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镇离三甲塬不远，这个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曾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这里的赤卫军和群众拿起武器，配合我们作战，把堡子里敌人的两个骑兵连团团围住，我警卫大队驻在东关，三支队二大队长高岗带的人驻在西北面，南面也是我们的人。附近群众每天按时给我们送饭送水，敌人被我们围困十来天，断水断粮，根据当时情况，是完全可以把三合围攻下来的。但是，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敌人突然向三合增兵，加之我们城镇作战经验不多，巷道交通不熟悉，我们的一些同志麻痹，被敌人的冷枪打死了，致使三合没有攻下。一天，敌人一股骑兵突然打了进来。我们立即开枪，把敌人顶了一下，敌人跑得不见踪影。我们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见。突然，我和副大队长白锡林、神枪手郝金标等几个人发现敌人钻进了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我们迅速冲了上去，把敌人堵在院子里，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郝金标一枪一个，撂倒了不少敌人，白锡林端起长枪，射出了一排排密集而又准确的子弹，敌骑兵死伤不少。正在这时，敌人嚎叫起来，要向我们缴枪。年轻的郝金标，由于没经验，结果上了敌人假投降的当，他的子弹已经打光，上去缴枪时，被马上的敌人一枪击中。随后敌人又从我们部署薄弱的防线上逃跑了。
接着，子长同志指挥部队很快撤到离此地一二十里的庄子上。到第二天拂晓，部队部署在一个高原坎坎下面，隐蔽起来，伏击敌人。在战斗打响以前，谢子长同志下令：“敌人不到30米，不准打枪！”不多一阵工夫，敌人的马队远远而来，黑压压的一片，只见敌人的指挥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走在最前头。我身边有两个50多岁的老兵，他俩的枪法很准，一个说：我一枪非把敌人那个当官的打下来不可，话没落音，他已经扣动扳机，只听见“呯”的一声，远处的敌人指挥官一个倒栽葱掉下马来，谢子长同志骂了一声：“谁打枪”！我们还有一个叫盛三毛的战士，一下子混到敌人的骑兵里头。敌人问：“你是哪一部分的？”三毛说：“你自己人认不得自己人。”说着：“啪”一枪将敌人放倒，骑上马掉头跑了回来。接着，谢子长同志从隐蔽的沟坎中跃出，一马当先，发起冲锋。敌人见指挥官已死，乱作一团。我军越打越猛，敌溃不成军，纷纷夺路而逃。我军一路追杀，直到正宁城根，缴获了敌人几十匹好马，还有不少枪支武器。
跟谢子长同志打仗，我感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下命令坚决果断，打起仗来冲锋在前，很勇敢。三合战斗以后，部队离开寺林村后又奔袭邑县城。本来打算奇袭，因准备杆子、云梯，走的迟了一些，天黑出发，整整走了一夜，赶到邑县城前，天已经亮了。部队虽经连日行军打仗，疲劳得要命，但来到邑城下，指战员们个个仍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以勇猛的动作投入战斗。谢子长同志组织火力，下达攻城命令，他自己带着云梯冲在最前头，我带一个冲锋枪班担任前卫，有一二十名神枪手，打得敌人在城楼上站不住脚，纷纷往回缩。这时，只见谢子长同志带着几个战士已经插到城下，挨近城墙，搭起云梯，命令连环枪掩护，第一个战士已经登上城墙，由于西城未攻克，无法立足，结果跳进城里，接着，我第二个爬上城墙，一看跑道太窄，难以立足，就一纵身跃进墙豁口，端起冲锋枪，对准西门楼连打几梭子，敌人见几个弟兄被打死，便蜂拥着往下逃。我后面上来的战士扔下砖头瓦片，我也扔出两颗手榴弹，敌人顿时乱叫，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跳进城里的同志迅速打开城门，占领城楼，插上红旗，我军一拥而入，全歼敌人两个连，缴获了不少枪支武器弹药，还打开监狱，放了犯人，杀了反动县长和警察局局长，随后部队撤出城外。
打下邑县城，这是陕甘游击队破天荒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在西北产生了很大影响，广大游击队员和贫苦百姓，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可是，就在大家欢庆胜利的时刻，当时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危机。记得他一来，先给我们作了一次形势报告，接着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批评起谢子长同志来了，说什么谢子长同志没有攻下三合，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还在党内无限上纲，以势压人，进行宗派活动，错误地批斗谢子长同志，并且撤了谢子长同志的职务，强令谢子长同志离开部队，到甘肃去搞兵运工作。
谢子长同志平日跟战士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大家在一起就像亲兄弟一样，说句心里话，我真舍不得他走。可是，谢子长同志宁肯自己受委屈，也要顾全大局，离开部队时，谢子长同志和大家一一握别，我和同志们依依不舍，一直把他护送到西兰公路，挥泪而别。
四
