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只有柳军很斯文的吃了一点菜，吃了两个馍，一来柳军肚子里有油水，不那么吃，二来柳军是连部的干部，是指导员派来工作的。而这一切都让师政委给看在眼里。师政委只拿着一个馍，掰着蘸着羊汤汁吃，一直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吃，直到孩子们吃饱喝足了，才对孩子们说：“自古就有‘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回民开垦出来’的说法，回族对陕西贡献大着呢！”师政委只一句话就把他和孩子们的距离拉近了，孩子们都认真地听起来。
师政委接着说：“我已经和你们的邓营长和毕连长商量好了，给你们单独建一个食堂，回去后你们自己开伙；也考虑你们要自己宰羊的风俗，师部帮你们收购一群羊，并送给你们，你们可要把它们养好啊！”孩子们那撑红的脸膛个个露出了笑容，真是天大的喜讯，真主保佑！师政委看到孩子们笑了以后，话锋一转，“毕连长不懂民族政策，我们已经批评了他，他也向师部作了检讨，他还是你们的连长，毛主席说：‘犯了错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让他好好学习民族风俗、民族政策，你们也可以向他宣传，他要是再犯‘侮教’的事，我就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安拉再也不会宥赦他！”孩子们听到这里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当晚，孩子们全部安排在师部的招待所住，床铺不够就俩人挤一床，美美睡了一觉。天还没有亮，细心的刘参谋就把他们唤起，让他们在食堂放开肚皮美美地吃了一个早餐。师部派了一艘船让刘参谋把孩子们送回石庙沟。另派一参谋和马元甲去西安招回其他的孩子，并到街坊和这些孩子的家长做好解释和化解工作。
中午时分，孩子们下了船，簇拥着刘参谋向驻地走去。一到连部的平台，就看见在食堂的后部又搭上了半边房，好几个军人带着民兵正在工，这就是回民排得新食堂。原来，昨天邓营长和毕连长在师部挨了训又接了指示后，连夜开着吉普车赶了回来。邓营长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考虑孩子们回来后就要开伙吃饭，所以邓营长带着后勤部的人摸黑到学兵四连看现场，定方案，决定在原有房屋中隔出一部分房屋做仓库，再挖出一些平地，搭建半边房做厨房。一大早施工人员就来了，孩子们回来正好看到的是这个厨房的半成品。
过了几天，师部就送来了一群羊，大小一共16只。放羊是一个又轻松、又辛苦、又有趣、又好玩的事，“轻松”是不用花力气干活，“辛苦”是一天到晚得跟着羊走，漫山遍野地跑，你说是不是“又有趣、又好玩”，但时间长了肯定会乏味，所以连部最后定了一个只有13岁的乔社会暂时加入“穆斯林支队”，去当那个放羊的“海娃”。
连部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条幅，是老毕自己写上去的，他的楷体还可以凑合着看。条幅上写着：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
在老毕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小册子，书名是《我国少数民族情况介绍》，这是师政委送给他的，师政委送书时说：“你这是‘侮教’，犯了天大的罪，如果是战争年代，你早被回民排的孩子们开枪打死了。你必须给我带好这个全师惟一的‘穆斯林支队’。”他听了这话后不寒而栗，感到自己真是“胆大妄为”。同时感到在这穷山沟里要管好这100多号人确实力不从心，尤其自己有遇事不冷静的毛病，他真怕再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他在吉普车上跟“邓大炮”说：“指导员生病，万代表相亲，我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也不要满厨房里抹猪油，你是猪脑子，我不敢干的事你都敢干，不要看我敢想敢说，但我也是‘三思而行’，你看我骂这些孩子骂得厉害吧，我拿着麦克风骂，把他们的娘都骂了，可是我动孩子们一个指头没有？’’邓营长得意地讲。
