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9月1日下午3点多，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在七星岗举办苏联图片展览，我应邀前往参观。匆匆看过图片以后，正准备离去，《新华日报》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先不忙走，等一会儿还有贵宾来。不多时，我看见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等同志陪同下来到。一时间展厅内异常拥挤，大家争先恐后，都想亲眼目睹毛主席的风采。毛主席和许多人握了手，谈笑风生。当介绍到我时，毛主席说“认识，认识”，和我再一次握了手。很快，展厅外的小巷里也聚集了几千人，真是众望所归。当时，国民党政府派来大批警宪维持秩序，不让人们往巷子里涌。七星岗附近交通一度中断，直到毛主席一行离开中苏文化协会。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活动是周恩来巧妙安排的。几十年过去了，那样盛大的群众场面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记者：在见到毛主席之前，您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有过接触吗？
王老：当然。周恩来最了解我。我1944年11月从桂林来到重庆（在桂林任《大公报》办事处主任），1945年1月认识了周恩来。见第一面的时候我就直率地问他：周先生，您看《大公报》到底是功大还是过大？我年轻时追随革命，参加共青团，又转为党员，从事过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作，后因叛徒出卖，只身外逃而脱党。于右任介绍我进了《大公报》馆，可《大公报》是一家政治倾向比较复杂的报纸。范长江因与总主笔张季鸾政见不一而离去以后，我也想离开，却又有些犹豫，所以特别想知道中国共产党对《大公报》的看法。记得周恩来当时回答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功大于过。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
记者：毛泽东著名的“另起炉灶”的观点是在同王芸生谈话时提出的，您对当时的细节还记得起来吗？
王老：9月20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发出请柬，在李子坝本报馆设宴欢迎毛主席和中共代表团。当晚7时许，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应邀到达，《大公报》的部分负责人参加作陪。在宴会进行中，王芸生曾提到“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问题，毛主席当即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王芸生这个观点在8月31日我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就有所流露，记得当时王芸生说：还是国共合作，共产党不必再成立政府。毛主席没有表态。在报馆的欢迎宴会上王芸生重提此话，引出了毛主席的这番宏论，实事求是，深含哲理，让人不得不服。这次活动，我没有参加，所以其中的细节讲不出多少。宴会结束时，外勤记者张蓬舟请毛主席为报馆职工题词，毛主席亲笔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毛主席大讲‘和为贵’”
记者：您作为《大公报》的采访主任，是否参加过重庆谈判期间的采访活动？
王老：从1941至1944年，我一直负责桂林《大公报》《大公晚报》的经营管理工作。因为日本侵略者扩大侵略，我和报馆的大部分职工于1944年冬天由桂林撤退到重庆。虽然我担任采访部主任，但因为初到重庆，人地生疏，参加的采访活动实际很少。特别在重庆谈判期间，所有中共代表团的活动，均由彭子冈等担任采访。只有张治中举行的“欢迎与欢送”毛主席宴会，《大公报》就我一人应邀参加。这是我唯一一次以记者身份出席宴会，也使我有幸第三次见到毛主席。
记者：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吗？
王老：记得很清楚。那是1945年10月9日，也就是“双十协定”签订前夕。晚上7时，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礼堂（今《重庆日报》社址）举行“欢迎与欢送毛泽东主席”大会，参加者有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各党派及文化新闻各界约500人。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一出现，立即引起会场的注意。
先是张治中致词。张治中说：国共会谈、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全国各界、世界各国人士都很注意。毛先生到渝已40多天了，同蒋主席谈话多次，我们五人（指张群、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也谈过好多次，我们商谈的结果，不久就要发表。一致处要发表，不一致处也要发表。大部分意见已经一致了，就是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我们已经毫无差别的一致了。这还是中共方面毛先生提出来的……
记者：毛泽东在宴会上讲了哪些问题？
