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衣贵夏凉冬燠，房舍亦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壮则壮矣，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登贵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栗：虽势使之然，亦寥廓有以致之，我有重裘而彼难挟纩故也。及肩之墙，容膝之屋，俭则俭矣，然适于主而不适于宾。造寒士之庐。使人无忧而叹：虽气感之乎，亦境地有以迫之，此耐萧疏，而彼憎岑寂故也。吾愿显者之居勿太高广。夫房舍与人，欲其相称。画山水者有诀云：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使一丈之山，缀以二尺三尺之树，一寸之马，跨以似米似粟之人，称乎不称乎？使显者之躯，能如汤文之九尺十尺，则高数仞为宜；不则堂愈高而人愈觉其矮，地愈宽而体愈形其瘠。如何略小其堂而宽大其身之为得乎？……常见通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匠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操运斤之权者，至大厦告成，必骄语居功，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譬如人有新衣二件，试令二人服之，一则雅素而新奇，一则辉煌而平易，观者之目注在平易乎，在新奇乎？锦绣绮罗，谁不知贵亦谁不见之；缟衣素裳，其制略新，则为众目所射，以其未尝睹也。
李笠翁在他所著的书中，讨论许多关于结构和布置上的要点。所涉及的物事有房屋、窗户、屏、灯、桌、椅、古玩、橱、床、箱、柜等等。他极富创作思想，对每一件东西都有新颖的议论。他所创作的器具中，有许多种至今为人所乐用。最著名的是他在世时即已有人仿制出售的芥子园信笺和窗户板壁的制法。他那部讨论生活艺术的书虽不很为人所知道，但初学画家所奉为圭臬的《芥子园画谱》，则极为著名。此外则笠翁十种曲也很著名。因为他是一个戏剧作家、音乐家、享乐家、服装设计家、美容专家、兼业余发明家，真所谓多才多艺。
他对于床的式样有极新颖的见解。据他说，每次迁入一所新屋时，所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只床。中国式的床大概都有高架可以挂帐子，其本身差不多等于一间小室。里面并装置着帐榫床几和屉斗，以便安放书本茶壶鞋袜等零碎物件。李氏以为床上并宜置几盆花草，他的方法是将一只特制的，阔约一尺，高仅二三寸的轻几，从帐顶悬下来。据他的意见，这只花几应该用彩绸包裹，并折成绉纹以像行云。这个几上便可以安放应时的盆花，或焚龙涎香的炉，或佛手木瓜，以取其香。据他的意见：
若是则身非身也，蝶也，飞宿眠食，尽在人间；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卧，无非乐境。予尝于梦酣睡足，将觉未觉之时，忽嗅腊梅之香，咽喉齿类，尽带幽芬。似从脏腑中出，不觉身轻欲举，谓此身必不复在人世间矣。既醒，语妻孥曰："我辈何人遽有此乐，得无折尽平世之福乎？"妻孥曰："久赋常贫，未必不由于此！此实事，非欺人语也。"
李氏的发明中，在我看来，当以窗户的制法为最杰出。他曾发明"扇面窗"
（湖上游艇所用）和"梅花窗"。中国人的习俗，扇面上都有书画，并有人癖嗜收集这种旧扇面，订成册页。扇面窗制即系取意于此。所以李氏的见解以为游艇如安上扇面式的窗子，则艇中人从船窗观望两岸的景物，和两岸的路人由船窗窥望艇中人的动作，便都像在观看扇面画了。因为窗子之为物，其要点即在能任人从其中看得见外面的景物，正如我们所谓眼睛乃是灵魂的窗户。所以据李氏说起来，窗子的制法应以能在最有利的地位，望见最优美的景物为主。因而可以假借室外的风景，以补充室内自然成分的缺乏。他说：
坐于船中，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且又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非特舟行之际，摇一橹，变一象，撑一篙，换一景；即系缆时，风摇水动，亦刻刻异形。是一日之内，现出百千万幅佳山佳水。……
