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我国调动的兵力为35个师3个旅，共20余万人，日本出动的兵力为3个师团，约7万人。在津浦、陇海及皖北、鲁南广袤数百公里的地区，血战达4个月之久。在最高统帅部和战区长官部指挥下，我军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经过严整军法、军纪，全体将士裹创奋战，各部队协调一致，民众踊跃支援前线，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加之日军恃骄冒进，使我军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辉煌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台儿庄战役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8年春，日军实施打通津浦线作战，派遣矶谷、板垣两个精锐师团南下，荻洲第十三师团北上，南北呼应，妄图一举直下台儿庄、徐州。他们凭借飞机、坦克、大炮的精良武器装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台儿庄城寨被炸成了一片焦土和废墟。日军向台儿庄散发传单，宣称“日本是太阳，你们×××路要打败日军，就等于想打下太阳”①！气焰十分嚣张。在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前，我军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用大刀砍杀敌人的头颅，以手榴弹粉碎敌军的阵地，以血肉之躯去“填”敌人的炮火。正如孙连仲总司令所说：“先用士兵去填，士兵填完了，用尉官填！尉官填完了，校官来填！校官填完了将官填！将官填完了，我总司令填！填完为止！”①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使敌军魂飞魄散，士气沮丧。敌士兵在日记中写道：“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谁知道竟至于这样困难！”②惊呼台儿庄战场“其惨状实为人间地狱”。③日士兵给国内亲友的信说：“你们在国内都以为此次战争会很快结束，其实还是很久，现在的敌人强硬异常，他们拿一根枪，便一直冲锋，真是勇敢得很，与往昔的中国有天壤之别。”④这些所引日记和信件可以看出日军厌战、怯战的虚弱本性。
日军的作战方法，首先是以外线作战的态势，对我军取大包围，从南线（津浦南段）向我军后方迂回，又从东线（临沂战场）向我军进行侧击，然后用内线作战的手段，集中全力，突破我军的一点，企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这种作战，即是1870—1871年欧洲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大将毛奇的“色当”战略的运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处处模仿德国，军事方面亦不例外。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与1905年的日俄战争，“色当”战略的运用颇多成功，益使日军恃胜而骄。这种战略的运用，从1884年日本整军，一直到发动侵华战争，已经有50余年的历史。在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日本国内的报纸犹以“色当”作鼓励，以激发日军的作战士气。我军台儿庄大捷，是我以“色当”战略对日军的“色当”战略，我军成功，而日军失败。这是日军有史以来在国外作战遭受的第一次惨败，在日本陆军战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耻辱。这次失败使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争吵，陆相杉山来华视察日军各线情况后，认为日军台儿庄失败系寺内寿一大将“指挥不善所致”，另调后宫继任总司令职务。日本陆军中央以濑谷支队之退却，“破坏了日军的传统”，濑谷启少将被追究责任，编为预备役。
台儿庄大捷使日本在全世界更加孤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预感到日军已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其侵华战争必然遭到失败。就日军自身来说，台儿庄的失败，使其军心蒙受致命的创伤，精神上失却灵魂，作战上失去信心。日军气魄既坠，必对其支持长期对华作战的士气，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种下了覆灭的种子。
第二，提高了前线我军的士气，增强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
台儿庄是紧接着京沪会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京沪会战，其中淞沪之战，我军抽调了70个师，50万兵力，同30万日军血战了3个月，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最终还是失败了。上海失守，首都沦陷，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我军死伤惨重，溃散无算。但是，中国军队没有被吓倒，一声号令，从四面八方迅速云集徐海，保卫津浦，一阻敌军于池淮，再阻之于滕县，三阻之于临沂。序战之后，又在台儿庄弹丸之地，同日军血战半月之久，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强大攻势，造成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
4月7日，台儿庄大捷之日，全国各报记者再次来到了台儿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当天发自台儿庄的一篇报道写道：
……在接近台儿庄的交通壕中，欣悦的看到我们英勇的士兵，有的蜷伏着休息，有的在筑工事，他们的眼睛，因几昼夜不息的攻击而红起来了。值得奇异的是经过这么惨烈的长期的巷战之后，依然无疲乏神色，讲笑话，唱戏，歌咏，闹成一片。每一个弟兄的脸上，都挂着辉煌的笑容，似乎忘记了前几小时的激烈搏斗，把战争看做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是记者在战地上首次目睹的深刻印象。不仅如此，当我们脱帽肃立路旁，让担架兵抬伤兵过去时，所见伤兵也都是满面春风，找不出痛苦的愁云来！第二期抗战中我军攻击精神，在光辉的胜利中，大大的提高，士气旺盛的普遍性，较过去已有飞跃的进展！①
