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像卢瑟福或玻尔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请教，但一般地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太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爵士极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拉格几乎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他对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和更加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讲授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就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像布拉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像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地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过了一两天他又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们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地是由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有空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人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拉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拉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拉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容忍茶室中克里克震耳欲聋的谈笑声。
布拉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有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的理论吸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对于那些并不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乎可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才智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结果引起了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间。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的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体贴细微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学龄前院，他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学院任研究员。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清楚，因为他不想被那些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励口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假使对这种轰鸣的笑声每周不止听一次的话，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忙，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这些人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受到任何启发。历史悠久的国家科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了他，对他或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午餐伙伴。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酒多失言会惹得克里克大发雷霆。
他和奥迪尔住在“碧斋”，一个面积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间。这幢房屋已有几百年历史了。
这幢房子的不远处就是圣·约翰学院。这个套间只能算两个房间，一间起居室，另一间卧室。厨房间很小，洗澡盆在里面显得特大，最惹人注目。房子虽小，但由于奥迪尔的精心布置，看起来使人有一种心情愉快的感觉。住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生气。可是，就在离此几百米远的地方，坐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间里，在我居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里，这种生活的气氛是一点也没有的。
那时克里克与奥迪尔结婚已经三年了。克里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长，有过一个男孩，叫米切尔，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大姑妈照应。在奥迪尔来到剑桥之前，他曾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奥迪尔比他小五岁。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中产阶级那种以划船和打网球来寻欢作乐的墨守成规的生活，这种生活尤其不适合喜欢健谈的人。克里克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
他认为宗教是前辈人的过错，没有理由传播下去。但是，他们是否真的不问政治我有点怀疑。或许是战争原因吧，他们从来不看《泰晤士报》，而看《时髦杂志》，这是他们订阅的惟一杂志，克里克能长篇大论地谈论它的内容。那时，我常到“碧斋”吃晚饭。克里克总是口若悬河。我也乐于利用这样的机会，逃避倒胃口的英国母亲教导她的女儿要全然藐视大多数英国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讲究的态度。因此，克里克根本不必羡慕“高桌吃饭”的那些学究。不可否认，这些学究的“高桌饭菜”比他们的妻子做得要好得多。他们的妻子只会做些肉食、煮土豆、杂色蔬菜和一些糕点之类乏味的混合物。与此相反，克里克家却有美味的晚餐，特别是在酒余饭后，话题转到剑桥那些“宝贝”们身上时，气氛更加轻松愉快。
谈到年轻女人时，克里克更是兴致勃勃，没完没了。这些女人们的姿色和某方面的特点都是谈论和取笑的题材。年轻时，他对女人不大在乎，现在才发现女人会给生活带来一些乐趣。
奥迪尔对这些并不介意，反倒觉得这样大概会把这个北艾姆敦出身的DNA枯燥乏味中解放出来。对于奥迪尔踏入的、也是他们时常应邀参与的这个颇有点附庸风雅的社交世界，他们长时间地进行议论。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他同样也喜欢谈自己偶尔犯的错误。有一次，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扮演红胡子的年轻肖伯纳走了进去。他在舞会上一出现，就发觉这样做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的女人时，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那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
但在那次品酒宴会上却没有年轻的女人出席。这使他感到失望。他的酒伴都是学院负责人，这些人热衷于谈论那些繁忙的行政事务。他对于这些事情感到厌烦，于是就及早退席。回去后，克里克竟非常地清醒，又埋头于探索他的公式。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实验室并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后，考基兰走进他的办公室，克里克对考基兰又说了一遍。还没等克里克讲完，考基兰就说他也认为克里克会获得成功的。他们马上就开始各自的演算，发现考基兰用的演算推导比克里克的简练。可是，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他们就用佩鲁兹的X光衍射图来核对a螺旋，得到了非常好的一致性，于是便肯定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都是对的。
几天之内，经过润色的一份手稿已经拟好并且以快件寄往《自然》杂志。同时将一份副本送给鲍林鉴赏。对克里克来说，这次成功是一桩无可置疑的胜利。没有女人参加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真算是一件幸事。
快到四点了，我走进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告诉他鲍林的模型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这时威尔金斯正在忙碌着。于是，我穿过走廊朝罗西实验室走去希望能找到她。实验室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径自走了进去。这时，罗西伏在映片箱上，正全神贯注地测量放在上面的一张X射线照片。我闯进来吓了她一跳，但她马上又镇定下来，她直盯着我，像在责备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讲点礼貌：先敲一下门才对。我连忙对她说威尔金斯正忙得不亦乐乎，没等她出言不逊，我马上又问她愿不愿看看彼得带来的他父亲手稿的副本。我很想试试罗西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可她才不愿和我耍着玩呢。于是，我只得立刻告诉她鲍林的模型在哪儿出了岔子。同时，我不禁讲起鲍林的三链螺旋同我和克里克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给她看的那个模型是何等相似。鲍林关于对称的推论并不比我们一年前的努力高明多少。
起先我还以为这一点会使罗西感到有趣。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一再提起螺旋结构，她显得非常恼火。她不客气地指出，无论是鲍林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任何根据认为，DNA具有螺旋结构。我讲的全是白费口舌。其实我刚一提到螺旋，她就认定鲍林是错了。
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坚持说，任何有规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会反驳我说DNA的碱基顺序就没有规律嘛！我继续强调说，因为DNA分子形成晶体，所以核苷酸顺序决不会影响总的结构。这时，罗西按捺不住胸口中的怒火，提高嗓门冲着我嚷了起来。她说我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只要闲话少说去看一下她的X射线照片的证据，一切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对她的那些资料其实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威尔斯就将她的所谓“反螺旋”实验结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克里克肯定地对我说过，那些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捅下她的“马蜂窝”。我毫不迟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没有本领解释她的X的射线照片。她只要稍微懂点理论知识，也就能明白，她设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过是DNA经过微小变形而产生的；只要有了这种微小变形，有规律的螺旋也就能够纳于晶体之中。
这时，罗西突然从那张把我们分开的工作台后面冲着我走了过来。我怕她在气头上会动手打人，于是赶快抓起鲍林的手稿，向门口溜去。正巧被探头进来找我的威尔金斯挡住了。他们俩相互瞅了一会，又看看我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结结巴巴地对威尔金斯说，我和罗西的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我在茶室找过他。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他们俩当中溜了出来，让威尔金斯和罗西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处于这样的僵局，我真担心威尔金斯由于不能即刻脱身，他会出于礼貌邀请罗西和我们一块喝茶。可是罗西却转过身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下子我倒省事了。
在过道上，我对威尔金斯说，幸亏他及时赶到，否则我可能遭到罗西的突然袭击了。他慢条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说，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几个月前，罗西也同样对他发过一次脾气。
那次在他的房间里辩论时，他们差点动起手来。当他想逃跑时，罗西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罗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可没有第三人在场。
同罗西的这次接触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足以使我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折磨。他现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亲密的伙伴，而不再觉得只是点头之交。过分的信任只会造成令人头痛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尔逊的协助下，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罗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这样，威尔金斯要全面公布一个重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罗西就已证实DNA具有一个新三维构型。
当DNA分子被大量水包围时就出现这种构型。我问这种结构是什么样子。威尔金斯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一张称为“B型”照片的副本给我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