老毕心里想：还骂的不厉害，连我的娘都一起骂了，不过老子本来就姓毕(Bi)，不怕你骂。
邓营长确实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比如有的中队，进洞施工前要站队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出洞后也要站队背诵毛主席语录才算下工。邓营长就没有定那么多规定，顶多在洞口挂一幅“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对子就算确定了打洞的政治思想。但是，上工、下工背语录是当时的风气，大多数连队还是一直坚持着。
“我借一个指导员给你，你们俩要好好打好伙”。老邓怕老毕再惹出什么事来，答应给学兵四连借一个稳当的干部。
稳当干部
这个“稳当的干部”就是学兵二连连长易金贵。有道是“无巧不成书”，这易金贵除了是那个第一次进洞就“损兵折将”的二连连长，他还是学兵四连通讯员小易的父亲，易指导员就是为了“亲属回避”才把自己的孩子搞到四连，真没有想到“冤家路窄”，“打仗父子兵”！
易金贵是燃料化工局的干部，他带的二连是新城区某中学的70级学生，这组学生的个头、思想、来路比较整齐，虽然经历了一大“劫难”，但在指导员李玉振和易连长这两个比较成熟的干部的带领下很快就“化悲痛为力量”，没有四连那种复杂的关系、来路和思想，全连空前团结，真是“玉振金贵”，虎虎生气，成了石庙沟施工的一支生力军。事过32年的2003年清明期间，学兵二连的“大孩子们”还不远遥遥来石庙沟凭吊，蹒跚在二号洞口追念战友，把纪念碑似的“镌铭”用血红的油漆喷绘在二号洞口内外，他们想告诉后人，他们再次留下了血汗，也真正把这种经历变成了精神和思想财富，就此可见一斑。所以邓营长把易连长调到四连代理指导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通讯员小易年纪偏小，但有着和他父亲一样红扑扑的脸，翘翘的鼻子，那神态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不过老易是一脸的庄严，小易是一脸的顽皮，“顽皮”最怕碰到“庄严”，“庄严”最难对付“顽皮”。自然，小易见到老易犹如老鼠见了猫，“老鼠”倒是一副嬉皮笑脸，“猫”则是皮笑肉不笑。学兵四连有许多他这样的小朋友，但他是连队惟一最快乐的“小天使”。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跑一趟营部，把全连的信件和邮件带回来，至于寄出的信件也仅限于连部的，孩子们早把到供销社寄信作为有趣的“休闲方式”，只有寄来的信件和邮件全部集中在营部，营部分捡后，由各连的通讯员来取。
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山沟沟里的孩子们更是把“家书”当作名著来读。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高音喇叭放出来的不是革命歌曲就是邓营长的吼声。马季好不容易讲了一段关于支援非洲建铁路可以公开播的相声，高音喇叭一天放几遍，当孩子们听着那相声下工回连队，正好讲到“怎么没声了？汽车拐弯了”。孩子们也听不到了，那小路也拐弯了。至于电影一个月还不知道能否放上一场，放映的时候要搬着自制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小凳到营部去看。在营部有一块石庙沟最大的，要小心打，篮球才不会滚到汉江去的平地，那是用钢钎和炸药平出来的。那银幕就挂在中间，前面坐不下，就坐到后面去看，有字幕就倒着念。电影是《地道战》、《地雷战》连着《南征北战》，《英雄儿女》跟着《卖花姑娘》。当时的民谣：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叫《第八个是铜像》，看到结尾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朝鲜的《卖花姑娘》却赚取了本来就在困苦中的学兵们许多眼泪；《卖花姑娘》刚上映的时候，孩子们为了一睹为快，徒步到安康城的电影院去观看。