这就是台儿庄前线战士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
在台儿庄战场，论军队素质，敌是精锐部队，我则是“杂牌军”；论武器装备，敌之火力远胜于我。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总格局下，我军终于打败了强大的侵略者，取得了胜利。台儿庄大捷，我军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说：
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乃至世界各国同情我国抗战的人士，拍致我军的贺电如雪片飞来。前来观战的中外记者和慰劳团也大批涌到。台儿庄区区之地，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我军得此鼓励，无不精神百倍，各处断墙颓壁上，都出现一片欢乐之情，为抗战发动以来第一快事！②
台儿庄大捷，使全国各战区，各部队都受到极大的鼓舞。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论述台儿庄影响时指出：
军队之攻击精神奋起，各部队将士均希望得到一台儿庄类似之功绩，则各自努力围歼当面之敌，或可将盘踞我国土之敌人，于较短时间分别歼灭，则战祸或可因此而缩短若干时日。③
毛泽东在延安获悉台儿庄大捷，很受鼓舞，他对这次胜利的意义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指出：
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①
第三，振奋了全国民心，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
台儿庄战役牵动着全国亿万人的心。在我国当时抗战中心城市武汉三镇，一时间“大家听的是台儿庄，看的是台儿庄，想的是台儿庄，台儿庄占满了人们的脑袋！”②4月7日上午10时，中央社接获前方传来的台儿庄大捷的电讯，立即转达各方，报社刊发号外，电台把佳音播向全中国，全世界。捷报传来，全国欢腾，武汉大街小巷，拥满欢庆的人群，上海英文《大陆报》说得好：“听到山东前线发来的官方公报，汉口人民莫不兴高采烈，一片欢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处在战争中的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胜利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③
在抗战期间，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对于全国人民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赢得全国各地民众如此的热烈欢呼，实属仅见。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总结第一期抗战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为使单纯军事上的抗战进而实现全民的抗战，决定适时抓住鲁南胜利的大好时机，加强政治动员，进一步发动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经过认真筹备，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于4月7日至13日在武汉举行。
这次抗战扩大宣传周，通过文字、口头、歌咏、美术、电影、戏剧、游行各项宣传日，深入大街小巷及工厂乡村，广泛深入宣传了台儿庄大捷的意义，提高了工农抗战意识，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宣传周号召民众投军献金，全民动员保卫徐州、保卫河南、保卫武汉，并派出了各种慰劳团奔赴前线战壕，鼓励和慰劳抗战将士。宣传周的活动对于动员全国工农兵，将抗日救亡运动引向纵深发展，争取更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改变了国际视听，为争取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台儿庄大捷，震动了世界，各国报纸不但用大字号在显著地位登载中国胜利的消息，而且纷纷发表评论。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重新认识中国抗战的前途。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我国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外国有人认为“中国注定要输掉这场战争”。台儿庄胜利，开初有些人尚不十分相信，或者感到意外。后来日军溃败获得证实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得不改换口吻，对中国抗战前途作出肯定的评价，“认可最后胜利当属中国。”
其次，重新认识了中国军队。德意志《亚爵曼报》4月9日著文，称“十九世纪末期，×外国军事考察团至华时，即曾有中国士兵不亚于德国士兵之报告，今日华军作战之成功，殆知此言不虚。”①同日，上海英文《大陆报》著文说，“中国军人在战场上证明了他们的勇气，他们不是进行内战，攻打自己的同志，而是同想要建立另一个满洲国的外来入侵者作战”；又说：“中国人在战斗中重建自己的军队，他们每天都取得胜利，正在成为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如果他们的军队按照目前周密的计划行动，那就可以经受得住比日本人在台儿庄加诸的更为严重的考验。”②
