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如那小子，是在美洲修仙回来的，他会念咒，一个咒语下去，飞机就云腾万里，啊，云腾万里。”一个黄包车夫特地把“云腾万里”这个新学会的词重复了一遍。
“美洲，那可是夷人的地界，莫非是夷人的妖法。”一个年纪较大的马车夫怀疑的说。
“什么妖术，修仙，看见我家老爷那台汽车没有，那叫科技，飞机和汽车一样，也是科技。懂吗。”说着，顺手指了指停在一旁的一台福顺牌汽车。
这是上海，黄浦松远楼，又称宋公馆，是富商宋嘉澎在上海的私宅，此楼修得极是讲究，号称取了“坐望黄浦，寂听江海”的外势。今天宋嘉澎大举宴客，招待自己场面上的一些朋友，跟随主人家来的车夫们就都在宋家的车库前面歇脚，吃东西，赌博，吹牛。宋家的司机因为中国有私家车的不多，在其它车夫面前就气壮一等。
在主屋里面，热闹非凡，在屋里排开四桌麻将，一群太太们在打，更多的一群围在旁边看，还有不少的丫鬟们在边上伺候着，男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随意闲谈着。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到别人家里赴宴，越早到就是与主人的关系越密切，所以现在才是下午两点多钟，就有不少客人到了。全世界都要讲人脉，更何况出外靠朋友，讲究关系网也是中国传统。
宋嘉澎正在欢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久闻世侄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今天肯赏光来此，实在是蓬荜生辉，我这个孩子你也是知道的，他少来富贵，眼高于顶，却对贤侄你赞不绝口，你以后要多教教他。”
那年轻人道：“伯父您客气了，子文在青儒会里，也是风头甚劲的人物。”
青儒会，全称青年儒学复兴会，是共和极其重要的青年政治组织，也是共和实际上的执政团体“正儒士子”的外围组织。有意走上仕途的青年，加入青儒会，就意味着向执政团体靠拢的第一步，而象宋嘉澎这样的富商大贾，对家中的孩子加入青儒会，多持赞许甚至推动的态度。
和宋嘉澎谈话的年轻人，就是青儒会上海分会的会长――宋教仁。他并非上海本地人，又家境贫寒，可谓全无根基，却偏偏以弱冠之龄，就成为青年组织的重要领袖，既让人惊讶，又令人佩服。宋嘉澎本以为宋教仁有多么狡猾的政治手腕，今天见了，却感觉不过一个质朴方正的青年，甚至还有些对政治的天真。这样的一个青年，却一路顺畅的走上了政治生涯的阳光道，这实在让宋嘉澎感慨不已。他既喜欢自己的孩子交到这样一个朋友，又隐隐约约的对宋教仁的命运有些担忧。
其实，宋教仁能够如此顺利的跨入政途，既是因为他个人的才华和机遇，也由于共和体制使然。
共和草创之时，达功鸿有心采英美之长，设立西方式的政体。然而，李颖修却坚决反对，其理由有三：
一曰，中国帝制传统深厚，“总统”或者类似的职位一定会被人理解成“皇帝”的变种，就算达功鸿和李颖修有心作出防范，也不能保证后人不利用这种误解，而成为夏启。而如果实行君主立宪，君王与生俱来的号召力根本不是英国可以相比的，只要中智之人，就可以利用这种权威，轻易的压制内阁和议会，从而复辟帝王专制。
二曰，当时中国的乡村宗法社会尚未摧毁，无论如何限制，议会一定会被宗法力量控制，要防止此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关死宗法力量进入政权的大门。
三曰，要在一个1300万平方公里，2亿人口（1844年时）的国家组织大选，国库里没有这笔钱。这一条，是标准的李颖修式理由。
后来，才组成了公民大会和中书门下。第一任公民代表，都是达李二人手下转入地方工作的骨干，他们往往身兼各县的行政职务。而由于公民代表们多是地方的行政人员，不可能长期驻留北京，因此公民大会每年只在年初开两个星期。而由各县直选公民代表，已经是二十四年后的1868年，第九届公民大会了。
公民大会和中书门下都没有领导人，中书门下里只有三十多个与古时丞相同义，地位平等的“参政”，被人理解成或有意误导成“皇帝”的可能性小了许多，有人要籍此改变政体，依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伟大传统，其它三十多人一定会把他打下去，公民代表们都是在海外长大的孤儿，宗法力量要进来实在太难了。由于不用选举，自然也不用花钱了。
但是，这样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初生的共和政权象无根之木，脱离了与中国社会的联系，这样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时，达功鸿从传统中找出了新的工具：科举。无论是有心匡扶社稷，还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中国社会的支柱――士人，都会对此趋之若鹜，金榜题名，可谓士人近千年的标准人生理想。