予又尝作观山虚牖，名"尺幅窗"，又名"无心画"。姑妄言之：浮白轩中，后有小山一座，高不逾丈，宽止及寻；而其中则有舟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凡山居所有之物，无一不备。盖因善塑者肖予一像，神气宛然，又因予号笠翁，顾名思义，而为把钓之形。予思既执纶竿，必当坐之矶上，有石不可无水，有水不可无山，有山有水，不可无笠翁息钓归休之地，遂形此窟以居之。是此山原为像设，初无意于为窗也，后见其物小而蕴大，有须弥芥子之义，尽日坐观，不忍阖牖。霍然曰：是山也，而可以作画；是画也，而可以为窗；不过损予一日杖头钱，为装潢之具耳。遂命童子裁纸数幅，以为画之头尾及左右镶边。头尾贴于窗之上下，镶边贴于两旁，依然堂画一幅，而但虚其中，非虚其中，欲以屋后之山代之也。坐而观之，则窗非窗也，画也，山非屋后之山，即画上之山也。不觉狂笑失声，妻孥尽至，又复笑予所笑。而"无心画""尺幅窗"之制从此始矣。
李氏对桌椅橱柜，也别有心裁。这里我只能提及一件他所发明冬天所用的暖椅。凡是没有相当取暖设备的室中，这是一件很实用的器具。其制法是一张长椅，下面连着一个火柜。椅子的两旁各有一个高如矮桌的活动木架，可以随意旋转到椅子的正面，搁上一块板，当做桌子。火柜里有屉斗，以便置放炭盆。在这副桌椅上可以读书写字，坐卧随心。据李氏说，这暖椅每天只费炭四块，早晨加两块，下午再加两块，即可使坐者整天暖和舒服。他又说："这椅子只须穿上两根杠，便成一乘轿子，可供出门的代步。冷天坐着时，两足既不致受凉，而且可以随意在轿中吃喝。这椅子到了夏天，也可以改为凉椅。其法是将一只水缸安在椅背后，注满凉水，以取其凉意。"
西方人已发明各种可以旋转的，可以折叠的，高矮大小可以调节的数用的床椅和剃头椅。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创作可以拼拆的桌几和古玩架。这件东西在中国早已发明，并且制作极为精致。可以拼拆的桌几名叫"燕几"，其制法的原则类于西方儿童所玩的积木，将一方方木块拼搭成种种的物形。一副六件的"燕几"，可以拼出正方长方或丁字形等等的式样，多至四十余种。
还有一种名为蝶几。其中每一只几的形式不是方的，而是三角形或棱形的。所以拼合起来又可以拼成另外的许多式样。燕几大都供饮宴或抹牌之用，有时当中并留出一些空闲，以置放烛台。蝶几则既供饮宴抹牌之用，也可当做花盆架子，因为花盆架子本以式样不一为宜。这种蝶几每副共有十三件，可以拼成方形、长方形、棱形等等，中间或留或不留空地。拼搭的方法并不一定，全看主妇的巧思去变化。
东西方主妇对于室内位置，大都欢喜时常变更式样。因此这类可以供她们欲望的需要。这种几桌所拼成的式样都是极为摩登式的；因为摩登器具都注意于轮廓线简单化。而中国器具则本来就是如此的。拼搭的艺术似乎就在轮廓线的简单化中求得各种不同的式样。我曾看见过一只古式的花盆架，它的脚不是笔直而是半当中弯曲的。即以方桌和圆桌而言，做的时候即可分做成半圆形的两只，或分做成三角形的两只。如此拼起来时是一只圆桌或方桌，可供饮宴或抹牌之用。不用时，即可拆开来放在墙边，当做书架或花盆架了。两只三角形的蝶几，倚墙并排摆在一处，看过去便好似从墙中凸出来的两座尖山。抹牌时所用的桌子，其大小都可以随人数的多寡而定。茶点饮宴时所用的桌子，可以随意拼成丁字形、马蹄形，或S形。如在较小的房间中，大家坐在这种式样的桌子上吃饭，岂不更为有趣吗？
中国江苏省常熟地方现在有一种照这种可以拼拆原则而制造的书箱。可以分拆的书架在西方也很普通，但常熟式的特点则在不用时可以依着大小的次序一个一个地套进去，而只成如衣箱大小一般的一个箱子。这书箱叠好时，很像一个极新式的书橱，但分开来时则可以拼成许多个大小不一的书橱，其最小的长只尺余，可以置放在几上或枕边。拼叠的式样因此可以随时变更，以免多看了令人讨厌。
中国人对室内布置好像集中于两个观念：即简单和空阔。凡是布置很讲究的房间，其中家具必不甚多，木料必是柚木，且打磨得必极光亮，轮廓线必极简单，大多必是圆角。柚木器具必须用手工打磨，其精工与否，可判别价值的高下。室中一面靠墙处大概安一张半桌，上面放一只胆瓶。墙角边大概安着几只花盆架或古玩架，高矮不一，或安几只老树根所雕成的小矮凳。另一面墙边大概安一只书橱或古玩橱，式样必极曲折玲珑，极为摩登。墙上大概挂一两幅字画，字必雄劲，画取远淡空灵，而室中也须如这画一般的空灵。中国的房屋中最特殊之点是用石板所铺成的院子，其效用和西班牙式房屋的走廊相同，是和平幽静和安宁的象征。
趋近生物观念
依我看来，不论哪一种文明，它的最后测验即是它能产生何种形式的夫妻父母。除了这个严峻而又简单的问题之外，文明的他种成就，如艺术、哲学、文学和实际生存，都退到无关重要的地位。
我对于中国费尽心力以东西文明做比较的人们，每用这句话给他们当做一服清凉剂，并且极有效验，这是使我很得意的。研究西方生活和学术的学生，不论远渡重洋或在本国做研究，他们对于西方的灿烂成就，从医学、地质学、天文学，到摩天的大厦，优美的汽车公路和天然色彩的照相机，自然觉得目迷五色，极可惊异。他们必转着热烈羡慕或自惭不如他人的念头，也许两样念头都有。于是一种反抗自卑的意念即油然而生，能使他不知不觉地努力替东方文明辩护，甚至于斥摩天的大厦和优美的汽车公路为无用之物。--不过我还没有听见过斥照相机为废物的话--这种状态是很可怜的，使他失去了合理地和旁观地衡量东西两方的优劣的资格。他在这种被自惭不如别人的思想所烦扰和炫惑的时候，实应给他一剂定心丸，使他的心平静下来。
