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情绪，包括愤怒、悲伤、憎恶、不安、惊慌、恐惧、委屈、痛苦、张惶失措、不满、嫉妒等。据心理学家研究，消极情绪至少会使人失去心理上的平衡，使人浑身无力，长期呆滞而不知所措。经常反复出现情绪失调会引起神经活动的机能失调，之后神经机能病就转成各种各样的疾病，严重的会使人死亡，古今中外这种事例真是举不胜举。据记载，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国王纳瓦，在一次会议上，因一个议员大胆冒犯，使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暴跳如雷，拍案怒斥，当场死亡。蒲伯四世得悉他英勇无敌的军队，在浴血奋战中被西西里国王打得溃不成军的时候，老泪纵横，痛心疾首，即刻殒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任主席在就职后不久，因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第二天晚上他就死了。在纪念音乐家路易斯？阿姆斯壮（1900-1971）的音乐会上，他那贤淑的妻子在演奏《圣？路易斯》一曲时，因对丈夫深沉的怀念，痛苦的追忆，不幸诱发了心脏病而离开了人间……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在评价某些英雄时说，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人，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人。古往今来的成功者，无论命运把他们抛到何等不利的时间和空间里，他们都从不消极，而是迅速地认识环境、分析环境、研究环境，不断地开拓有利于自己疾飞猛进的坦途，从“山重水复”的逆境中，迂回到“柳暗花明”的跑道上。一天晚上，因失火，爱迪生多年来研究和改进有声电影的许多宝贵资料、电影样片化为灰烬。但爱迪生没有消极，没有悲观，反而安慰老伴说：“别难过，不要看我67岁了，明天早上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果然，第二天同往常一样，爱迪生又埋头在有声电影的研制工作中了。古今中外历史上像这类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八次落考的明朝文人归有光，仍然发愤攻读，写下了《震川文集》四十卷；四次落考的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写出了《聊斋志异》；三次落考的着名剧作家曹禺，写出了《雷雨》、《日出》等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剧本。
由于事物是独立于人们主观想象之外的，人们常常希望如愿以偿，但人们的主观愿望往往和客观事物相矛盾。所以，在人生道路上，出现不顺心的事，甚至痛心疾首的事在所难免，要善于摆脱消极情绪。消极改变不了过去，更不能改变现在，与其悲伤，不如行动，给自己规定有意义的目标，并马上为达到这些目标而努力。193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谢灵顿，出生于伦敦贫民窟，又是一个孤儿，从小沾染了不少恶习，周围的人断定他成不了器，他处之若泰，无意悔改。长大成人后，有一次他向一个在牛奶棚工作的女工求婚，那女工回答说：“我宁愿跳到泰晤士河淹死，也不嫁给你”。女工的鄙视和拒绝深深刺痛了谢灵顿，使他从迷雾中猛醒。于是他悄然离开伦敦，致力攻读，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生理学家。
我国古代理学家程颐说过：“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自暴自弃”。自暴自弃，像条永远啃啮着心灵的毒蛇，吸取着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洒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如果一个人在困难、挫折、失败面前吓破了胆，从此自暴自弃、消极起来，那么，成功将同他绝缘，失败就成了他一生事业的终结。爱迪生在回答记者问他获得成功的主要经验时说：“很简单，无论何时，不管怎样，我也绝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灰心丧气。”一部科学史表明，在科学研究中失败多于成功。同样是曲折的道路，有志者认为是大好时机，懦弱者，却视为不可逾越的高山。
时间的大河滔滔而过。曾经在人生中遇到各种各样不幸的人们，让我们像爱迪生、谢灵顿等人那样，“摧伤虽多意越厉，直与天地争春晖”，客观地认识自己，客观地认识环境，摆脱消极情绪，抬起头来，勇敢地驾驭生命的航船，开足马力，追上去！
四戒空话套话
传说，一个爱说废话而不爱用功的青年，缠住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要他公开成功的秘诀。爱因斯坦给他写了一个公式：A=X+Y+Z。这个青年问道：“先生，这是成功的秘诀吗？”爱因斯坦告诉他说：“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劳动，Y代表正确的方法……”青年又着急地问道：“Z代表什么呢？”爱因斯坦回答：“代表少说废话”。
爱因斯坦把珍惜时间，少说废话，放在和艰苦劳动、正确方法的同等地位上，做为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条件。而且他本身就是这方面的楷模。物理学家英费尔德，曾经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爱因斯坦珍惜时间，不说废话的情形。有一次，英费尔德去找爱因斯坦，看见他穿着没有领头的衬衫，皱得一塌糊涂的裤子，一双光脚塞在皮鞋里……见面后竟连一句“忙啊”、“什么时候到的”这类家常话也不说，只问英费尔德懂不懂德语，后者说懂得之后，爱因斯坦就说：“那我们谈谈，现在我正在研究什么吧”。嘴里叨着那早已熄灭的烟斗，不时提一提那条太大的裤子。一直讲到下午结束时，才说了一整天来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与物理学无关的话：“从这个窗户看出去景色多美呵！”大科学家牛顿也是不说一句废话的，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半天只说了一句话：“把那个窗户打开”。
