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又亲办了著名的"吕留良文字狱"，把一个死去几十年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将他的后代、学生以及为他刻书藏书者连同家属一律处死。其深仇大恨源于吕留良遗著中的诽清观点被湖南两个书生利用，到处进行谋反活动，影响甚广。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吕留良案表明雍正朝的文字狱开始转化为镇压汉人的民族思想为特征。而吕案又引发了歹徒小人为陷害别人大造文字"逆案"的歪风。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被人告发"思念明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罪证是两句诗："明日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经雍正批准，杀了徐骏。荒唐之至，可见一斑。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起初，乾隆帝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文字狱》）
但好景不长，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伪孙嘉淦奏稿"一案大闹了一年。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致使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越来越僵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中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其直接后果，以致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鲁迅说："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不可否认，文字狱禁锢思想、扭曲和毁坏文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清入关开始统治中原之初，必然要加强专制巩固皇权。文字狱正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文字狱的实行客观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各族人民为此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心中的不满，小心翼翼地从事各自的劳业。这不能不说是出现康乾盛世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7.稳住阵脚，康乾盛世
文字狱确实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但也的确有利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治世，号称"三世之春"，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所以有论者认为，严厉的文化专制扼杀了思想自由，从而也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最终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而且可怕的局面，但思想统一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重要的，康、雍、乾时代力行整饬思想，一时确也有助于保持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其正面效应不容完全抹煞。
在这种统一思想的背景下造就出一段盛世--"康乾盛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康乾盛世历史报告》在介绍清朝财政与社会经济状况时，明确指出：清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商品经济水平与工商业繁荣程度，也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绪论部分中指出：清朝前期的封建经济比明朝更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在明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康、雍、乾三代的盛世局面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最长的治世。据载，清康熙时，国家储备更充足，自康熙五十年起，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国家鼎盛，储备雄厚，先后四次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又三次免全国漕粮1000万石左右。国库存银最高时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即使打仗，军用浩繁，国库存银少则二三千万两，多则六千万两。
一个朝代通常是以武力推翻另一个朝代而建立的，但马背上得天下绝不表示就能坐在马背上守天下。万里江山千钧担，守业更比创业难。因此，大凡开国之初，统治者多要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明清之际，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残破，土地荒废，人口锐减。民间言传"离乱人，不如太平犬"。对于老百姓来说，改朝换代的战乱结束后，新的朝廷就要休养生息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清统治者以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经济，实施"裕民"之策，力求达到家给人足。清廷继承和发展顺治年间提出的一些积极措施，在经济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变革，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发展。
顺治和康熙时，编定《赋役全书》，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取消苛捐杂税，归并税收名目。又颁发"易知由单"、"串票"，简化征收手续，改进纳税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永不加赋"，将丁税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人口的增加而增收，稳定了全国的丁税负担。
康熙强调："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惟以海内富庶为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开始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全面推行垦荒政策，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起，要求五年内将全国的荒地全部垦为农田，凡垦荒成绩突出的省份和官员受奖，反之则受罚。资助农民垦荒，鼓励垦荒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指令各地特别是驻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土地广为开垦，耕地逐步增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清政府不惜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整治运河。自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实施治黄，历三十年，肆虐半个多世纪的黄淮水患得以根治，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农业连年丰收。乾隆时继续大规模兴修水利，实行高投入，又胜过前朝。总计"河工、海塘，以亿万计"。
