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七《汉人注经》因《左传》解经不得圣人之意，杜预注《传》，又曲为之疏通，都不足效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顾氏特别推重汉人注经。如郑玄对二礼之经及子夏之传，往往驳正，而不囿于一说。顾氏解经，博采众长，不守师说，这也是清代乾嘉学风的共同特色。
8.朱鹤龄《左氏春秋集说》十二卷《春秋凡例》二卷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强恕堂本，续修四库全书本朱彝尊（1605-1683）《经义考》称“未见”其书。前有明唐顺之的《读法》、朱氏自序。此书成书先于朱氏《读左日钞》。朱鹤龄（1605-1683），字长孺，江苏吴江人。明诸生，甲申之后弃去，自号愚庵，与顾炎武友善。除春秋学著作外，尚有《毛诗通义》、《易文义略》、《尚书埤传》等。朱氏认为自三传以来，治《春秋》者各有凡例，凡例多而不当，让人无所适从。朱氏认为经学之“例”不过是借自史家，且史家之例亦无一定，将批驳的予头指向自杜预开始的“正例”“变例”之说。“自隐桓二百四十年间，载笔者既非一人，则或详或略，不免异辞，所见所闻，难于一概，自史法言之，而无一成之例，而欲执后人之例以按经，又欲屈圣人之经以从例，其可乎哉？”朱氏认为孔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变化，从心而已，《春秋》之义不求之于例，当求之于孔子作《春秋》之志。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朱鹤龄认为，孔子之“志”，即“尊天子，内中国，讨乱臣贼子，尊王贱霸”，有孔子之志，看春秋时事，则可以得《春秋》之善恶褒贬。朱氏读《春秋》之法，是在历史情境中讲《春秋》之义，从中抽绎出形而上的义理，相较经生以君臣伦理定《春秋》之褒贬，更理性化。
此书广辑传注，主以《左传》，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赵数十家之论，聚而观之，参互权衡。列《左传》事迹于诸家注疏之前，对《左传》的议论多所驳正。因胡《传》立论迂阔穿凿，只取十之一二。明洪武年间得立学官后又被废的张洽注因其罕见，征引尤多。删汰了明末以来与杜注合刊的林尧叟注，只存少数几则。虽以集诸家说为主，但传注的取舍间表现了作者的说经取向，即“以传考经之事实，以经别传之真伪”，此为程颐、朱熹旧则，为朱氏所乐于采用，其所收注亦以宋注为多。书前冠以明唐顺之的《读法》，表明了作者受程朱理学影响之深切。
9.朱鹤龄《读左日钞》十二卷，补卷二四库全书本
朱鹤龄（1605-1683），字长孺，江苏吴江人。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成书（1681），补卷为庚申（1680）年顾炎武从华阴所寄《左传》补注数十则，所采不及顾氏《左传杜解补正》十之一。书名“日钞”，多取前人成果的意思，前人说占十之七，己意占十之三。其凡例称唐代啖助、赵匡，宋代叶梦得、刘敞，元代陈傅良、赵昉、陆桀、王樵、邵宝等人都有采及，近人魏禧、顾炎武亦有采及，主于《春秋》无书处觅微言大义。反林注，只取可用的一二条，发掘杜注，多连篇引用孔疏。《提要》以为孔《疏》“久列学官，断无读注而不见疏者，乃连篇采掇，殊属赘疣”。实不明清初八股废天下之书的状况。朱氏开始发现杜注孔疏之前的汉晋注疏，如郑注，贾逵注，服虔注，王肃注，刘炫注。对杜注多所纠正。采集《嘉祐集》所载传说中“范蠡”的兵法、李靖《兵法》、张预等人的兵法，又《读左日钞·例言》特别提到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之前，海虞陈氏辑《左氏兵法》，盖清初《左传》兵法盛行，此为经世之风的影响。声称“勿耽《左传》文之博丽，而昧其义之踳驳”。但时有采用《左传》义理者。如“宋宣公可谓知人矣”，不用《公羊》说，而用《左传》。“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于古代礼制上，采《左传》说，反对《公羊》、《穀梁》说。大多数为义理的解说，只少量涉及文字训诂。