王老：毛主席大讲“和为贵”。张治中致词后，毛主席发表演说，他首先感谢各方面人士，感谢蒋主席的邀请与招待周到，感谢张部长主持的欢迎与欢送宴会，感谢各界人士的惠然光临。随后他说，现在全国人民、各国的友人都很关心我们所谈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仅是谈的国共两党的问题，而且谈的是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无论军事与政治问题，都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毛主席讲，还是“和为贵”。只有和，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毛主席的演说，不时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时间在这位耄耋老人深沉的历史回忆中悄然流逝。我下意识地看看表，已是22点30分。尽管王老谈兴正浓，没有丝毫的倦意，我们也必须告辞了，毕竟在一整天的大会以后又同我们长谈了三个小时，况且他已是91岁的老人。告别前，王老同我们一一合影，他还开玩笑说，你们不会嫌弃我这个老朽吧！
打搅太多，真的打搅太多。怀着深深的歉意向王老道别。返回住处途中，我们三人交谈，都惊异于这位老人有如此的记忆力、如此敏捷的思维和如此充沛的精力。是谈起毛泽东才激发起老人的活力来吧？其中一位说。也许。大家似乎都承认了这种幽默猜测的合理性。
月光如水。复旦校园的夜晚宁静而美丽。
回到太原半个月左右，我收到一封发自重庆市政协的挂号信。王文彬老人寄来了他当年采写“欢迎与欢送”宴会的报道全文。文章结尾处这样写道：“经过这次公开宴会，各界代表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更加深信不疑，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忠诚谋国，更加崇敬和拥护。”王老在给我的信中说：“当时，毛主席及中共代表团同志们特别注意联系大后方各界群众，充分说明‘和为贵’、民主、团结、反独裁、统一的道路，大得人心。同时，山西战场上打了最突出的漂亮仗（指上党战役——笔者），一举歼灭了阎锡山的一支主力军，两相配合，大振了军威，赢得了‘双胜利’！”
作为记者，王文彬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正确地反映了彼时彼地民心的向背；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王文彬在向后人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胸中仍然澎湃着大海一样的激情。由此，你不能不感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感召力和毛泽东主席领袖风采的人格魅力，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伟大。
§§§第15节追寻“党员的背影”——访诗人、教授马作楫
在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日子里，我从《山西日报》头版开辟的“党在我心中”专栏读到许多生动感人的文章，其中一篇给我印象最深，因为它的作者是我的大学老师马作楫，它所展示的人生境界是我素日不曾了解而且难以企及的。在这篇题为《心中有了理想的光》的短文结尾处，马老师写道：“愿我们作为一名党员的背影，人们看见时不是一幅丑陋的画，而是一幅湛蓝的纯情的天空。”
这诗一样的语言深深打动了我，我相信这是马老师的肺腑之言。“党员的背影”应该端端正正，纯洁无瑕，这恐怕不仅是年近八旬的马老师追寻的终极目标，而且也是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6000余万党员的殷切期望吧！
马作楫是1984年入党的一名普通党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是一位成名甚早、硕果累累的诗人。我曾经无数次地在他的面前聆听教诲，诵诗谈文，却从没有走进过他的历史，读懂他矢志不渝的追求。遗憾和惭愧激发着我的渴望，于是，又一次叩开那熟悉的门扉，与马老师一起，掀开他人生的篇章——A篇：对黎明的呼唤“岁月，苍苍茫茫。我在向前看的同时也爱向后看。我那消失了的往事，而今，又是谁放飞回我情感的港湾？”忆起往事，马老师很动感情。
1923年1月，马作楫出生在山西省忻州市大檀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马忠厚，勤劳朴实，平易宽厚，母亲赵引蓝，慈祥善良，谦恭忍让。马作楫回忆说：“母亲是诗，故乡如画，他们使我的童年充满了梦幻。”12岁时，马作楫考进高小，至今他还记得校长石子山给孩子们灌输新思想的情景：上课后他先在黑板上写下许多成语、名言，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危若累卵”“千钧一发”等，写完后便开始演讲示范，把这些成语融入他风起云涌的演讲词中。从石校长的口中，孩子们已知道日本人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时期，大家应该从小树立报国之志。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不久，马作楫的故乡沦陷。他满怀悲愤，跟着一位亲戚奔赴西安，随后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被收容进国立五中（原名国立甘肃中学）。1938年初，全体流亡学生和教师又分批从西安出发，徒步跋涉，翻山越岭，到达甘肃天水县。天水地处西北一隅，远离战火，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学习环境。少年马作楫在这里勤奋读书，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而遥念故土正遭受着侵略者的蹂躏，父母远隔千山万水不得相见，马作楫忧心如焚。在一首题为《夜思》的七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凄冷客床当岁暮，故乡万里思征鼙。”表达了他于国难当头之时壮志杀敌的情愫。