我所建议的这种测验，能扫除文明和文化中的一切不必要的事物，而有使人类归于平等，将一切人类都置在一个简单而又明白的方程式之下的奇效。于是文明的其他一切成就都可被认为是促进产生优良夫妻父母的方法。人类之中，百分之九十有夫妻关系，百分之百是人子，而婚姻和家庭确是人类生活中最亲密的部分，所以能产生优良夫妻父母的文明，实造成一种较快乐的人类生活，因此也就是一种较高级的文明。这是很显明的。和我们同居的男子或女子的本质，较之他们的重要得多。所以凡是女子，也应对可以给她一个较好的丈夫之文明表示感激。这种事物都是相对成就的，因此理想的夫妻父母无时无地不有之。欲有优良夫妻父母的最好方法或者是优生学，这可以使我们节省许多教导他们的辛劳。反之，凡是轻视家庭或揿之于低下地位的文明，即往往产生较为低劣的子女。
我承认我是渐渐趋于生物主义。但我本属于生物，世上男女也都属于生物，不问我们是否愿意，终免不了是个生物，所以趋于生物主义那句话，其实也是多说的。我们因生物性而快乐，因生物性而发怒，因生物性而有志愿，因生物性而信神或爱好和平，虽然我们自己或者还没有觉得是如此。我们既是生物，自不能逃避出生、吃母奶、婚嫁和生育等事。每个男人都是妇人所生，每个男人（除了少数之外）都须和一个妇人共过一生去做小孩的父亲。每个女人也都是妇人所生，每个妇人（除了少数之外）也都须和一个男人共过一生，生育小孩。中间也有几个不愿意做父母，这等于花木之不肯生子以传它们的种；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不要父母而生，也正如花木之不能不要种子而生。因此我们就得到生命中最紧要的相互关系，就是男人、女人、小孩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桩事实，而生命哲学，除非是讨论这个必须的相互关系，即不能称为适当的哲学，或不成其为哲学。
但单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嫌不够。这关系必须生出婴孩，否则便不能称为完备。所以无论哪一代的文明，绝无理由剥削男女人产生婴孩的权利。我知道目前曾发生一个真正难题，有许多男女不肯结婚，另有许多人虽结婚，但因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不肯产生婴孩。据我的意见，不论他们所持的是何种理由，凡是男女不遗留子女而离开这世界，实在是犯了一件对于自身的大罪。如若他们的不生育是为了身体关系，那么他们的身体已是退化或有差错的地方。如若是为了婚姻的程度过高，那么这过高的婚姻程度就有不合理的地方。如若是为了一种谬误的个人主义哲学，那么个人主义哲学必是错的。最后，如若是为了整个的社会组织，那么这整个社会组织是不对的。待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对于生物科学已有较高的认识，能更了解我们之为生物时，男女们大概就会见到这个真理。我深信二十世纪将为生物学世纪，正如十九世纪之为自然科学世纪。等到人们更能了解自己，而觉悟到对于造化所赋予的天性即使争斗也是徒然时，他们就会更加重视这类简单智慧。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劝告有钱的病人回到乡间去饲养鸡、鸭、小孩和栽种萝卜那件事，我们看到这种生物学的和医学的智慧已有生长的征兆。这类有钱的女性病人，她所犯的弊病就在未能顺着生物性发挥本能，或是她们的发挥程度过于低下。自有历史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学习过怎样和女人共同生活。最奇怪的事是，虽然如此，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脱离女人而生活。一个人如觉悟他绝不能无母而生到这世界上来时，他便不会轻蔑女人。从出生到死亡，他的四围没有一天没有女人，如母亲、妻子、女儿等等。即使他不娶亲，也免不了和诗人华兹华斯一般依赖他姊姊过日子；或和诗人斯本塞一般地依赖他的管家婆。没有一种哲学能拯救他的灵魂，如他不能和母亲姊妹们建立相当的关系。如若他甚至不能和管家婆建立相当关系，那么他简直不能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