惟有的几本书及手抄本都暗暗掌握在江西的手中或在他的视线里。有一次，江西弄到高尔基的自传小说《童年》，正躲在离驻地一箭之地的杂草葳蕤溪水叮咚的山凹里一读为快。没想到长着三角眼的司务长从那似路非路的地方下来，江西躲闪不及，被撞了个正着。司务长问江西读什么书，江西认为高尔基的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大大方方把封皮翻给他看，匪夷所思的是司务长竟然说：“你读这本书要注意，高尔基最近也被抓起来批斗了！”江西当时倒没有去考虑司务长由于无知又自命革命的表述的常识错误，而是恐慌连高尔基的书都不能读了，还有什么书可以公开读？《海岛女民兵》读一遍足矣，这本书也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其它的书都要偷偷摸摸地读了。
至于能摆摊子、圈住人大讲故事的叶叔龙可是连队的“明星”，基本不愁烟抽和馍吃；江西去听过一次他讲的《无情的情人》，还真像那么回事。另一个比较有人气的娱乐活动就是打老K、“拱猪”，少不了魔头杨立国和“猪头”周东等人，一大帮人在围观，伴随着阵阵喝彩和嘻骂，“猪头”自然是每次被“拱”的对象；再一伙就是由大山为首的“侃大山”派，他们“侃”的最多的是“吃”，每次必侃西安的名吃“羊肉泡馍”和“葫芦头”，一个个扬言，回到西安，第一件事就是吃它两大碗羊肉泡馍，真有点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味道。大山推崇的“羊肉泡馍”总被杨立国所讪笑，说那是拉大板车的人吃的，好出力气，当然魔头是在背后说的，所以没有形成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杨立国为了“吃”创造了和大山对立的“学派”，那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点心屑”，这是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理论”。于是魔头就解释说，必须是一种点心的屑，而不是甜咸混合的“点心屑”，如果“点心屑”比“羊肉泡馍”好吃，再傻的孩子也不会认同，那就不是“五十步笑百步”了，而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了。这正如强权理论都是政治悖论一样。
大山和魔头都喜欢谨慎地谈到女人，也仅限于某种女人漂亮的话题，大山谈起来羞涩，魔头谈起来津津乐道。孩子们就这一点点乐趣，你说看“家信”能不“韦编三绝”？“家书抵白银，炒面赛黄金。”“家书”是孩子们最大的慰藉，孩子们家里寄来的食品可是孩子们最大的享受，是他们正在成长发育的身体的最好的物质补充，而这一切快乐的源泉掌握在小易的手中。
小易每天下午从连部上面的小路平行就插到了营部，那上面行人太少，草木茂盛、山花烂漫，小易仿佛是一只彩蝶一般，蹦着、跳着、飞着、跑着就到了营部。回来时因为东西多，往往是满身披挂，也是蹦着、跳着、飞着、跑着甚至还哼着歌又回来了。遇到星期一，或者营部通讯班来电话告知包裹比较多，他会叫上两个孩子去帮忙，那是哪个孩子都愿意去做的事。有的孩子估计自己可能有包裹来，会自动和小易联系，和小易一起去看包裹，自己去是没有用的，营部通讯班只认小易。小易的这份好“差事”，自然是因为有个好爸爸，这算不得什么“腐败”，只是同事之间起码的关照。这不，易连长不是来关照曾经“关照”过他的学兵四连，邓营长可不知道他们父子又走到一起去了。
老易遇到这“滑稽”的安排真有点哭笑不得。面对关系如此复杂，思想如此混乱，派系如此争斗的连队，他干脆来了一个徐庶进曹营一一言不发，心里却想不信这个连队还能搞出什么事情来；另一方面有点后悔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在这个连队，但只有这个连队像个“收容队”，最好安排，反正两年半的时间也不长，关键是孩子千万不要在这里学坏了，幸好孩子在连部工作，远离那些坏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正因为在连部，正因为他孩子当通讯员，正因为有他这个后台爸爸，他的孩子已成为“特权阶层”。孩子们的信件和包裹都“命系”于他一身，那个年代，邮寄的东西说丢就丢了，你能用石头去打天吗？收到了信件和包裹都是小易的功劳和恩赐，尤其是装吃的包裹，小易给你拆了吃了，你又到哪里去查，所以谁敢得罪他，谁对他不是笑脸相迎，谁收到了吃的东西不分一点给他吃，饿千饿万也饿不到他呀。