共和既然指明清八股为伪儒，科举的内容也就要变一变。达功鸿的“正儒”就成了考试的大纲。四级的考试方式被简化成一级，在各省省会举办，考取功名的士子们被称为“正儒士子”，他们不一定被吸纳进政府，也没有人身特权，但加入政府一定会是“正儒士子”或者退役军官（下文另述）。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抱持“正儒”为思想主纲的士人们，就成为政权的首要来源。1868年开放公民代表直选，“正儒士子”作为全国唯一有组织，有纲领的社会人群，控制公民大会及中书门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有心从政的人们，或真心，或伪装，都向正儒士子靠拢。而有限的科举录取名额是容不下这么多人的，于是，“青年儒学复兴会”作为正儒士子的外围组织（法律上讲它是民间的自发组织）出现了。只要没有被宣布为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又明确表示自己接受“正儒”，就可以被青儒会接受。
随着与西方交流日甚，海内外都有人质疑和批评共和没有形成政党，有些小的政治团体虽然有些雏形，但在“正儒士子”和青儒会有意无意的压制下，实在不成气候。
有人这样评价
“……前文已述，现实总是历史正向或者反向的镜子，只不过多了些现实的因素。共和的政治结构也不例外。中华大一统的传统决定，并由历史所证明，要实现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一定会有且只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以及维护这种思想的集团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梳理者和维护者，秦代的法家是如此，汉代的公羊家们是如此，唐代的老儒，宋代的理学也是如此。现代的“正儒士子”也不例外。如果共和出现了西方式的政党，也一定会是一党或者一个政党联盟独大，只不过“正儒士子”们会叫作“党员”而已。如果其他的思想或者集团要加入到政权中去，最便捷和最合适的方法，就是修改自己的面目，让自己的思想和主导思想相融合，中国俗语“挂羊头卖狗肉”。例如，汉代的外儒内法，唐代的老释通儒等等。达功鸿的‘正儒’也是如此。正是这种原因，在教义上过于重视原义，过于刚性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共和难以推广。我们可以大胆的进行一下反事实的推论，如果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或者共产主义思潮要在中国成功，它一定不是西方的那个样子，它一定会是‘共和特色的代议制’或者别的什么……，如果基督教成为共和重要的宗教，上帝一定要穿着八卦服才行……”
――汤因比《历史的轮回中东方卷》371页
汤因比所说未必完全准确，不过，共和中并不认同正儒，却在政治上有所抱负的人，大都在这么做。南海康有为，他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达功鸿的“正学”并不完全一致，由于披上了重释的外衣，也就为正儒所容忍，加上其它政治上的因素，康有为就由广东公民代表团任命为参政。
“我们不得不承认，统治阶级在其上升阶段，总是表现出超乎平均水准的能力，或者说运气。……初生的共和政权也不例外。……当然，东方的社会阶段划分有其特殊性，这在我其它著作中已经有所阐释，我们就不在此展开论述了……在这里我们无法将共和政权归入任何一种欧洲式的社会阶段中去。他带有太多资本主义社会初生时的特征，推翻封建皇权和贵族的统治，颁布了资本主义色彩的民法，剪刀差掠夺，对自然经济体的压迫等等，同时他又缺乏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对特征：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他的资产阶级只是整个共和经济体中的润滑油，有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而已。他的土地和重要的生产资料控制在国家（共和银行）手中。那么，它是社会主义政权吗？我曾经以为它是的。但如下事实证伪了这一点，他的政权，以及政权控制的经济机构并不属于人民。整个国家，控制于被称作‘正儒士子’的官僚集团手中。从整体上看，这个集团并不是贵族，也不存在世袭的可能，然而，这个官僚集团不属于任何阶级，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集团。科举，是架设于护城河上的独木桥，它把这个集团同社会隔离，同时又给予官僚外的社会以希望，西方的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如此长久的科举文化，也自然不会产生类似的社会形态……对这个官僚集团还无法定义，我们只能依据其现有的表现说，这是中国科举传统和西方的人文思想结出的怪胎，而在目前的社会阶段，这个官僚集团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正处于他的上升期……”
