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谢子长同志走后，就剩下志丹同志，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当时，敌人步步进逼，情况严峻，战斗频发，我们每到一地住不上两天，部队整天行军打仗，疲劳得要命。有的战士行军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志丹同志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一到宿营地，他总是抢着查岗哨，帮着碾米做饭，照料伤员，每次筹到少量衣物，他也总是先发给伤病员和其他的同志，为了防御敌人袭击，志丹同志有时整夜整夜都不能合眼。
志丹同志很注重军民关系。加强军民团结，他带领部队每到一地，都在当地地下党的配合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战士们自己弄个灰桶子，在墙上写标语，搞宣传，给群众讲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分粮吃大户，帮助穷苦百姓解决生活困难，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同时，还帮助地方干部建立区、村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在陕北，不管大人，还是娃娃，人人都知道刘志丹，亲切地叫他“老刘”。黑夜里，游击队去敲老百姓的门，只要说是“老刘”的队伍来了，老乡马上起来开门，腾出窑洞让战士们休息，游击队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群众送情报，送饭吃，许多贫苦农民还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参军，使部队得到了很大发展，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
二
1932年5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有近千人，刘志丹和阎红彦同志分别任支队长。
当时，三支队有步兵、骑兵、警卫3个大队，还有少年先锋队和后勤部门，共5个单位。我在警卫二大队任中队长，在志丹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担负部队领导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于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地方党和群众大力地支持我们，使我们思想上产生了一些麻痹情绪，再加上部队里缺乏娱乐活动，有的同志爱唱爱跳，便在行军中搞了个戏班子，吹打起来，好不热闹。可是，敌人也不放过我们，经常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袭击我们。一次，部队来到剪子岘，这里地势很险要，而且人口比较集中，还有一个大堡子，当时，我们没有警惕，只管吃饭睡觉。不料，敌人得知我们进了堡子，就派最反动的孙烂兰一个师的兵力，配合民团，紧紧跟踪我们，离我们驻地只有一二十里，而且，敌人在头一天，还派了一些便衣，携带武器，化装成挑葱的，卖蒜的，混进剪子岘，准备内应，只是没敢轻举妄动。第二天清早，我们正在吃饭，得知敌人离我们只有一二十里远，而且也发现了敌人的便衣骚动，我们带的戏班子里也有敌人打进来的密探，志丹同志当机立断，立即集合队伍，命令骑兵担任前卫，撤离剪子岘，当我大队已经撤出后，敌人主力已进到塬上，内应敌人向我尾部开枪，发起进攻，志丹同志命令前卫部队调转头来，给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端起矛子、长枪，猛冲猛打，一下子把敌人冲垮了。我们杀伤不少敌人，还缴获了一些枪支。这时，敌人援兵来了，倚仗人多，从四面向我围来，敌人的迫击炮、重机枪像雨点一样，向我袭来，我寡不敌众。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志丹同志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命令骑兵掩护，带着我们突围。很快就摆脱了敌人，使部队免受损失，转危为安。我发现志丹同志对陕北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跟着他打仗，不管白天黑夜，照着他指的方向走，不会走错路。因此，大家都热情地称赞他是“活地图”。
剪子岘战斗以后，我们向燕子窝方向行进。听说燕子窝驻着敌人一个营，这里森林茂密，是半山半城，有一条川道，敌人没有修筑坚固碉堡，战士们虽然都很疲劳，但听到打仗，劲头都上来了。志丹同志指挥部队急行军，一夜走了百十里地，第二天拂晓来到这里，按志丹同志部署，高岗带二大队从后山把敌人压下来，我们随骑兵从川道里冲到敌人的门跟前。战斗打响后，我骑兵从川道里一下冲进去，敌人火力集中，我骑兵有些伤亡。这时，高岗已经占领山头，把敌人压了下来，我带20多名战士，迅速靠近城门，从城门洞里看到一个个店铺，东南有一座大庙。不料敌人一下从城门洞拥了出来，我们急忙往后退，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接着，我们冲进城去，把住城门洞，敌人一进城，就被我堵在洞里缴了枪，这时，有十几个敌军官逃进庙里，我们冲上前去，喊口号，要敌人投降，副大队长刘明德同志的子弹打光了，被敌人一枪打中，临死前，把枪交给我，我左手打枪，冲进庙里，靠墙隐蔽，到了神像面前，听见枪响，一看我的小臂受了点伤，我顾不得这些，一下蹿到墙上，从窗子里扔下去几颗手榴弹，随着一阵烟雾，敌人的军官纷纷缴了枪。这一仗，我们消灭了敌人300多人的一个营，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打了胜仗，人人振奋，士气更加高涨。