《四库总目提要》称，“庚申之秋（1680）炎武自华阴寄《左传》注数十，盖是时杜解补正尚未成也”，所谓“左传注”，即指《左传杜解补正》，是否成书，有待考证。古代书籍流通不便，成书之后仍可摘录，寄予好友。据张穆《清顾亭林先生炎武年谱》，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顾炎武作“朱处士鹤龄寄《尚书埤传》”诗一首，朱鹤龄于此年收到顾炎武所寄《左传注》数十。顾氏所录数十条，决非一时所做，数十条应当取自早成之书，故本编年叙录将《左传杜解补正》系于《读左日抄》之前。
10.万斯大《读春秋随笔》十卷清经解本
万斯大（1633-1683）著。万氏兄弟俱学于黄宗羲，万斯同长于史学，万斯大专究经学。该书在事件的排比之中推见褒贬，以明《春秋》笔法，认为“《春秋》是非当通前后参观而后见者，执政者一字以求之则泥”。论史，理所当然倚重《左传》的叙事，看《左传》不能不理会到它记事的周详，但万氏对《左传》的义理却是攻击不遗余力，正所谓蠹生于木，反食于木，入室而操戈。对征引各家传注，从史事是否贯通来衡量，在客观上肯定了“史”在解释《春秋》笔法上的优越性。作者反对《左传》义例的理由在于看到《左传》偏袒臣子，有伤教化，斥《左传》“弑君称君”之说为济乱臣贼说的“邪说”，显现出元明以来学术荒废之际，作者欲以经学救治世道人心的愿望。万氏贯通前后史实以说微言大义，与顾炎武如出一辙，但万氏说经每每辅以强烈的褒贬爱憎，相较顾炎武，万氏更多经学的思维，不及顾炎武的客观、平允。
11.高士奇编《春秋左传姓名同异考》四卷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七年朗润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此本《春秋左传姓名同异考》封页题《春秋地名考》，朗润堂藏版，与内容不符，大概是翻印错误。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江村，浙江钱塘人。初由监生充书写，供奉内廷。康熙二十四年转侍读学士，二十六年迁詹事府少詹事，四十二年迁礼部侍郎。癖好《左传》，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首次南巡，每与高士奇等侍臣探论古今兴废之迹，读《尚书》、《左传》等文章。《左传》难读，很大程度上因为称谓。一人有多个名称，且同一名字可以指涉多个人，这使得阅读难度增加。《春秋左传姓名同异考》按照国别将王公贵族的名谥罗列出来，指出每个人的异名。主要以姓或职官为单位，将容易混淆的名称排列一处，总称出一些用词规律，如“诸单皆称单子”，“诸召皆称召伯”等，以帮助阅读《左传》。俞樾《九九销夏录》卷六记载：“国朝高士奇著《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据阎若璩《潜邱札记》云：‘秀水徐胜敬可为人作《左传地名》，即此书也。’是高江村此书为徐敬可代作。”代作总有欺世盗名之嫌，但《春秋左传姓名同异考》不过是为阅读《左传》提供了一些基本资料，任何人只要花时间和精力，似乎都不难做到。
12.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
仿宋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按国系事。用先秦经史子籍中所载事迹作为补充，有异同，则并存其说，有蹖驳，则为之辨正，后附以己见，此即史评。高士奇的史评坚持《春秋》的微言大义，尊奉“尊王虏夷”的原则，对宋胡安国《春秋传》中的思想予以批判。总体上说，《左传纪事本末》的史评符合当时统治者的趣味。
13.毛奇龄《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清经解本
毛奇龄（1623-1716），字西河，浙江萧山人。为人好放言高论，与人争胜，为学力排宋儒空言说经，但仍不免入宋学窠臼。毛氏否认宋以来依“不更”、“庶长”等官名认定《左传》是伪书的看法，又激烈反对宋胡安国《传》，认为它“解经之中畔经尤甚”，为达孔子《春秋》义，必须辨胡氏之非。认为《春秋》经、《春秋左氏传》的材料来源有异，经从简书，传从策书，所以与经与传叙事上互为阙略。而《左传》某些悖于义理的地方，也是简书缺略而左氏以己意补之造成的。毛氏看到了《春秋》经传的不同来源，但将经传所有不谐之处都归结于材料来源的问题，实是避重就轻，一概而论。《春秋毛氏传》非议《左传》的义理动辙与《春秋》违背；又非议《春秋》无统一义例，杜注“五十凡例”专指左氏所据典礼，而非《春秋》之礼。