“……共和政权有它进步和积极的一面，他吸收英国的平衡政治的优点，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他制定规划的方式，值得将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借鉴。他提倡‘东方一体’，作为更狡猾，更隐蔽的殖民掠夺手段，减轻了远东被压迫民族的痛苦。他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争斗，削弱了它们的力量，有利于欧洲人民的斗争。一个数千年帝制的国家断然改行共和，是对欧洲反动堡垒理论基础的动摇。……”
卡尔马克思（1871）《官僚社会的阶段性探讨》
宋教仁本是湖南桃源人，在珞珈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青儒会，后又考取了湖北的“正儒士子”。由于他人才出众，被介绍到上海青儒会作组织工作。到上海不久，为众人推赞。一时风头无两。
“啊，请您别再说了，别再提这些基督的敌人。”宋嘉澎的夫人，在另一边招待客人。宋嘉澎的家庭，是共和少有的基督教家庭。
“‘红灯照’可不是反基督，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困顿归罪于夷人而已。”宋教仁和其它几个人都加入了这个谈话。
“那群愚民！”满带着不屑的口气，“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求上进，整日指望大仙会来搭救他们。”
“工业化时代，随着自然经济体的破产是必然的。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社会应该给他们找到新的出路。而当今政府束手无策，才将矛头指向外国人。”发言的人颇有些老成。
“生产力决定论！辅臣兄，这是赤色分子的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把自己的无能归因于社会，实在是无用的弱者。”
“我只是倾向左派的一些观点而已”，被称作“辅臣兄”，全名任辅臣的人答道。任辅臣所说的左派，是共和正儒士子中一大政治派别，与另一大派“右派”相对。
共和初创之时，达功鸿和李颖修的派系开始争夺对共和的主导权，除了在中书门下平分秋色以外，达功鸿派系的人占据了六部中所有左侍郎职位，李颖修派系则占据所有的右侍郎职位。因此共和中称达功鸿派系为左派，李颖修派系为右派。后来这两个称谓都和法国人的原意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内涵。
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原意，左派讲平等，右派讲自由。
由于人们先天和后天条件的不同，要实现绝对的平等，就必须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弱者，因此，让所有人，所有事都处于国家机器的统治之下，从而实现绝对公平，是左派的最终结论，也是必然结论，这就是极左。
同时，在相反的一面，由于人们先天和后天条件的不同，如果是绝对自由，就必然出现强者不受限制压迫弱者，在“马太效应”之下，定会“弱势群体淘汰”（有时表现为人种优劣论，有时表现为贫困天谴论等等），这是右翼的必然的终极结论，这就是极右。
达功鸿本人就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左派最初的骨干，都在南美度过10岁到20岁世界观成型的年华，目睹了南美独立战争的风雨，有的还亲身参加过，因此，在左派中形成一种传统思维：政府的眼光和力量，都高于人民，政府有义务引导人民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且，人们的起步条件不一样，政府应该尽力维护社会的公平。
而李颖修派系的人们，也就是右派最初的骨干，都是在英国长大，对英国的平衡政治认识较多，认为只要用法律，传统规划好道路，人民就会顺着走下去。同时，又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强者俞强是自然规律，政府的任务，是为真正的自由竞争确立规范而已。
于是，第一届共和政府就在左右派的微妙平衡中诞生了。左派的执政方式，总是依靠政策，号召来实现，总是轰轰烈烈，风雷激荡。右派则依靠法律和制度，看似水面无波，实际暗流汹涌。左派重目的，右派讲手段。如果左派和右派在某事上达成了一致，就会产生奇妙的效果。例如，用共和银行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再如1861年的《工业与经济整备案》，它既是左派的政策，又是右派的法律。
