗争。据统计，全国共收到群众揭发毒犯的材料131万件，检举的毒犯有22万多人。有的群众还主动监视毒犯的活动，及时向政府反映；有的协助政府查证材料；有的当面控诉、揭发毒犯的罪行，还出现了妻子检举丈夫、子女劝导父母、弟妹动员哥嫂交待罪行的场面。群众的广泛发动，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量，使毒犯惊恐不安，纷纷向公安机关主动自首、坦白悔过。据统计，在运动中全国坦白登记的毒犯约有36万多人。
对毒犯的处理问题，党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明确指示：禁毒斗争打击的重点是制造、贩运毒品的毒犯。具体政策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小犯、偶犯、从犯从宽，大犯、主犯、惯犯从严。总的精神是严查宽办，惩治与教育相结合，以争取大多数。这样就争取了胁从、偶犯和毒犯家属，以及为数众多的烟民。在定案处理时，处决的少数大毒犯一般是具有反动身份且民愤极大的分子，对逮捕的毒犯，大多通过管制或劳动改造，使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对于众多吸毒的烟民，一般以"受害者"对待，由本人具结自行戒除。政府还设立戒烟所，配制戒烟药。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烟民纷纷戒除了吸毒恶习。据统计，在禁毒运动中，共登记制造、贩运毒品的毒贩36万人，关押3.5万人，处决大毒犯880人。
这场群众性的禁毒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说，到1952年底，就取缔了种植、贩运、吸食毒品的活动，基本上禁绝了肆虐百年的烟毒。禁毒成果举世瞩目，震惊中外，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都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