最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三个月，南京保卫战后，中国人民在“南京大屠杀”面前没有屈服于日本法西斯，中国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尊敬，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到1938年，中国不再是孤立的了，“中国是一名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③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时也是为了打击和消灭人类的公敌——侵略者和战争制造者。中国在东方牵制了日军众多的兵力，是对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声援和支持。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和全国各个战场上的英勇抗战，提高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威信，赢得了苏联和英美等国的敬佩。中国在进步，但中国又是一个弱国，需要尽可能多地争取世界各国的援助，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鲁南前线的胜利消息传到了国联，引起了反响。法国外长庞莱在国联行政院发表演说，呼呈各国援助中国抗战。他说：“中国是值得各国的帮助，接受外国帮助而毫无愧色。①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史迪威于台儿庄大捷后来到了作战现场参观。踏进台儿庄，他激动不已，写道：朋友们现在都说他们认为中国会胜利，“我也这样认为”。他会见了李宗仁将军。李宗仁向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让中国购买作战物资。他提出的论点是：帮助中国能使美国自身取得最可靠的保障。1938年8月30日，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洛辛·巴克拜访了史迪威，听取军事形势介绍。史迪威陈述了李宗仁的观点，即美国应使中国有钱购买武器，这样对美国自身有好处。巴克在写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中说：“史迪威上将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观点。他力促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获得了批准。同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2500万美元对华贷款。
第五，在津浦线上拖住日军数月，对我最高统帅部部署武汉会战及实现向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
台儿庄之战，我军首先在津浦线南段成功地阻击了日军南路主攻沿津浦线北上的计划，池淮阻击战打了两个月，最后双方隔淮河对峙，使日军华中方面军不能增援台儿庄。从1938年3月开始，日军华北方面军改从津浦线北段南下，我军又在滕县及临沂阻击日军，最后在台儿庄正面战场同日军激战半个月，获台儿庄大捷，紧接着于4月8日至15日进行追击战。总计我军在津浦线上拖住日军近4个月。
日军攻陷南京后，未能迫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于是急欲打通津浦线，夺取武汉。武汉是当时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也是我最高统帅部所在地，武汉得失，于抗战前途关系甚大。
台儿庄之战，挫败了日军打通津浦线计划，充分发挥了我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计划，使我统帅部有充分的时间来部署下一阶段的武汉会战。
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命令组织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负保卫武汉之全责。保卫武汉，不仅专指武汉三镇，还包括武汉以外各战略要线与战略要点，而以武汉三镇为核心。统帅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一统帅部指导方案》指出：“惟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①
蒋介石对武汉国防工事之实施十分重视。2月4日电陈诚，规定武汉附近阵线工事应照新式野战筑城构筑，限期完成。
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陈诚于2月20日正式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将国防永久工事分为10个区，由各连队分别负责兴建，同时对整个阵地编成与兵力部署，大炮配置等，亦均有所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施工，防御工事于1938年春季基本告成。
整理军队是武汉军事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保卫武汉从各方调来了军队，其中有的因参战已久需要补充，有的因无作战经验需要训练，皆为卫戍总司令部之重要责任。德国顾问自独立团营以上（特种兵），各师、各军，均有配属，或担任训练，或指导筑工，均能依统一计划，分途进行。②
李宗仁说，台儿庄、徐州之战最大的作用，是争取了几个月时间，武汉赢得时间布置，否则，日军一抄到四川，中国就一败涂地了。③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我国沿海各地工厂冒着敌人的炮火纷纷内迁。上海迁出的工厂150家，加上无锡、苏州、常州、南京，共计200家，指定先集中武昌，再由长江西运宜昌转重庆，或南运湖南转湘西、桂（州）柳（州）。武汉地区工厂内迁者，约150家。上海迁出的工厂，按类别有机器五金业66家，造船业4家，炼钢业1家，电气及无线电业18家，玻璃陶瓷业25家，化学工业19家，文化印刷业14家，纺织及染纺业27家，食品工业6家，其他工业6家。这些工业迁至武昌后，有64家工厂于1938年1月恢复生产。武汉内迁的工厂，除大型的汉阳兵工厂及汉冶萍钢铁厂外，稍具规模的机器厂仅3家，其他100余家为纺织及面粉等工厂。
抗战以来，自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人口约在1000万以上，其中有一部分来到武汉。随着工厂内迁，学校、机关及机关工作人员、教职员工及在校学生、工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仅这部分工人计有2500人），也陆续迁到后方。台儿庄之役，为人口疏散赢得了宝贵时间。
