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四人帮"一伙操纵、控制的写作班子主要有以下几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四人帮"指使迟群、谢静宜建立，由江青亲自指挥，直接控制；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中央党校写作组、文化部写作组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写作班子。这些写作班子分别以梁效、罗思鼎、康立、唐晓文、池恒、柏青等几十个化名发表了大量的"批孔"文章。以"批宰相"为名，对周恩来进行攻击。早在1973年，《红旗》杂志第11期就刊登了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为"罗思鼎"的文章，题为《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集中批判秦始皇的丞相吕不韦，说他"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江青对该文大加赞扬：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其用心不言自明。1974年4月，《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江青点题，授意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即"梁效"写作的文章《孔丘其人》，说孔丘是个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却又极端腐朽的人。文章把孔子描绘为"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以至用"重病在身"露骨地影射攻击周恩来。
为了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江青一伙还把中国的历史歪曲为所谓"儒法斗争史"，硬说儒家要复辟，法家则反复辟；儒家反动，法家进步；儒家搞分裂，法家坚持团结和统一；儒家卖国投降，法家爱国抗战。他们以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为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大加赞扬。1974年6月14日，一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批"现代的儒"。她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一？现在有很大的儒。第二天，江青召见其写作班子成员，再次强调了上面的话，其亲信加以补充："注意这个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暗示周恩来就是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写作班子成员对此心领神会，很快就炮制出了许多大批"周公"、"宰相"和"大儒"的文章，周公、吕不韦等人都成为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孔丘，被他们批得毫无是处，并说孔丘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是要把被打倒的反动势力扶上台"。显然，这是借"批儒"之名对周恩来进行攻击。在"批儒"的同时，江青等人还极力吹捧法家、女皇，大讲吕后、武则天。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说：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历史上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江青还曾说：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历史人物值得考虑，吕后。她是伟大的政治家，封建政治家，法家，不能低估。因为刘邦去世后，天下没有乱，是和吕后执行了法家路线有关，以后才有文、景、武、昭、宣。同样，江青等人称武则天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以反潮流的精神积极推行法家的革新路线"。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借"评法批儒"影射攻击周恩来及其他党政军负责同志、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的险恶用心有所觉察后，曾多次批评江青，使其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周恩来、图谋组阁的阴谋未能得逞。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了了之。"评法批儒"的恶浪也偃旗息鼓了。
"四人帮"掀起的反"文艺黑线专政回潮"运动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一伙为篡党夺权、攻击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大抓"复辟"典型。他们在教育战线掀起"反潮流"、"反回潮"恶浪的同时，还在文艺领域掀起了反"文艺黑线专政回潮"运动。
1月23日至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参加了调演。该剧内容取材于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剧情大致是：某公社杏岭大队用欺骗手法将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致使桃峰大队蒙受损失。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知道这件事后，三上桃峰退款道歉，并将一匹大红马送给桃峰大队支援春耕。因王光美曾在抚宁县桃园大队搞过社教，于会泳等人便无中生有地说王光美1966年春也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诬蔑晋剧《三上桃峰》是吹捧"桃园经验"，是"为刘少奇翻案，为刘少奇歌功颂德"。
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说《三上桃峰》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鼓噪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这篇文章一出台，当即有32种报刊予以转载。从此，一场批判《三上桃峰》的浪潮，便在全国开展起来，全国各大中城市召开了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到处抓"回潮派"、"复辟派"、"翻案派"。"四人帮"从《三上桃峰》开刀，对全国文艺界又进行了一次大洗劫。
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通知说：《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又展开了一场对电影《园丁之歌》的批判。其实，湘剧《园丁之歌》是一部热情地歌颂忠于教育事业、辛勤培育学生的教师的好戏，1973年4月，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7月28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审查此片后，对其横加指责。江青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员，怎么能是教员？"并抓住一句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指责说："这句话问题大了，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张春桥则说："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1974年6月14日，江青批示：《园丁之歌》的电影应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于是国务院文化组就发出了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8月4日。初澜又根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的文章。文章诬蔑这部影片是"掩盖和抹杀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要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其他各报刊也陆续刊登了许多这类批判文章。
底到1974年初，江青一伙又制造了"无标题音乐问题"事件。1973年10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圈阅同意对外文委关于邀请友好国家的两名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歪曲报告原意，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大批判。12月7日，于会泳在北京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号召开展批判"无标题音乐问题"，"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从12月25日至1974年1月3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天津召开各省市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部署批判"无标题音乐"。这一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2月15日至4月5日，江青一伙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江青一伙指的"黑画"是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1971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能体现我们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江青一伙为了攻击周恩来，把"画"和"批林批孔"联系在一起，策划了"黑画"展览。1974年春节前夕，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在其授意下，到北京饭店查看布置画，边看边骂："这是克己复礼！，‘"这是翻案复辟！""文艺黑线又回潮了！""是谁开的绿灯？必须坚决反击！"随后，根据江青授意，文化部收集了几百幅布置画，举办了所谓的"黑画"展览，并在画展的前言里有意写道："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他们组织数万人参观"黑画"展览，并于3月17日硬要让刚出院的周恩来参观画展，其用心可谓恶毒。上海、陕西等地也举办了类似的画展。江青一伙在上海的亲信于3月6日曾炮制一条批判《中国画》的"指示"："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的严重问题"，"革命的同志们要充分警惕，决不能让外贸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复辟，决不让美术工作中的文艺黑线复辟。"江青一伙借批"黑画"为名，大肆攻击周恩来，妄图实现他们的篡权阴谋。
"四人帮"一伙掀起的反"文艺黑线专政回潮"运动，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艺事业的正常发展，在我国的文艺领域造成了一场大劫难。
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邓小平出席联合国
第六届特别会议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分析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关于世界格局的战略观点。
国际形势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到70年代，世界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趋势。原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局面开始向多极化发展。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激烈争霸的同时，广大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宣告独立，并且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因素日益增长。为了根据新的敌友我关系来制定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新的世界战略，毛泽东依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1974年2月21日，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应邀访问我国。2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卡翁达，在谈话中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并号召大家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美苏以外的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后来，毛泽东又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不能跟富国、强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1月30日，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建议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审议《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这一议题。其建议得到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赞同，遂定于4月9日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决定派政府代表团出席此次会议。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将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坛。谁能担此重任呢？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邓小平是最佳人选。江青却极力反对，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向邓小平发难。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江青，说她是无理取闹。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率团离京去出席这次会议。4月10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的原则立场。邓小平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第一次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他指出，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已不复存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弱小国家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10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第二世界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各种形态的殖民关系；但同时，所有第二世界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欺负或威胁，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它们受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发展的愿望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括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