老易要在四连驻扎下来。连部的“活动房”是连队里最好的房子，是部队支援的，上面的那块空地是柳军带着工作班的人突击把它平出来的，它很长，仅比二排的房子短一半，也足有20米。几个月前，江西和柳军、公鸡在屋顶上吃美味的时候，那时是一个门进出，现在一隔为二，北房走老门，直接下坡就是二排、一排，里面住着指导员、连长、司务长和柳军，柳军已被任命为团委书记；南屋得绕到北屋门口才有路下坡，住着通讯员、材料员、统计员、理发员和老万，老万是自动搬到南屋去的，在南屋他可是老大，孩子多好使唤，“四大员”都好为他服务。
“金角银边”。角是地理的有利地形，占角是人的天性。北屋四人的床正好一人占一角，东北角指导员，西北角连长，东南角司务长，西南角柳军。一排贡献木料给连领导打床的时候，指导员连长也叫人捎来了地质队用的绿帆布折叠床，折叠床搬迁方便但睡起来难受，难受的原因是四周高中间低。但要让他们仨放弃折叠床，一来多一样东西碍手碍脚没处放，二来都是随身物品，那时候也算一个大件，不用了感情上过不去，于是他仨在折叠床的基础上再加工，基本是下面用木柱顶牢，上面再铺上木板，所以他们的床都是不伦不类的，只有柳军的床是按照一排打床的方法，钉下6个木桩，再钉好杠子，铺上木板再钉牢，这种床真是“米丘林的杰作”，天地若有灵应该让它生根成长，不过这葡萄架似的“嫁接”，只在晚上结果，它的果实是孩子们香甜的呼噜和美妙的梦想，这是人类共享的最公平的东西之一。在床和床之间是用炸药箱钉起来的办公桌，这是连领导和孩子们的最大区别，不过在桌上没有什么文件，放着也就是他们的吃饭家什。
在学兵连驻地是找不到桌子和凳子的，床是惟一的设施，既是睡觉的，更是桌子和凳子，写什么东西都是趴在床上写的，“拱猪”也是一伙人围定一个床，反正你要用桌子，床是惟一的替代品，它和桌子一样长着腿。他们的床下塞着他们带来的五花八门的箱子，现在看来全是“古董级”的。
这房子里有三处醒目的地方，一个是连长床上面墙壁上的条幅，一个是司务长床边钉了几条铁皮挂着锁的炸药箱，这是司务长“财务大臣”的“保险柜”；这可是连队里惟一装钱又“值钱”的东西，不过里面最多不会超过5000元。想想当时每个学兵每月的工资是28元，干部是除了原单位照发工资外，这里再发一份工资，当时二级工是标准级别，西安属八类地区，也只有4l元；无论干部还是学兵每人扣下15元作为伙食费和其它开支，所以司务长的“保险柜”里不会超过2500元，这点钱现在不够每月给一个职员开工资，但在当时却要维持百多号人的连队一月的吃喝运转。司务长每月的主要工作就是背着个黄挎包到团部去领“军饷”，10元一张的“工农兵”大钞，也就四大捆多，一只手就能把它抓起。有’一次司务长“领饷”回来，在炊事班的路口上正好碰到杨立国，杨立国嬉笑着一把把那黄挎包抢了过来，司务长也不着急，疲倦的他干脆一屁股坐在食堂的台阶上，杨立国一提溜，那挎包“连皮带肉”还没有一斤重，却是全连一个月的“军饷”，或者是某个人一辈子的收入，操劳一生也就为了这点“纸钱”，真是有说不出的悲怆和滑稽，他便自讨没趣的把那黄挎包还给了司务长，生怕这黄挎包里有个什么差池，他脱不了干系。
虽然那时思想行为都较乱，但却没有发生过偷盗钱的大案。那黄挎包里的钱给孩子们工资一发还剩两捆，两个上司去安康城买米、买面、买肉、买菜，你说“保险柜”里还能放多少钱？陈司务长就是扑在这个“炸药箱”上记他的“狗肉帐”，很多都是向山民收购蔬菜，哪有什么发票，白条都是他或两个上士写，老乡们按个指印，真是算不清的“变天帐”，幸亏“三线”没有打过“老虎”；司务长也是见过“运动”的人，所以烦闷起来就说：“钱财不经手，神仙跟我走”。所以做了一年司务长以后，坚决要求“提拔”当了副连长，另外提拔了一个上士当司务长。
那一次，指导员想把得力的柳军提拔任副指导员，但是报上去就是通不过，原因是上面通过内查外调，发现柳军的父亲是个大右派。柳军呀，你表现再好都是无用的，或者说都是应该的，你是在帮你的父亲赎罪！出身“城市贫农”的“鸭子”倒提了一个副连长，万排长复员后，营部也就没有再派“代表”过来，“鸭子”顶了他的床位搬到上面住去了。