我国在东晋及南宋期间，曾经有过两次由于战乱而发生的由北而南的人口大迁徙，即历史上所谓“衣冠南渡”。抗战军兴，我国又发生了一次由东而西的人口大迁徙。这次大迁徙，比起历史上那两次更为复杂。最大的不同，在于前两次是由于北方落后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先进的汉民族地区入侵，而抗战初期的大迁徙，则是外国侵略者深入我国领土所造成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付这种入侵者的办法，便是开展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将敌人消灭，而不是如同历史上避难南下的汉民族逃亡至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去躲避战祸。“衣冠南渡”与“衣冠西渡”又有相同之处。其中主要的共同点是：前者对开发南中国，发展生产力及延续和发展了先进的汉族文化传统，在历史上起过伟大的作用。后者对于实现向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转移，发展大后方经济，建设我国西南抗战基地，支持持久抗战，复兴中华民族，意义十分重大。
第六，以运动战为主，与阵地战、游击战相配合的新战略战术的运用成功，在抗战中是一大创举。
台儿庄外围的序战落下帷幕之后，沿台枣支线南下的日军第十师团开始进犯台儿庄。孙集团军死守台儿庄，在正面进行阵地战，汤军团则在台儿庄以北敌之侧背进行运动战，配合孙集团夹击进犯台儿庄之敌。该军团最初渡过运河，经台儿庄北上，绕过峄、枣，向抱犊崮山地迂回进攻郭里集、峄县、枣庄，随即由山地迂回到台儿庄东北侧击敌之后路，进而由腰里徐、柿树园迂回到洪山，兰陵腰击由沂河西岸向西增援之第五师团坂本支队，最后仍迂回到台儿庄东北侧袭敌之后路。汤军团20天内在抱犊崮、台儿庄百余公里的地区内，来回走了8次①，始终保持自主的机动的态势，寻求敌人，进行侧背攻击。
孙连仲集团军布防台儿庄中央战场，以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守卫台儿庄，担负诱敌深入，坚守城寨，避免决战，以便帮助友军完成鲁南歼灭战的任务。又以张金照第三十师、黄樵松第二十七师为台儿庄中央战场左、右两翼出击部队，攻打台儿庄周围敌之据点，切断台儿庄内外敌之联络线，并阻止峄、枣之敌南下增援台儿庄。孙集团军在台儿庄守点打援坚苦支撑达半月之久，同敌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创造了“室战墙战”的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最后我军在城内的阵地仅剩1/4，台儿庄几不能保时，仍屹然未动，直至汤军团南下，大败坂本支队，濑谷支队全线崩溃，解除了台儿庄之危，汤军团会合孙集团军适时抓住战机，发起总攻，终于造成了台儿庄大捷。
在台儿庄实行游击战，是我最高军事当局的既定方针。1938年1月13日，蒋介石对第五战区将士训话时指出：
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止战斗，同时以军队联合有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敌如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攻；敌如攻击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以收长期抗战之效①。
2月3日，第五战区下达命令，按战区形势划分四个游击区：
（一）第一游击区，以第二十四集团军之第五十七军（欠一师）及八十九军（即江苏保安总队）为基干，位置淮阴及其以南地区。向津浦、陇海、江岸之敌游击，另以第一一二师任东海沿岸之守备。
（二）第二游击区，以第三军团长庞炳勋指挥所部及海军陆战队为基干，位置于鲁南山地，向津浦、胶济、陇海及鲁东南海岸之敌游击。
（三）第三游击区，由第三集团军孙桐萱副总司令指挥所部第十二军及第五十五军，位置于鲁西地区，向津浦、陇海之敌游击，相机规复济宁，以为北进之根据。
（四）第四游击区，以在皖北之保安队及在该区内宋世科、季光恩等游击部队为基干，归李品仙副司令长官指挥，截断津浦南段，以阻止敌之增援。①
游击队的基干部队是五战区所属集团军、军团、军及省属地方保安部队，此外尚有各地民众武装（如皖北红枪会及峄、枣一带“四县边联教导队”等游击队）。游击队分布于整个战区，遍及津浦线南北两段，淮河两岸，徐海地带，淮阴以南、鲁东南沿海地区，鲁南山地，鲁西地区及胶济、陇海沿线。游击队扰袭敌人据点，破坏交通，配合台儿庄正面战场，给日军以很大的打击。
台儿庄战役同淞沪会战的形势十分相像。日军左翼从济宁到韩庄的垂直线，与浏河、嘉定、广福、南翔线相等；临沂保卫战等于死守闸北、江湾之战；台儿庄的形势同淞沪战场上的大场完全类似。日军在台儿庄所采用的战略战术与淞沪会战并无不同，但是台儿庄战役汲取了上海的教训，不是单纯消极防守的阵地战，而是采取攻势防御战，以运动战为主，与阵地战、游击战相配合，一变过去节节败退、坐等挨打的被动局面，而改为处处进击的相当主动的形势。②由于新战略战术的运用成功，我军防御战与攻击战双管齐下，运动战与阵地战、游击战巧妙配合，终于击败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当台儿庄战役激烈展开之时，我国盛传台儿庄就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坦能堡。③陈诚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
按坦能堡会战成功的因素有二：
（一）德正面二十军团抵抗俄优势军之攻击，屹然不退，故两翼包围，始行成功。
（二）德第一预备兵团及第十七军团在外翼之行动，异常秘密，故不为敌所觉察，若被觉察，则敌将转移正面退却，不过成一普通之战胜而已。
上述坦能堡成功之因素，与台儿庄会战相比较，我左翼军在台儿庄正面在优势敌军压迫之下屹立不动，可与德第二十军团媲美，至我右翼军在侧翼之行动，前后凡10日，而始终不为敌所注意，则与古屏能以南两军团之行动无异。至先击灭兰陵、洪山镇之敌，则尤得战术活用之妙。
日本军人自诩能学德国战术，而模仿坦能堡之歼灭线，尚不如吾人之神似。①
台儿庄大捷后，《新华日报》记者陆诒采访了汤恩伯将军，询以台儿庄战役的经验与教训。汤将军说：
对敌作战，因敌人装备较我占优势，故不宜迎头顶，更不宜集中兵力来死守一地，应该处处争取主动的地位，时时取攻势，以强大的兵力，来重重的打击敌军侧背。攻击时，要迅捷、机动和坚决，绝不能有丝毫迟疑，最好在敌军运动中给以奋迅有力的杀伤！攻击村庄时，最好多用火攻，夜袭较白昼攻击更能奏效。必要的战略据点要守，但也不是呆板的死守，而是以左右两翼的出击与反冲锋，以攻势来确保防御之胜利。②