紧接着志丹同志指挥部队乘胜前进，奔袭宜川的临镇。临镇驻敌一个营，地形同燕子窝差不多，南北两面靠山，部队行军走了一夜，没吃没喝，十分疲劳，拂晓前赶到临镇，按志丹同志部署，高岗带二大队从北面包围敌人，我们随着骑兵东、西、南3面迂回，围歼敌人，待高岗枪响后，部队发起总攻，可是，等到天明，没有听见北面打枪，后来听见打了几枪，直到日上三竿，仍无动静，怎么办？志丹同志带我们由南山下去，到河里，离对面不是很远，战士们在河滩喝水，对面的情形都看得真真切切，这时，志丹同志叫来骑兵队长部署，一面从正面由低处向高处进攻，一面派人到北面打探情况，志丹同志刚刚下达命令，敌人就发觉我们的意图，组织一二百人过来突围。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向我们猛扑，我奋起还击，子弹打完了，在这紧急关头，志丹同志很镇定，不慌张，他向周围看了一下说：“从这个坎子往下跳，可以摆脱敌人。”志丹同志和我们一起跳下崖去，终于甩掉了敌人。
三
临镇失利后，部队进入宜川、韩城一带，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当时，部队里官兵平等，连里都有士兵委员会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决定大小事情，可以调换、处分、罢免干部，指挥员有了缺点错误，或是某次战斗指挥失误，士兵委员会开会时，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批评，志丹同志就曾叫大家罢免过，罢免后，志丹同志下连当兵，毫无怨言。过了几天，大家觉得还是“老刘”能行，就又选他当总指挥了。
在韩城，正是麦收时节，这里的群众基础好，老百姓公开贴标语欢迎我们，我们协助地方党，打土豪，分粮食，开展群众工作。记得志丹同志带我们来到靠近黄河的芝川镇上，有一所小学校，志丹同志进去参观，找教员谈话，他对学校教育十分关心。当时，收成不好，群众生活困难，我们在一家“状元”住的地方，看到几个进步学生正号召农民前来分他家的粮食。
正在这时，敌人孙烂兰一个师，配合民团，又一次向我扑来。志丹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将部队带上香山庙，骑兵后来也上了山。开始，敌人的先头部队化装成便衣和老百姓，偷袭我们，被我们打了下去。后来，敌人四面展开向我进攻，我和志丹同志正在庙楼上望，突然，敌人向楼阁上打来一排子弹，打碎一块瓦片，溅到我的脸上，顿时流出血来。后来，山上敌人骑兵，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战斗中，我骑兵队长傅有余杀死不少敌人，最后被敌人打死，天快黑的时候，志丹同志指挥部队撤退了下来，离开韩城，南下黄龙，一直沿黄龙山边子行进。记得一天傍晚，部队来到黄龙山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里，我们刚进村，就听见有人打枪。志丹同志说：“不要理它，是红枪会，就在这里宿营。”当我们部署好哨兵，分好房子，进入老乡家的院子时，听到有人又从里往外打枪。志丹同志说：“没有啥，要沉住气，等天明再说。”我们刚到一家屋子里一看，一个大人也没有，只见炕上放着个吃奶的娃娃，地上敞着洞，志丹同志说：“刚才的枪就是从洞里打出来的，这洞是连着的。”不大一会儿，炕上的娃娃饿得“哇哇”直哭，我们就赶紧生火烧饭，给小孩喂米汤，睡到半夜，突然又响起一片枪声，这时，有几个人回来，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工作。第二天临走时，我们吃的老乡的粮食，都按价开了钱，还把住过的房子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等我们再次回到这里时，老百姓就不怕了。
此后，部队来到正宁柴桥子时，子弹打完了，又伤亡了一些同志。每到宿营地，志丹同志总是带我们看地形，派好岗哨，骑兵一般都安排在离宿营地一二十里的交通要道，尽管我们有群众基础，但丝毫也不能麻痹大意。后来，经柴桥子，部队又转回寺村塬一带。
1932年秋，谢子长同志回来以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部队只好化整为零，分头活动，志丹同志率领一个大队在甘肃合水塔乐原一带活动。这里人烟稀少，十分荒凉。我们既缺吃，又少穿，有时一连好几天吃不上饭，全靠野果野菜充饥，志丹也和大家一样忍饥挨饿。冬天来了，山里飘起了雪花，志丹同志身上穿的是一件打土豪得来的女人袄。晚上，刺骨的西北风刮来，大家只好钻进破窑洞里，烧柴火御寒，在烂草垛里过夜，志丹同志对战士情同手足，十分关心，哪个战士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脾性，他都摸得一清二楚，战士们无论谁家里来了信，有了困难，他都尽力帮助。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大家一起谈心，讲战斗故事，用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的革命道理教育我们，使我们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四
1932年，经过一个多月的分兵活动，部队度过了难关，得到了发展，刘志丹同志带领部队南下耀县照金地区。就在这时，杜衡再次来到部队，对谢子长、刘志丹同志横加指责，撤掉了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领导职务，把谢子长同志送到上海“受训”，当时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再三请求，刘志丹同志才被留了下来。杜衡在宜君县转角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他1人兼军、师、团3级政委，却将刘志丹同志降职使用。1933年6月，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但在蓝田县张家坪遭强敌袭击，部队被打散，杜衡在部队到达三原时，逃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在地下党的掩护下，装成木匠，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周折，才回到了照金。