“官僚集团内部的分化，既不是阶级的对立，也不是形成西方式的多党制的先兆。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左右派在要达成的目标上从未有过剧烈的分歧和冲突。左派的政策从未受到法律上的制约和追究，右派所构建的框架始终追随着左派的路线。左派号称是平等主义者，却积极推动限制普通民众的科举制度，右派高举自由的旗帜，却不愿给予‘正儒士子’以外的人全面的政治自由。……它们是对立的，它们是一体的。从极左，温和左翼，中左……极右的一条十色光带，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共和就是在这条光带的缠绕中，对外界显示着巨大的活力。”
D勒鲁瓦《欧中政治派别比较》
然而，勒鲁瓦所称的这条光带，在共和的每个角落闪烁着不和谐的光芒。大多数人对此是无所是从的。在有的场合，人们痛惜底层人民的不幸，赞同应该尽快通过《社会保障法》等救助性法律；有时，又会责怪“懒汉”们不能自食其力，害得自己缴纳“社会保障税”，或者责骂八小时工作制是官老爷们闭门造车。无论在单个人的脑袋中，还是在政治讲坛上，左右派的冲突无所不在。
但在这种左右互搏之下，形成的一种嘈杂而响亮的声音。
“‘红灯照’虽然只是些愚民，但他们的看法也有几分道理。”一个书生，站到谈话圈边上慷慨激昂的说，“兄弟以为，南洋富饶之地，本是天予中华，可惜为他人所占。否则，我们大可把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安置到南洋，就像当年李颖修迁民三北一样。这样，无论是《社会保障法》，还是保障税，都没有必要了。”
“不错，樵夫先生亦持此论。”一人在旁说道。
檀山樵，是《东合报》的主笔，姓孙，名樵，字山樵，檀山樵是笔名。此人是在檀香山出生的华人，本学医，后曰：“医人不若医国。”故弃医从文，创办《东合报》，取“东方聚合”之意。鼓吹“葱外南洋，脱夷入华”。葱外，指葱岭以西。而此人又多有激进之治国策，如“修20万公里铁路”之类，故又有外号“孙大炮”
宋教仁接口道：“樵夫先生之主张，与共和七十年国策不符，先生亦受阻于康南海，不能入中书门下一展抱负。”
共和初创之时，一来面对俄国的威胁，二来达功鸿和李颖修都对英国的力量有深刻的认识，无意过早站到英国的对立面上。“南守北进，联英制欧”就成为外交的基本指针，英国的小弟荷兰，西班牙盘踞南洋，共和也只是通过外交手段促使两国放弃排华政策，并保证兰芳共和国的安全而已。
“吾师亦有经营南洋之意，与孙大炮之主张，并无二致。”
众人纷纷回头，见到说话之人，纷纷行礼道：“不知任公到来，失礼失礼……”
这说话之人，就是康有为声名最响亮的弟子，梁启超，此人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共和内在之压力，定要一处泄口，南洋，实在是天赐之物。俄之西伯利亚，虽然潜力无穷，但苦寒之地，只怕救不得急。”梁启超侃侃而谈，“只是，要下南洋，却必须无后顾之忧。”
这时，就听另一人道：“所以，打垮俄国是当务之急！”
机构一：公民大会与中书门下，六部，九寺，枢密院
公民大会是宪法中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县（县，区，自治县，屯垦团）依据人口的不同选举２－３人，三年一选，公民代表可连选连任。公民大会每年年初举行一次会议。
其它国家机关由每届公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
中书门下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由公民大会每省的代表任命参知政事一人，共33人，参政最长任期为九年。中书门下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代行除修宪以外的一切权力。
中书门下之首：奉天承运掌印中书门下平章军国事，简称执政，由33参政选举产生，与其它参政拥有同样的实权，并行使国家元首礼仪上的职能。并主持中书门下会议。从法律上说，执政的政治地位与参政相同，然而，执政往往拥有威望和程序上的优势。
六部九寺是公民大会及中书门下的执行机构，参知政事也可以在六部九寺中任职。六部九寺具体如下：
工部：科技，工程，工业，资源，国土
刑部：内务，司法，国安（警察权属地方，刑部只负责重大案件，跨省案件，涉外案件）
兵部：主理军政，又是枢密院和中书门下的接口，军队和社会的接口，外交上与他国文职军事机关对应。
礼部：教科文卫，意识形态
吏部：行政，组织，监察
户部：财政
太常寺：民族，宗教，礼仪
司农寺：农林牧副渔
太府寺：商务，工商
少府寺：金融，央行
太仆寺：交通邮政
鸿胪寺：外交
卫尉寺：管理和指挥内务部队
大理寺：名义上的最高司法机关，但由于最高法律解释权在中书门下，故大理寺成为“国家”的法律代表机关
光禄寺：民政，保障，劳务
枢密院名义上是对公民大会直接负责的最高军事机关，实际上左右枢密使由中书门下任命，又受吏部和兵部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