可见毛奇龄尊《春秋》经的同时，否定《左传》的义理解释以及杜注的义例体系。毛氏从礼、事、文、义等四个方面阐述《春秋》经义，突出了《春秋》史官记事的特点，把握了《春秋》的史事、史法，从中见典章制度与褒贬。如议《春秋》之“礼”，立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昏觌、享唁、丧葬、祭祀、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弑、刑戮等二十二门，实是二十二种叙事门类，对应史官记事的二十二种用字原则，隶属于《春秋》之礼。毛氏求孔子大义，没有故弄条例，破除前人解经的神秘性，视《春秋》、《左传》为史书，这是他超出一般人之处。
14.毛奇龄《春秋条贯》十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毛奇龄（1623-1716）任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科会试同考官，阅《春秋》房卷，与内监临御史就阅卷标准发生矛盾，《春秋》双经题的评审，一以胡《传》为指归，且出题误传胡《传》之义。毛氏责其不以经为本，对方竟以《春秋》“断烂朝报”之语回应，《春秋条贯》便为是而作。尊经明义，以义为统摄，将《春秋》同义类之事附于其下，并附属辞比事之说明。与宋章冲《类事本末》体例相似，只不过一个条贯《春秋》叙事，一个条贯《左传》之事。《四库总目提要》称此书“欲理之反棼之”，道出了《春秋》以义相贯的致命弱点：《春秋》叙事不能自足，义理又未定于一，如何能用争议不下的义理贯穿《春秋》晦暗不明的史事，两头都没有着落，只能叫人云里雾里。毛奇龄偏不采《左传》事实以贯《春秋》之义，也放弃了他采《左传》说经的一贯立场，究其原因，是为争强好胜。监临御史举杜预云《春秋》之义，并在传注中条贯《春秋》之义，毛氏为破其《春秋》“断烂朝报”之讥，偏向《春秋》自身证明经义自有条贯，不待《传》而成，故成其牵扯、不能融通之说。
15.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清经解本
毛奇龄（1623-1716）前所著《春秋毛氏传》的经文依胡安国《春秋传》，以《穀梁》经文为据，作者自云“毛氏《传》不及古经，仍以胡氏所载为圣经原本，而反标三传诸字同异于其下。东阳李生紫翔者，著《春秋》经传早已行世，及之官岭表，疑予传圣经之有未覆，属王生虎文问及之，予乃命犹子文辉取三传圣经之各异者，以简书为主，而各注所误，而明标之。”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不知亡于何时，毛氏以《左传》经文接近古文原貌，故依《左传》经文立目，将《公》《穀》异文概称之为“误字”；《公羊》所录多方言俚词，直斥为“俗”，三传异文尚未从音韵学、文字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公》《穀》与《左传》人名地名之异，朱熹以为无关经义，毛氏于此等处亦多记“未可考”，考证尚未精审。
16.《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四库全书本
康熙三十八年（1699）制。是书以《春秋》三传及宋胡安国传为主，引用前代注家计134家之多，为《春秋》集传之最。此汇纂出现于宋胡安国传统治元明及清初科场三百余年的背景之下，清初统治者欲终止胡氏一家之言，而大力推行前人传注，以明经通义。但因胡传流行久远，不能废弃，仍列《春秋》三传之后，仅对其有所订正。三传之中，《左传》先于《公羊》、《穀梁》，明示时代先后，又体现据事说经的意识。采用的传注繁多，声称去取的标准在于是否违舛《春秋》经传。传注的违舛与否，不依版本校勘原则，而视统治者的口味而定，那么，所谓去取的标准，只不过是根据统治者意旨对经传进行随意纂改。如宣公四年《左传》有名的“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一句，被有意篡改成“凡弑君称臣，臣之罪也”。本书广引传注，反映了当时人们破胡传求《春秋》微言大义的努力，但博而未专，此书对地理简明扼要的训释，亦有可观之处，为后人如顾栋高、刘文淇等人所征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