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勇
那是我第一次去听书法课，去得很早，来的人也不多，我挑了一张靠窗子的位置坐下，看那窗外蓝天中的鸽群。一阵风拂过，滴绿的柳枝随风飘动，一阵长长的鸽哨声打破了暂时的宁静。我定了定神，打起了口哨。
人们陆续来了。一个穿一身白色休闲装的女孩走到我旁边：“早上好！早上好！”我抬起头打量了她一下，短头发，白皙的皮肤，戴着一副小眼镜，镜片后的大眼睛闪着灵动的光。她指了指我旁边的座位：“可以坐在这里吗？”“当然。”我回答。她居然向我鞠了一躬：“谢谢您了！”真是令我受宠若惊，一连说了好几个不用谢。这个女孩的口音怪怪的，不过挺可爱，我心里想。“你是本地人吗？”我问道。“不，我家在日本，名子叫作中山美慧子，请您多多关照。”日本人？霎时间，刚才对她的那点好感都飞到了“子虚乌有国”。也许是对日本鬼子犯下的那些滔天罪行的印象太深刻，我对日本人向来没有什么好感，总是能联想到挥舞战刀，口喊“巴嘎牙路”的日本鬼子和那听了就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鬼子进村曲。真令人为难。
第一节，老师讲中国的书法艺术，当老师讲到八国联军进北京，焚毁了大量的艺术瑰宝时，我下意识地看了她一眼，她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脸刷地红了，弄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下课时，教室里有说有笑，她也向我讲起了她的情况，她的父亲五年前就来中国办公司，她也跟着来中国上学，不过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家”，她父亲给她请了家教。她已学了五年汉语，难怪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上书法课，自然，我就成了她的义务辅导员，不时地卖弄一下我那还不算太蹩脚的字。当我看到她用毛笔写出好像蜘蛛爬的字，心里总满满地装着成就感，就像在电视里看到八路军又打了胜仗。渐渐地，
我们之间的隔膜也消除了许多。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暑假便到了，她的父亲也给她放了假，让她放松一下，可她在中国的朋友太少了，父亲又整天忙公司的事，她便问我可否陪她玩几天，我痛快地答应了。
我们一起打网球，滑旱冰，逛书店……我发现，这个看着文静的女孩其实对运动也很在行。令我特别佩服的是她那丰富到极点的想象力。那次，我们一起去吃小吃，她指着锅里的茶蛋，顽皮地一笑：“好像你黑黑的脸，以后就叫你茶蛋吧。”我说这是健康的象征，是男子汉的本色。她说她爱吃茶蛋，也挺爱看我那张黑黑的脸，这样能增强她的食欲。
一次吃冷饮的时候，我问她：“你的生日是哪天？”“1985年8月13日。”她回答。
“比我小一岁，以后就叫你日本妹妹吧。”我自豪地说。
“那我就叫你Chinese哥哥”。说真的，我还真希望有这样一个妹妹。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彩色喷泉，她也不忘顽皮地把我推进喷泉的射程内，我也很不君子地以牙还牙。当我们都成了落汤鸡的时候，便坐在远处的草坪上看星星。空气中充满着草地湿润的青郁味道，从我们裤管滴下的水也滋润了我们身下的那一小块草地。我很“哥哥”地把我那件还算保暖的衣服披在她的身上，听她唱日本民歌。回家的路上，我们牵着还有些湿着的手，说了许多。她说她特别喜欢中国，在她心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这句话至今还铭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相信那一定是句实话。
开得再慢的车也要到站，任何美好的故事都终究要有个结局，我们的也是一样。当我对她的好感与日俱增时，她却来告诉我她马上就要跟父亲回日本了。当时，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静静地站着，看她那双有些湿润的大眼睛。
她走的那天，我送她一张我连夜画的国画，她很高兴，送给我一张她的照片和一株像爬山虎一样的植物。她说那是“三七”，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象征了和平和善良。她还说她一定给我写信，有时间的话，一定再来中国，再和我一起去看彩色喷泉。我不喜欢席绢笔下浓浓的悲伤的离情，但心头也涌上了一些伤感。上车前，她郑重地对我说：“其实我早就想说，大多数的日本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希望你能理解。”我使劲地点点头，目送着车驶向机场……
那盆植物我放在我房间的窗台上。现在，它已爬成了一片绿色。我也总能想起那段美好的故事，和她最后的那句话。我的目光透过窗台上的那片绿色，一群鸽子飞进视野里的那片蓝天，一阵风吹过，又带过了一阵鸽哨声。
任何美好的故事都终究要有个结局，我们的也是一样。当我对她的好感与日俱增时，她却来告诉我她马上就要跟父亲回日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