1938年3月11日《大公报》社论《津浦战局好转以后》指出：
运动战为主，而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之新作战方针，得各线将士之衷心欢迎，在此方针之下，我全体将士皆理智地看出必胜的前途。
4月23日《大公报》社论《鲁南二次会战的认识》写道：
第一次鲁南会战，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当知第一次会战胜利，其意义不仅在我们守住了台儿庄，而在我们配备一个强大的汤军团，始终在敌人侧背，执行了正确的运动战，用运动战困顿了敌人，改变了敌人，而且部分地歼灭了敌人，挫折了敌人国际和国内的声威，相当地动摇了敌人战争的信念。
岁月虽然过去了56年，但《大公报》两篇社论的论点，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台儿庄战役仍然有参考价值。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更加相信攻势防御战方针的正确性。他告诉端纳说，他已决定以运动战取代阵地战，中国今后要选择自己的战场，使日本人在炮兵、坦克、飞机和重武器方面的优势丧失作用。①
第七，部队统一指挥，互相配合，民众踊跃支持前线，在抗战中堪称楷模。各部队服从统一指挥，协调一致，互相配合，以及民众积极支援前线，是台儿庄战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为八年抗战树立了楷模。台儿庄战役的主力部队都是从各战区抽调来徐州的，参战的部队有中央军（汤恩伯第二十军团，李仙洲第九十二军），原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原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缪澂流第五十七军），浙军（周碞第七十五军），晋军（商震所部黄光华第一三九师）、桂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及川军（邓钖侯第二十二集团军）等。这是中国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后团结抗战的生动体现。众多的部队从各战区迅速开来，他们都能服从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一指挥。李宗仁是国民政府著名的抗战将领，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白崇禧将军说：“各战区调至徐州参战之部队，均能协同一致，在李宗仁长官指挥下，奋勇杀敌，战斗精神极为旺盛。”②
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部队将领不和之事时有发生。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与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有内战宿怨，但张自忠在此次临沂战役中捐弃前嫌，服从庞氏指挥，“二人竟成莫逆，为抗战过程中一段佳话。”③庞炳勋于3月26日电告蒋介石：“张军长即来职处，共同协商作战方法，迄今留此未回，两军和衷共济，无分畛域，一致抗战，并力歼敌。”④
由于战事的紧急需要，不仅从各战区抽调大军来台儿庄，即便是在台儿庄战场上，往往也要从各师旅乃至团营连临时抽调一部分兵力增援兄弟部队作战，这同样有个协同配合问题。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旅旅长王冠五说，台儿庄城内由他指挥的部队，“差不多有十多个不同的单位，但任何部队，任何士兵，一进了台儿庄这块阵地，都痛下必死的决心！大家自觉地认定，即使在这么猛烈的炮火弹雨下，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但这是有伟大意义的！”①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了，死都不怕，岂有不服从统一指挥、不互相协同作战之理？
各部队间的互相配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合作战，协同一致，必须有统一指挥。在台儿庄战场，上有李宗仁长官的统一指挥，下有各师、旅、团长的统一指挥，只有这样，才能贯彻统一的战略部署，执行正确的作战方针，才有严明的纪律，将士用命，步调一致，能攻善守，机动灵活，连续作战，奋勇杀敌，最终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必须最广泛地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②。民众对抗战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凡是军不扰民的地方，老百姓无不以各种行动积极支援前线。在滕县，老百姓杀猪宰羊，烤制大饼，慰劳川军；滕县城内的老百姓自动拿起武器，同川军并肩作战。在临沂战场，“从临沂至新安镇一线公路上，老百姓运送第五十九军伤兵的担架，日夜兼程，络绎不绝。”③在津浦线南段，于学忠将军说：“淮河血战的胜利，完全是军民合作的功绩，输送，救护，扰乱以及零星敌人的歼灭，无往而不胜是民众的力量。”④在台儿庄，“4月初兰陵之役，敌人一个传令兵经过这一个村庄传达敌军的命令，没有离开村庄的弟兄两人，平时本是种地的农民，一见这个日本兵，哥哥先上去和他似乎是招呼，一不小心，就把日本兵抱得紧紧的，弟弟赶来拔出敌人的刺刀，把他捆好送到我们司令部，让我们得到了不少敌方消息。”①
台儿庄战役期间，民众发挥的作用受到了战区长官部的充分肯定。李宗仁将军说：
淮南、鲁南各地民众的力量，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抢救伤兵的是民众，当间谍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运输炮弹粮食的是民众。这些民众，完全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②