空话是很要不得的。据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空谈风之盛、之荒诞，实在出人意料，令人震惊，有人谈起空话来饭也不顾吃，有的空谈起来则连性命也不顾。鲁迅先生说：“社会上……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是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这就是说空谈之风影响到社会，大家都空谈，不务实际，是要唱“空城计”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靠唱“空城计”能持久吗？所以历代贤君明相大都是反对空话、空谈的。《朱元璋传》里，谈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报告五件事，写了17000字，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读到6370字，还听不到一点具体内容。朱元璋发火了，把茹太素打了一顿。第二天夜里，又躺着让人读来听，读过16500字，才有5件事的具体内容。5件事中，竟有4件是可行的，就赶快令人去办。朱元璋又作了自我批评：“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并从此规定了上书陈言之法：“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洪武十二年，又立“案牍减烦式”，颁发各衙门。
人生有限，知识无穷。美国物理学家富兰克林青年时代为了学到知识，曾下决心“克服一切坏的自然倾向、习惯或伙伴的诱惑”。他给自己制定了一项包括13个名目在内的道德计划，比如为了矫正空谈和说笑话的习惯，他列了“沉默”一条，要求自己做到：“除非于人于己有利之言不谈；避免琐屑的谈话”。奉劝那些嘴上喊“忙呀”、“时间不够呀”，可就是不好好实干，吹牛聊天的人，不妨向富兰克林学习，闭上你聊天的嘴巴，塞上你爱听无聊传闻的耳朵，抓紧时间学习和工作吧！
五戒没有目标、计划
“不要让身边琐事无限膨胀”，这是古今中外不少成功者用心血凝聚出来的一句至理名言。《论衡》的作者王充，为了着书立说，闭门不和人来往，甚至连亲戚、朋友的婚丧嫁娶，也不去参加庆贺、吊唁，集中精力埋头写作。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完成了包括85篇，长达二十多万字的巨着；宋代着名诗人陆游，到了老年，仍像年轻那样发愤读书。他自己说，在我的房子里，柜中装的是书，面前堆的是书，床上枕的、铺的也是书，他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始终和书纠缠在一起，偶尔想走动走动，却被乱书包围起来，简直寸步难行。他给自己的住房取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书巢”。有人不信，陆游便带他去看，起初，客人被书挡住了，进不去，钻进去了，又被书围得水泄不通，出不来，于是哈哈大笑道：“像个巢，像个巢”。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革新家魏源，21岁时随父来到北京，相国汤金剑交给他一部《大学》古本，让他整理注释。魏源接过后，五十多天没拜见相国，相国以为他病了，便亲自登门探望。魏源闻讯后，急忙出来迎接，相国见来人蓬头垢面、满脸胡须，形同鬼怪，心中大为惊愕，认为是魏源的仆人，便喝道：“快转告魏源，说他的先生看他来了”。这人深深一躬，转身捧出那部厚厚的《大学》古本注释，原来他就是魏源，使汤金剑深为感动。而以前电视剧《居里夫人》，有这样一个情节：一天居里夫妇收到爸爸的来信，问他们添置什么家具。居里说，我们只有两把椅子，再添把椅子吧，客人来了，可以坐坐。居里夫人说，可以坐下来就不走啦。两人最后商定，为了不让客人占用他们搞科学研究的时间。一把椅子也不添了。
为了在科学征途上攀登，居里夫人忘记了做饭，而吃点胡萝卜充饥，就连孩子吃奶时间过长都焦急得流泪。正因为如此，她才成为世界上两次诺贝尔奖的得主。
“瞎忙”何以能戒住？许多科学家的体验是，一要树立较高的目标，一要有一种单纯的心，切忌庸俗。俄国大文学家契诃夫一生最讨厌庸俗作风。据说他结婚前，连弟弟妹妹都不知道，后来不知谁泄了密，宾客接踵而至。契诃夫一看不妙，同妻子一商量，就乘车悄悄离开了莫斯科。高尔基在评价契诃夫时说：“庸俗是契诃夫的仇敌，他一生都在与庸俗战斗”。
一切有志于成功者，整天为身边琐事而瞎忙者，难道不能从王充闭门谢客，陆游书巢读书，魏源蓬头注书，居里夫妇不添椅子，契诃夫同庸俗战斗的故事中，受到一点启发吗？
拖拉是偷光阴的“贼”，拖拉者的悲剧在于一方面梦想仙境中的玫瑰园出现，另一方面又忽略窗外盛开的玫瑰。他们不明白，仙境中的玫瑰园仅是幻想，现实的玫瑰就是“现在”。拖拉所浪费的正是这宝贵的“现在”。拖拉作风非反不可，但是，“志士嗟日短”，人们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马上做好。“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所以，有志于成功者也更要学会“有计划的拖延”。
管理时间，运筹时间固然有方法问题，但最主要是一个决策问题，这就牵涉到“何者当先”以及“何者宜后”的问题了。按压力来决定优先，结果必然将牺牲大目标，因为有志于成功者所确立的目标，必不是为了解决昨天的困难，而是为了一个新的明天，故总是可以缓办的任务；按工作难易来决定优先，势必造成往往满足于先办简易的琐事，让它占满分分秒秒，而把困难拖到最后再说。其结果，美好的目标成了漂亮的肥皂泡式的计划。因为，害怕成功道路上荆棘的人，所回避的正是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