谢子长同志走后不久，我也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这一时期，我听说谢子长同志在甘肃工作很出色，他领导和组织了靖远起义，又组织西华池新编十一旅连长、地下党员高鹏飞率部170多人起义，与陕甘游击队胜利会合，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这是西北兵运工作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我也听说，李良来到游击队，强令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子，下令20天分完土地，致使部队连连受挫，损失很大，许多战士纷纷要求把李良撵走。为了扭转陕甘游击队的危难局面，省委又把谢子长同志请回来任总指挥，很快使部队战胜了艰难险阻，恢复了元气，而且也使部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我还听说，1932年底，杜衡再次来到部队，撤掉了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职务，强令他们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谢子长同志同杜衡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再三要求留下刘志丹同志。不久杜衡在转角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杜衡兼任军、师、团三级政委（当时红二十六军只有一个团）。杜衡勉强同意留下刘志丹，却不分配重要工作。谢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同志被迫离开陕甘以后，杜衡又强令红二团南下商南，在蓝田遭强敌袭击，在激战中部队被打散，使我党辛苦创建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给毁掉了。杜衡却在部队到达三原武字区时，临阵脱逃跑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历尽艰险，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掩护下突出重围，返回照金苏区。
1932年夏，谢子长同志由上海调往中央北方局，到天津后，被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察哈尔吉鸿昌同志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谢子长同志协助许权中师长带领部队，在长城以北，英勇作战，同盟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强龙光、高鹏飞等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谢子长同志十分悲痛。1934年农历二三月间，谢子长同志以中央北方局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秘密回到了家乡——陕北安定县。
谢子长同志回来之前，安定原有一个九支队，十几个人。1933年春，红二十六军骑兵队队长强世清回到家乡强家湾，打死敌安定县长，夺枪闹革命，在九支队一部分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红军第一游击支队，由强世清同志任支队长。接着，一支队在强世清同志的带领下，南下照金，回到红二十六军住了一个多月，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刘志丹同志派杨重远任总政委，带领一支队返回陕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
6月，在刘志丹同志的指示下，我和尹云山在南梁新堡缴了敌人的枪，建立了南梁游击队。正好与返回陕北途中的一支队相遇，战友相逢，倍感亲切。当即在政委杨重远同志的指示下，我们把两支队伍合在一起，仍由强世清同志任支队长，我任副支队长，杨重远同志任总政委。
回到陕北后，在安定董家寺附近，我们同敌人的一支巡逻队遭遇，我奋勇而上，全力冲杀，很快歼灭了这股敌人，缴枪10支。不料惊动了周围的敌人，敌人派一个营追击我们，我们迅速转移，终于甩掉了10倍于我们的敌人，撤出战斗。不幸的是，在撤退中，杨重远同志中弹牺牲。
此后，在安定北区、西区一带，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白天，分散隐蔽在群众之中，为群众做好事，打水、扫院子，干农活，我们整天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敌人过来过去，却不知道我们是游击队。晚上，我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土豪，踏民团，骚扰敌营，搞得敌人焦头烂额，十分恐慌。同时，我们还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赤卫队、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在斗争中，军民鱼水相依，青年争相参军，一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增至100多人。由于政委杨重远牺牲，支队建制也作了一些调整，由强世清任支队长，我任副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张义成任经济委员，支队下面设有5个分队。
到了秋天，支队决定再次南下。除留下一个分队由白德胜、任志珍负责就地坚持斗争外，其余的人由强世清和我带领，从安定东沟出发，经白沙川向照金进发。一路上，我们连打几个胜仗，缴获敌人一些枪支弹药和骡马。到照金后，正逢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同志换装回来，大家见了面，真是百感交集。当时，我党辛苦创建的红二十六军已被杜衡断送在照金，只有王太吉骑兵团起义剩下的一个连，七八十人，全副武装能作战，还有黄子祥带领的红四团，有一二百人，再就是县上的一些游击队。
我们一支队，别看只有百十多人，但能打仗，战斗力强。一到照金，刘志丹同志就派我带一个分队驻守地势险要的薛家寨。以后，刘志丹同志又带领我们远距离奔袭，出其不意，一举打下了合水县城，歼敌守军一个连，缴枪100多支，还有大批弹药物资。还打开监狱，放了所有犯人，同时也粉碎了敌人的谣言。