清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推进农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康熙1669年下令停止清初实行的圈地政策，宣称满汉军民一律平等对待；将土地还给农民，奖励垦荒，农民开垦了大量荒地，清初100多年里，耕地面积增加了40%以上；还规定大地主不许欺凌佃户，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雇佣关系；减免地租，并且免除杂派和"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奖励垦荒，招集流亡，减轻赋役，康熙时宣布以1711年的丁银额为准，"永不加赋"。雍正时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政策，这是对明朝一条鞭法的沿袭和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封建秩序逐渐稳定，农业生产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上，据相关资料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除去官田、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地及部分地主隐瞒的土地，全国耕地面积达607万顷，雍正时增至890万顷。
康熙帝奖励垦荒，宣布原明藩王的土地归现耕种人所有；维护国家统一，平定叛乱；维护国家利益，抵御外族侵略。阎崇年评价说，康熙大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雍正时对农业发展最有促进作用的是实行"摊丁入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取消了人头税，将人丁税摊入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此项政策将丁银平均分摊于地亩之内，不再按人丁和地亩双重标准收税，变成了单一的土地税。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从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简化了收税标准和手续，有利于丁多地少的贫苦农民。同时，这项改革也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控制也放松了，更进一步促进了人口流动和民族融合。
据《清实录》载，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耕地面积达7.8亿亩，至乾隆朝已突破10亿亩。随着耕地的扩展，人口增长尤为迅猛，继康熙六十一年突破一亿人口大关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三亿，此时的人均耕地仅三亩多一点。这意味着，一年的粮食产量要养活3亿人，非农业已发展到了很高水平不能为。再看财政，顺治时，入不敷出；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不足1000万两；雍正五年已达到5000万两；乾隆朝最盛时，国库存银高达8000万两。国家财政充足，惠于民施，大规模减免钱粮，仅据《清圣祖实录》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地亩人丁银共1.17亿两。又自康熙五十年起，3年内总减免全国新征、旧欠，共白银3206万余两。同时宣布"自是后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先后四次减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充分显示了盛世的经济繁荣。
康熙、雍正之后，继位的乾隆帝进一步发展经济，国力更加昌盛；又以承德避暑山庄为行宫，加强了同蒙、回等少数民族的联系，稳定了清朝对外族的统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统治的时期，社会稳定，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清帝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鼎盛阶段。康熙、乾隆时对边疆各地积极用兵，平定了边地，巩固了疆域。清朝的疆域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南海诸岛、西洋群岛，西至葱岭，东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已是一个幅员辽阔、国势强大的统一国家，这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
康、雍、乾三帝不断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其生活状况，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康、雍、乾所施行的政策和具体做法得民心，顺民意。明末吏治腐败，是其亡国的主因之一。清朝入关后，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摄政王多尔衮说："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世祖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康雍乾三朝仍把吏治摆在了治国的首位，圣祖"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严惩贪吏，奖励廉吏清官。世宗即位，向全国臣民宣布："朕惟国家首重吏治。"他针对圣祖晚年吏治有所松弛，又加大了打击贪官的力度，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要求各级官员必"以实心行实政"。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民斯民之至意"。三朝澄清吏治，一脉相承，方才出现吏治清明的局面。
清朝统一全国，边疆地区在中央政府管辖下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内地急剧增加的汉族人口大批迁往边疆，开垦田地，从事农耕，传播了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也有的经营手工业、采掘业、商业，使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大大活跃起来。各族人民互相融合，共同劳动，相互学习，生产技术得以不断提高。
清朝的税制改革使手工业者和商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们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清统治者对民间手工业的限制相对放宽，这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清前期，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较明朝有所增加。云南的采矿业、四川的制盐业、台湾的制糖业、陕西的伐木业、北京的采煤业，都出现了雇佣生产关系。清代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了明代，生产效率比以前大大提高，产量和品种更加丰富。手工工场的规模也比明朝扩大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来说，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了，文化自然兴盛。
清朝的盛世持续达百余年，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盛世。其原因主要是康、雍、乾三朝治国方略及政策保持了连续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集团长期保持稳定，政局安定。康熙朝开创了全新的盛世局面，雍正朝承前启后，继续开拓进取，不但巩固了前辈创造的治国基业，而且又有所发展。乾隆朝继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势，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推到了顶峰。
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拒小流，方能成就大海。与历代绝大多数的汉族皇帝不同，康熙、雍正和乾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大中国"的观念。雍正认为"华夷之别"在于是否"向化"，即是否接受和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并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中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
《反对用西方为坐标来否定康乾盛世的做法》一文提到，清朝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不能证明清朝比明朝有倒退，也不能证明清朝在封建王朝中就不是最优秀的。事实是：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峰，汉唐宋明不能比。中国封建王朝在政治上的传统弊端，在清朝，统统都被压缩到最小程度，传统的边患在清朝没有了。单单在封建王朝范围内比较，清朝能给人以近乎完美的感觉。清朝在中国封建王朝内的地位，就相当于孔子推崇的周朝在上古三代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