这一时期，他开始学写新诗，用少年敏锐的感受捕捉诗的灵感，抒发胸中块垒，构思美好理想。在他的眼里，“这日子，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自由，没有干粮”；在他的心中，“明天，天一定很蓝，太阳也很亮。在黑夜，在蓝天，在太阳照耀的路上，年轻的伙伴们，正走向遥远……”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马作楫考入山西大学教育系。在这里，他步入神圣的文学殿堂，尽情歌唱着发自内心的诗篇；在这里，他与思想进步的知名教授如王文光、杜任之、李毓珍（余振）等过从甚密，深受他们的影响，自觉地追求光明，反对内战，呼吁民主，成为进步学生中的活跃人物。1947年5月，平津沪等地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而位于太原侯家巷内的山西大学校园在阎锡山当局“戡乱戒严令”的管制下，冷冷清清。为了打破沉闷气氛，这年初冬的一天，马作楫组织与主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文艺欣赏晚会，朗诵进步诗作，演唱进步歌曲，一时轰动了整个校园。
据比马作楫低一届的校友高履云回忆，那天杜任之、王文光、李毓珍、郝树侯教授都来了，王文光朗诵过自写的诗歌外，又兴致勃勃登台朗诵了拜伦的诗篇；李毓珍朗诵的是普希金诗作；郝树侯吟咏了一首爱情民歌。而他自己则朗诵了马作楫当时的著名诗作《城》：
……
你也曾被异国的军舰轰击过，
你也曾被敌国如醉汉的军队，
大摇大摆地踏进过你的城门。
还有那无理由的条约和贷款，
还有那踩着你灵肉的脚步，
一些些都说是自由平等。
……
那是我们溅满血丝的血之壁，
那是我们抹上肉片的肉之墙，
那是我们被压制的眼泪和咆哮，
那是我的怨恨和悲愤，
而这一切感情的激动，
都一个个哭不出自己的声音
……
有一天这个波动的城倒了，
又将有无数个圣洁的城，
带着它的神话也带着人类的童贞，
使高山倒塌使土地自崩，
在废墟中诞生出来，
中国之城市中记下中国人民的光荣！
高履云声情并茂的朗诵，把整个晚会推向了高潮。那次文艺晚会，曾使校方惊恐不已，甚至训导处还索要过与会者的名单。而马作楫的才华也就更声名远扬了。
《城》是马作楫早期代表作之一。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如此讲述他创作《城》的情形：“当时，我看到太原市是一座苦难的城，到处是碉堡，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是人民的呐喊……一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用我的良心和眼泪写了《城》这首长诗。当时我来不及考虑以什么样的手法反映现实，我只想说真话，吐真情。”这一时期，马作楫作为进步文学青年，诗歌创作丰富，主题都是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呼唤春天的黎明。“让希望追逐着希望，远方，有人烧起了火把。让歌声，载着我的意志，奔流向火把照亮的地方。”他的心在祈盼，为了故乡，也为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
1947年九十月间，王文光、杜任之、李毓珍三位教授秘密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山西支部。1948年初创办了以反内战、争民主为主旨的《北风》诗刊，李毓珍担任主编，专门挑选了马作楫协助编辑。李毓珍后来回忆：“这个小刊物花力气最大的是马作楫。他不但是主要撰稿人，而且编排、校对、发行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包下来。”该刊以发表宣传民主进步思想的诗作、诗评和短论为主，在太原文教界和许多进步文艺爱好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很快，这一进步文学营垒，也引起反动政府的强烈不满，受到阎锡山亲信梁化之的警告，第7期出版后被迫停刊。
《北风》诗刊也是马作楫诗作发表的阵地，李毓珍还以“北风诗社”的名义，支持马作楫由上海光华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忧郁》，当年他25岁。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诗集，几乎篇篇珠玑。”《忧郁》是马作楫的成名之作，因为它的和平民主之声汇入了那个时代文学的主流，而回荡在历史的长廊，况且即使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1949年太原解放。12月，马作楫作为大学生代表参加了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会上，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识了不少省内外的诗人和作家。他曾经千百次地呼唤黎明，如今他满怀喜悦地生活在新中国的蓝天下，那是他梦中的蓝天啊！
B篇：对事业的忠诚
1950年，马作楫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当时的山西大学副校长赵宗复非常器重这个人才，亲自安排他一面在中文系助课，一面在山大附中教语文。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马作楫开始了他在大学校园的最初耕耘，也开始他矢志不渝的事业追求——认认真真教书，老老实实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