攻克合水，我们一支队补充了一些枪支武器，奉命返回陕北，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临行前，将政委李成荣留在红二十六军工作，调来魏武同志接任政委。当时，我提出到陕北吴堡开展工作。在归途中，我们带领部队在高桥川一带，消灭了一些民团，到达安塞后，我换了装，部队给了我一头毛驴、几块钱路费，经延安到吴堡开展工作。后来，我在宋家川听说，一支队回安定以后，敌人已在子长同志的家乡枣树坪筑起一座碉堡，并驻有一个连的兵力。支队进去后，仓促上阵，攻打枣树坪。由于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内应，硬攻敌人坚固据点，结果失利，当场牺牲了几个同志，还负伤六七人，支队长强世清也身负重伤。原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惠子仁因调回陕北特委工作，回安定后也参加战斗，当场牺牲了。魏武同志在战斗中，被敌人围住，也英勇牺牲了。这时，支队已失去领导，为了避开敌人清剿，只好分散，一路到延川一带活动，一路由原南梁游击队中队长王孝曾带领，去吴堡、清涧一带活动。不久，敌人增兵，到处围攻清剿，有的人被敌人一时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招了，致使一些同志被捕入狱。1934年除夕，强世清、白德胜、任志珍等同志被敌人押赴瓦堡城南刑场，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强世清等同志牺牲后，部队失散，有的被杀，有的加入了民团，一支队基本上垮了。只有王孝曾在清涧保存了一点力量。一次打土豪，王孝曾又从房上跌下来，摔坏了腰，组织上只好让他回家去养病。后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回来过几个人，也都站不住脚。一时间，安定地区的武装斗争走向了低潮。
子长同志回来的消息像长上翅膀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人们被压抑了多时的情绪，一下子激发起来。大家高兴地说：“老谢回来就好办了！”
谢子长同志首先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恢复一支队的工作。他把刘明山、南贵臣、李海、陈文波、薛兰亭等失散后相继回来的同志聚集起来，找回埋藏的枪支，杀了一个名叫韩九成的坏蛋，在刘家圪宣布，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盛堂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
一支队恢复后，谢子长同志写信与刘志丹同志取得了联系，刘志丹同志派人送来200块大洋，帮助支队渡过难关。随后，一支队在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打土豪，除恶霸，采取夜战、奇袭等方式，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敌人。谢子长同志还组织了庆阳东山游击队的一些力量，使一支队迅速发展壮大，原来投向敌人民团的一些同志，也纷纷跑了回来，个个痛哭流涕，谢子长同志宽宏大量，既往不咎，让他们戴罪立功。
1934年夏天，我去一支队时，又恢复到约三百人，贺晋年任政委兼支队长，路文昌任参谋长，李宗堂同志也回来了，这就加强了部队的领导，使一支队成为陕北一支力量集中而又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这一时期，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各地的武装斗争也风起云涌。除了一支队外，有绥德的二支队、五支队，神府的三支队，佳县的六支队，宜川的九支队，佳吴的四支队。与此同时，地方党政工作也十分活跃，各种群众组织相继成立，赤卫队有了很大发展，一时间，陕北简直闹“红”了。
1934年5月，陕北特委在佳县王家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把各根据地连成一片，7月在安定场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紧接着，在上千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经过周密侦察和部署，又有在敌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策应，谢子长同志指挥一、二、五支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占领了敌县政府，全部歼灭了敌人，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物资。然后，部队撤出城外，拉上南山，敌人派两个连追击我们，只见赤卫队在山上遍地红旗，呐喊助阵，敌人不敢再前进，只好缩着脖子退了回去。打下安定县城，这是陕北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和陕北人民，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
此后，我在吴堡接到陕北特委指示，要我和高朗亭同志带几支短枪到安定县。高朗亭从神府过来找我，等我带了四五支驳克枪来到安定县的李家岔时，谢子长同志和郭洪涛同志已经带一、二、五支队去了南梁。遗憾的是，这次到南梁，我没去成。后来我听说，谢子长同志率部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南梁胜利会师，并在阎家清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两支部队如何发动群众，协同作战，进一步扩大苏区等问题。会议决定，派四十二师第三团回师陕北，配合当地军民粉碎敌人“围剿”，并决定谢子长同志兼任四十二师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