第八，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对于台儿庄大捷及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1938年春，国民党全力投入抗战，开放言路，允许人民有较多的自由，国共两党关系也比较好，蒋介石坚持邀请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同意周恩来担任这一职务。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抗战形势的发展，并讨论了相关的政策。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建议蒋介石：抗战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于1938年1月1日提出动员一切力量，阻滞日军占领郑州、武汉，争取3至6个月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为此应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发动和武装广大民众，并提出应同国民党开诚合作。④
1938年3月上旬，台儿庄大战前夕，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汉口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就第五战区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张云逸率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①在此期间，周恩来派张爱萍以新四军代表身份赴徐州会见李宗仁，建议李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并详细分析了日军的弱点。②
193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创办的《新华日报》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台儿庄战况，并特派记者陆诒深入前线作战地采访，接连发回了许多关于台儿庄战事的报道，其中《鲁南会战》、《台儿庄血战座谈会》等文，尤为社会各界所重视和欢迎。4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社论，对于这次胜利给予了热情赞扬和充分肯定，指出台儿庄胜利“从战略上来说，开始改变过去的旧方式，开始运用机动的运动战，与阵地战和游击战术求得某些配合”，认为这次胜利的经验“对于我国争取抗战胜利，有着极重大意义”。
在台儿庄参战部队中，中共在若干部队建立了秘密组织，其中第五十一军从抗战开始至台儿庄战役，党组织系统始终存在并进行活动。
五十一军军部成立中共工作委员会，两个师部各建立了特委，7个团各建立了总支部，军部炮兵营建立了支部，发展党员约300人。“1937年冬，部队接到命令：南下蚌埠和临淮关，阻止南京方面的日军北上打通津浦路会师徐州，固守淮河北岸。部队刚刚在胶东打下基础，立足未稳，又要南下。军工委认为，胶东半岛具有较好的战略地形，我党在此也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准备把我们掌握的部队拉出来，继续留在胶东打游击。长江局来电，不同意军工委的意见，指示我们随部队南下，直接参加对日的正面作战。”③
五十一军开赴淮北后，中共军工委号召全体党员带头首战必捷，以增强部队的抗战信心。“战斗开始，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身先士卒，视死如归，负伤不下火线，英勇顽强。六八四团一营营副罗广智同志反击越过淮河之敌，率全营英勇反攻，直至这股敌人全部歼灭，最后罗也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④
据五十一军中共工委副书记刘培植回忆：“1938年春，在台儿庄大战的战壕里，经我派范离同志去26路军开辟工作，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几位中、高级军官入党。”①
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骑兵连连长刘兰斋系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骑兵连奉命于3月23日从台儿庄北上诱敌，在康庄与日军接战，台儿庄正面战场战斗由此发生。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积极支援台儿庄战役，1938年2月，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询问：“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派队袭击津浦线，声援徐州会战。”彭德怀慨然应允，表示：“为了配合徐州会战，不待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②
2月5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内称：敌人集中主力由津浦线南北夹攻徐州，为策应第五战区作战，八路军主力除在晋积极作战外，应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线以东向津浦线扰袭。第一二九师应即准备一个团或两个营的兵力，由宋任穷率领，配足干部与通讯器材，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东出沧石路以南邢台、德州间活动，声援徐州友军作战，并为在该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准备③。3月9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刘伯承等：津浦线南北段的国民党军队仍在苦战中，日军已遭受沉重抗击，你们以前派出之东进部队，应令其向沧（县）德（州）线积极动作，以配合津浦北段作战。④
3月1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报告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1个旅东出津浦线配合台儿庄战役，电文如下：
委座钧鉴：晋东粉碎敌军九路围攻后，德等遵照钧座意旨，曾令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该师所属一旅东出津浦线配合鲁南主要战线作战，现该部已逾南宫速进，迫近津浦线行动。谨呈鉴核。朱德、彭德怀叩。元。午。