另一个“值钱”的东西是在柳军床边的木头柜子，没有上油漆，没有玻璃，但上了锁，一看就是“三流木匠”的产品。这里面放着能决定孩子们命运的东西——档案，它属于文书保管的东西，这一下就提高了柳军的无限身价，这也是柳军能住在“总统府”的直接原因，当然柳军自己的档案则放在指导员自己带来的破箱子里面。柳军也是一个孩子，在连队一下就管理“档案”和“药箱”这两个法宝，“档案”自不待说，“药箱”里有没有“补凇”的药也不要紧，年少的孩子真会有什么病？关键是柳军说你有病，划一天假给你，你就能“小懒”一次，划二三天假给你，你就能“大懒”一次，这可是不图“表现”的“大懒”类的“懒孩”求之不得的。
老易暂且在老王那不伦不类的床上安歇下来，心想他来了我就走，也不会有多少天，再者四连离二连不是很远，不是怕晚上出些什么事，他都想晚上回二连睡觉，“人老认床”，虽然只是刚满40岁的人，但年龄足以是这些孩子们的长辈。和10来岁的孩子们在一起，加上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一种莫名的使命感，人就会自我感觉到苍老。人一感到“苍老”就会看不惯晚辈，总拿自己小时候和现在的年轻人比，认为年轻人不如自己年轻的时候，不如自己年轻时懂事、能吃苦耐劳，实际上自己在年轻时是否懂事、能吃苦耐劳，只有他的父亲才知道，才能给予评价，结论肯定是和他给他自己的孩子的结论是一样的。只有他的孩子真有“大出息”了，“光宗耀祖”了，他才会承认孩子自小就有“出息”，并找出孩子小时候的“闪光点”。这就是亘古以来就有的“父辈情结”。
易代指导员想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到师政委说的“穆斯林支队”去走一遭。
回族是一个热爱月亮的民族，和月亮有着不解的情结。试想在被汹涌的海浪包围着的沙漠成片炎热的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地带，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白天要躲避灼热的烊铜熔铁的太阳，只盼月亮出来，月亮是玉色的，柔和的，温情的，不但把它那风情万种的银辉倾泻给大地，而且不给人们任何“热”的压力。中国古代也有“弈射九日”的传说，更有“嫦娥奔月”的向往，而且这两个神话在一个故事里面。中国文化遗产的农历也是以月亮圆缺周期定月份，头顶着一个周而复始变化的天体，计算日子以它为参照物是最便捷的；但农历19年里设置7个闰月，有闰月的年份全年383天或384天，来弥补它跟“太阳年”的差距；又根据太阳的位置，把一个太阳年分成24个节气，便于农事。而“回历”一意跟着月亮走，不弥补与修正和“太阳年”的差距，30年才和“太阳历”一个轮回。
世界上只有月亮能胖瘦自如，在一月之内她能瘦得像一根弯弯的豆芽菜，“侍儿扶起娇无力”，胖得像吹得圆圆满满的气球，“云鬓花颜金步摇”。现代减肥公司应该把她作为自己的“广告徽标”。她那奇妙的变化，是不愿砍桂树的吴刚转行想收购永远在成长期的“月球地产”？还是寂寞的变态了的嫦娥学地球人在周而复始地“减肥”？还是月亮怕现代人用天文望远镜看她那满是窝坑对不起观众的麻子脸？抑是弯月，是嫦娥在风情万种地弹竖琴，满月是嫦娥在自娱自乐地打手鼓？太阳不过是天堂果园里一只不能剥皮又不可仰视的金桔，弯月是天堂珍果里已经剥了皮还可供夜点的香蕉，她是夜航在宝石闪烁的湛海中的一枚玉舟，是不哭不闹眨着无数只眼睛对视大地万家灯火的天空绽出的微笑，她更骄傲地站在所有清真寺那遥指天际的尖顶上。
在斋月，当月儿由瘦到胖，又由胖到瘦，就到了斋戒期满，就是回族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开斋节，好比汉族等民族的春节。
陈长喜来到连部，他径直走到易连长的床边。易连长在到任第一天就笑容可掬，但一言不发地在回民排走了一圈，用不停点头的方式听完了陈长喜和马元甲如何出走，如何返回的汇报。毕连长半躺在床上抽烟，见此把头扭到里面去，拿烟的右手还耷拉在床外面弹烟灰。
陈长喜把宰羊过开斋节的要求大略说了一下。易连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好哇！我如果方便参加我也参加，好不好？”