刘志丹同志回到照金时，我和强世清同志带领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80多人正在这里，见到刘志丹同志，大家真是百感交集，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我的眼睛都湿润了，我仔细打量刘志丹同志，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平时话不多，但干起工作来不要命。
在照金，刘志丹同志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守住薛家寨。薛家寨离照金不远，四面石头，悬崖绝壁，一连5个寨子，1个山头，1条石子川道，寨下流水，人都用吊桥过河，地势十分险要，这里存放粮食和战利品，还有修械所，我们守在此地，敌人从来没敢进去。
随后刘志丹同志指挥我们出其不意，攻击不备，远距离奔袭合水县城。记得刘志丹同志带领我们一支队走在最前头，夜色已深，我们跑到城跟前，敌人没有发觉，天不明，部队架起云梯，攻上城墙，打开城门楼，天也亮了，全军一拥而入。刘志丹同志给我的任务是，进城后，立即占领北城门楼。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县城，敌守军约三百人全部被我消灭，我们没有一点损失，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这一仗，我们缴获了敌人不少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攻克合水县城，顿时军威大振，对敌人散布的谣言，给了当头一棒，大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攻克合水以后，我们一支队补充了一些枪支武器，刘志丹同志指示我们返回陕北安定（今属谢子长县）地区，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返回陕北途中，我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后来，一支队攻打安定枣树坪失利，支队长强世清同志身负重伤，后被敌人抓去，英勇就义，部队失散。
1934年春，谢子长同志回到安定，恢复了一支队，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一举打下了安定县城，并且带领部队在南梁阎家洼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师胜利会合，给陕北人民群众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1934年8月，我又调回一支队，跟谢子长同志在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圪台和清涧河口接连打了几仗。不幸的是，谢子长同志在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但他不肯离队休养，仍然坚持指挥，9月，在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以一支队为基础，在安定崖窑沟，成立了陕北红一团，由贺晋年同志任团长，我任政委，路文昌同志任参谋长。
1934年冬天，谢子长同志病重期间，刘志丹同志回到陕北，去安定灯栈湾探望谢子长同志，刘志丹同志紧握谢子长同志的手，摸摸他盖的薄被子，深情地说：“你的被子太旧了，应当换个好的。”谢子长同志笑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旧一点不要紧。”刘志丹同志告诉谢子长说：“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请你担任军委主席。”谢子长同志连忙说：“不，不！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两人相互谦让，以后在选举中，同志们考虑到谢子长同志正在病中，建议由刘志丹同志担任主席，刘志丹同志说：“老谢是老大哥，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刘志丹同志和谢子长同志的革命友谊，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
五
1935年2月，谢子长同志不幸逝世后，我们就一直在志丹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当时，刘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以后，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同志任总指挥。在刘志丹同志的指挥下，我们抓住有利战机，连续作战，先后歼灭了杨家园子、张家圪台和定仙圪的敌人，沿着黄河直打到神木。这时，我已调往抗日义勇军郭宝山部任政治委员，仍然受刘志丹同志直接指挥。这一年夏秋之间，刘志丹同志确定攻打吴堡县的慕家塬，吴堡县80里长，40里宽，慕家塬是高原的中心地点，这里驻着敌人一个多营。当时，敌人完全搬用了蒋介石“围剿”我中央红军时的那套办法，到处修筑碉堡，实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移民并村”的反动政策。在郭家沟，刘志丹同志利用这一带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决定行动保密，轻装奇袭。夜里，刘志丹同志带领部队悄悄穿过了一道道封锁线，我们将慕家塬敌人团团围住以后敌人都没有发觉。第二天拂晓，刘志丹同志指挥部队采取“猛虎掏心”和“围堡打援”的战术，先以少数强攻，吸引敌人援军，结果以宋家川赶来增援的一营敌人，被我大部分击溃，然后回师慕家塬，天将黑时，刘志丹同志和我组织火力，准备云梯，挑选神枪手，夜间再次发起主攻，第一次碉堡没攻上去，第二次攻了上去，敌人如同惊弓之鸟，狼狈逃窜，敌人从慕家塬往宋家川逃跑的路上，又被我山上的部队零敲碎打，全部消灭干净。这一仗后，敌人在吴堡的碉堡被我一扫而光，群众高兴地说：“老刘带领的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就把敌人打跑了，真是神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