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做法给予了明确肯定，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邓小平的意见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1978年底，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总结了6个试点企业的经验，经过反复的酝酿，于1979年1月正式发出了《地方工业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这份省委文件具体规定了企业扩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和措施，主要内容是：除明确规定企业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外，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增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承接来料加工；允许企业采购原材料、销售物资、销售商业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和试销新产品：允许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提取企业基金和实行利润留成及外汇分成；允许企业提拔中层干部，不再经上级批准；允许企业灵活使用奖金，等等。同时，中共四川省委还决定，从1979年起，把扩权试点企业从6个扩大为100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经过1979年的实践，试点企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取得了比预料还好的效果。据1980年7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省参加扩大自主权试点的84个地方国营企业，1979年一年上缴国家利润1.3亿多元，比未扩权的1978年增长24.2％。与此同时，试点的范围也迅速扩大，到1980年初，参加扩权试点的企业已达300个。扩权试点取得了显著成绩，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扩大给企业的自主权比较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环比"办法。即按当年实现利润比上一年的增长率大小提出企业留利。这样，先进企业的利润增长潜力相对地比后进企业要小些，提取留利的比例也要小些，发生了"鞭打快牛"等弊病。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制定出12条办法，将利润分成办法改为全额利润分成，并确定在370个企业中扩大试验，为了探索新的企业管理体制，省委和省政府又确定从1980年起，在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等5个国营工业企业进行"独立核算、国家征税、企业相对自负盈亏"的试点。其后，四川省又在宁江机床厂等15个企业，重庆市轻工、电子两个行业，重庆和成都9个小型企业试行了各不相同的国家征税、自负盈亏办法，并决定进一步扩大这些企业的权力。1980年8月，又在川棉一厂、自贡铸铁厂等10个企业进行"两税两费"加奖惩的试点。两税是指所得税和收入调节税，两费是指国家资金占用费和流动资金占用费，奖惩是根据企业利润总额的增减对企业实行奖励或惩罚。实行利改税，是对财政收入渠道的一项改革，是对理顺国家和企业关系的一次尝试，也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深入和发展。到1981年，四川省几乎所有的国营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等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打破了20多年来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成为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四川的大胆尝试，对全国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们党在进行新长征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讨论和解决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组织问题和理论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广大党员的迫切愿望，对于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都有重大意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工作着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提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后，必须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领导我们实行工作中心的转移，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指引我们正确处理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经济建设内部的各种关系，保持了社会政治的安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曾经是很快的。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系统的经验，工作中发生过"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没有完成把工作中心放在经济建设的转移，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汲取的历史教训。
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工作的中心放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上，是完全正确的。不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楚，摧垮"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不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路线是非，不把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小撮骨干分子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我们就不可能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就全国来说，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性任务，可以胜利结束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可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从国际形势看，也要求我们抓紧时机，大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我们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为指针，广泛开展外交工作，成绩显著。我国领导人对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日本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访问加上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发表，我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大大提高。这些有利的国际条件，要善于充分利用，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际国内的形势充分说明，现在是把全党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粉碎"四人帮"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很快，但这种发展毕竟带有恢复的性质，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交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还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许多问题急待解决。只有把工作重点转移过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才能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做到国强民富。但是，转移工作的中心，是一件大事，一定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妥善部署，一定要把结束揭批运动的工作搞好。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清查。这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先决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经济建设上首先遇到的是要正确地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当时在党内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在方针上是存在分歧和斗争的，但是实践证明：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等为代表坚持的稳步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1979年1月2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1979年经济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从而解决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途径。
实践证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重大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是我们国家建国后二十多年想实现而没有能实现的历史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