“指导员参加，当然欢迎”。陈长喜一口答应下来，他没有听出来那是领导的客气话。其实穆斯林的活动是不欢迎非教徒参加的。
“你们会杀羊吗？”老易略有所思地问。
陈长喜说：“马元甲会，这次回去他又专门去学了一下”。
“哦！那好吧，祝你们节日快乐！”陈长喜在代指导员的祝福中离开了连部。老毕的烟屁股也掉了地，他睡着了。
回族人民很讲卫生：饭前饭后要洗手擦净；一般家庭都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尤其重视水源卫生，凡供人饮用的水井、泉眼，一律不许牲畜饮水，也不许任何人在附近洗脸、洗衣或洗澡；井都加盖，取水以前一定要洗手，盛水容器中的剩水不能倒回井里。“一天不抓三遍水，不能算是好回民。”“以水为净”是他们的口头禅，回民灶门口接的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接来的山泉水；而和它对应的汉民食堂则是从连部上面稻田接下来的流动水，在春苗拔节、山农上家肥的时候，整个水都是臭烘烘的，那时候喝开水的有几个？都是生饮水，幸好那时没有化肥，也不撒农药，要不此水非喝倒几个人。
《古兰经》中讲到：“信教的人们呀，当你们礼拜的时候，你们要洗脸，洗两手至两胳肘，摩头，洗脚至踝骨。如果你们失去了大净，就要洗全身。如果你们患病，或旅行，或从厕所来，或接触了女人，而你们没得到水，这时你们可以用净土摸脸和手。”回民食堂的“自来水”成了长流水，那水流正好在上下班的路口上，回民排的孩子们上下班、饭前饭后都可以在这里对着“长流水”漱漱口、洗洗手，要“净身”就要提水到回民排住房的后门，那里有一块十来平方米的空地，不过到了很晚的时候，月隐星稀，有回民排的不愿“搬动水’’的孩子就在厨房和沿山墙沟一线用喷涌的山泉水冲淋净身。卫生是穆斯林教徒是否虔诚的前提，信仰伊斯兰的回族还有很多很好的人生习惯，如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加上不吃高脂肪的猪肉等，又能利用“斋月”缩食减肥，所以回族群众绝少肥胖者，老人都健康长寿。
从回民排住屋到回民食堂，原来的路必须从操场下到汉民食堂，走出入连队的必经之路到汉民食堂的后面就到了回民食堂。回民排的孩子为了回避路过汉民食堂，就从回民排住屋的后门那杂草丛生的山坡上踏出一条隐隐约约的蛇形路，那路在回民食堂前面护坡处下来和连队的“官道”汇合，正好在回民食堂前形成一个夹角，可以说那是回民排的前庭，回民排的孩子们为过开斋节首次宰杀羊的仪式就在这里进行。
古代阿拉伯人宰牲时，要诵念所奉之神的名字。伊斯兰教继承了这一古老的阿拉伯习俗，规定在宰杀禽畜时必须诵念真主的名字。这样所宰之物才是合法的，否则就定为非法而禁食。凡宰牲者必须是穆斯林，这是宰牲的先决条件，在宰牲时必须先念诵主名，俗称“道太司迷耶”：“比思敏俩习，安拉乎艾克白尔！”意即“以安拉之名，安拉至大！”。然后割断禽畜的食管、气管、血管，并须控净血液，但不可把头割下。宰牲时要使用锋利的快刀，最大限度地减少动物临死时的痛苦。在宰杀牛、羊、驼时，只捆绑这些动物的两条前腿和一条后腿。
乔社会按照陈排长的吩咐拖来一只较大的公羊，孩子们把公羊和马元甲围在中间 像一道屏风，为慎重，马元甲将宰杀程序忽然要念的话写在纸上，并找了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孩子给他做助手，他知道屠夫的事他只能做一次，他要培养好接班人。凭着马元甲的胆识，回民排的孩子们第一次宰羊获得成功。那羊没有挣扎，没有咩叫，没有眼泪，没有怨恨，没有愤怒，没有哀伤，惟有无助的眼神充满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的留恋，任由孩子们宰杀。羊啊，真是真主赠予给穆斯林的最好的食物。
回民排的孩子们首次吃上了按照民族习俗宰杀的羊肉，在山沟里过了一个有滋有味的开斋节。她沐浴着汉水霞光夕晖春潮秋水的脉脉情意，又承受着那朝云暮雨推波助澜的滔滔洪水。她是汉水上光彩熠熠的明珠，也是汉水上那傲岸挺胸的砥柱……是梦幻般的澹泊，恬然和祥和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