在第五战区内，有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在边区22个县的范围内开展活动，1938年初党员人数达到1232人。①第五战区在李宗仁领导下，同共产党的关系较好，他同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会谈时说：“我们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统战关系最早，至今关系也最好。”李表示：（一）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二）同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允许中共在徐州设立办事机构公开活动；（三）聘郭子化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担任委员。②
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于1937年冬在徐州成立，李宗仁任主任。该会成立不久，各县即相继成立了县动员委员会。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利用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由特委掌握）的名义往各县派干部担任县动员委员会指导员，开展民众运动，建立民众团体，如“青年抗日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农民救国会”等等，至1938年初共建有1518个团体，成员约36万。这些民众团体绝大多数是在“特委”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不久，各县的“青年抗日救国团”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抗日武装。③
徐州是当时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1937年冬，平、津、沪、鲁等地流亡学生纷纷云集徐州，请缨抗日。李宗仁根据中共特委的建议，于1937年11月12日举办“抗敌青年训练班”，第1期为300人，训练3个月，结束后由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编组为11个工作团，将受训青年派往各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第2期为5000人，改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李宗仁兼团长，培养了大批抗日青年骨干，也为共产党造就了一批人才。④
战区总动员会为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援台儿庄战役做了大量工作。总动员委员会举办了“保卫大徐州宣传周”，男女老少都为支援台儿庄战斗、保卫徐州市而积极行动，各县民众团体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帮助我军运送粮草、弹药，抢救伤员，支援前线，对保证台儿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发动民众过程中，中共特委还建立了一支由它领导的抗日武装，有枪200余支，共500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与战区上层的统战关系，获得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批准，编为“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张光中为队长。这支抗日游击队活跃在敌后，破坏临枣支线及津浦线兖州至临城段交通，袭击日军。这是中共在徐海地区公开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后称“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张光中还利用这个番号，在沛、滕两县交界处建立了四个大队的革命武装，每队一二百人。峄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中共党员朱道南、刘景镇领导下，在临枣路的邹坞、山家林一带多次破袭铁路、公路，伏击日军运输队，毙伤日军多人，并缴获枪支弹药等战利品。滕县义勇队在中共党员王见新、于公率领下，在官桥、井亭一带多次伏击日军，炸毁南北大桥两座，津浦铁路因此一度中断。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配合李明扬部两次袭击临城，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各地抗日人民义勇队的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正面战场。①
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对台儿庄战役的大力支持，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保证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在八年抗战中充分显示了这种团结合作的伟大力量及其深远影响。
以上所述，台儿庄战役的历史地位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台儿庄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前线我军将士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在津浦线上将日军拖住了数月，为部署武汉会战及实现向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我国近百年来遭受列强侵略的悲惨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点，而作为抗战胜利契机的台儿庄战役，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