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出发到阿拉木图差不多有4000公里的铁路里程，几列军用列车将行驶四天时间。林俊在第一列列车的指挥车厢里坐镇，一路上和一群军官一直在研究线路问题。通过中国大使馆提供的地图，所有人都了解了抵达阿拉木图后的转场航线，这将是次艰苦的洲际调动。而且现在这个季节的中亚气候有时相对比较糟糕的，非常不利于飞机和部队的长途奔袭。
“安德烈，从资料上看，应该还没有人驾机飞跃那片高原，从阿拉木图一直到乌鲁木齐都得航线是一片空白。而且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这一线都是临时修筑的野战机场，搞不好会出事故。”
看了所有资料后，安德卢普夫有些担心。
听了他的话，林俊不自觉的看来一下边上的库尔丘莫夫——历史上这位大队长就是在途经凉州时，因为飞行事故而牺牲的，接替他指挥的是副大队长普罗科菲耶夫。
“安德烈同志，从阿拉木图直飞乌鲁木齐的难度过大。现在中国方面已经在伊犁（也就是现在的伊宁市）修筑了一个野战机场，我们可以将他作为第一站，然后再以它为跳板飞往乌鲁木齐。”库尔丘莫夫看到林俊看了他一眼，还以为首长是想听一下他的意见。
“我也有相同的考虑，直飞乌鲁木齐距离和难度都太大，可以将伊宁作为跳板。中国方面还在石河子也修筑了野战机场，但我考虑它与乌鲁木齐的距离过近，我们只将他作为备降机场。安德卢普夫，到阿拉木图后就与中方联络员协调一下。”
“是，安德烈。”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以林俊马首是瞻，虽然他的职务是“顾问”，但就连身为总指挥的安德卢普夫也是听林俊的，其他人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关系。而且林俊在这批援华空军的人心里就是“天神”一般的存在，没一个不服气。
每天的协调会后，林俊都会到后面的货运车厢看一看货物的情况，其实有瓦西里军士长在，他根本就不用操这个心。
原定的主任机械师并不是瓦西里，甚至根本就没有安排这位独臂的军士长参加支援航空队。但在得知林俊将要前往中国，而且看到航空队的人员和物资在茹科夫集中后，军士长找到了林俊。
“安德烈，带我一起去中国吧。我和他们说了，可他们不要我这个残废。我虽然只有一只胳膊，但我可以保证，这里的所有机械师修飞机都没有我快，您要是不信，我们可以现场测试一下。”
林俊知道，军士长是真的想和作战部队在一起，而且他的经验绝对是在茹科夫学院集中的机械师里最丰富的。虽然只有一条胳膊，但他的经验可以制导其他的机械师。林俊原来也想把这位在一个战壕里拼杀过的军士长带上——有瓦西里在，林俊就不怕飞机修不好！但考虑到军士长的身体才没有把他列入出征名单。现在军士长来主动请缨，而且看得出如果自己拒绝他的申请，对瓦西里一定是个重大的打击，就答应了军士长的申请，并直接请阿尔克斯尼斯任命瓦西里为这次援华空军的总机械师，负责飞机维护和修理的指导。
对于这次出征，林俊已经尽可能的做了相对充分的准备，这不光体现在一些大环节上，还非常注重一些细小问题：在接待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的拜访时，林俊请大使通知中国方面，赶制一些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致保护。”字样的坎肩，免得出现误会，而这样的误会在历史上还真的发生过。林俊还让后勤部门给每位飞行员准备了两把随身携带的手枪，还设计了专用的枪套，佩戴后不碍动作——历史上表明给飞行员配备两把防身手枪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这次出征和去西班牙有些不同，因为上头允许航空队的所有人员佩戴自己的勋章，这点林俊自己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历史上就是如此，苏联援助西班牙的志愿人员是不允许佩戴自己的苏联勋章的，但在中国时没有这项规定。在50年代重修苏联援华空军的烈士墓时就发现，很多牺牲的苏军飞行员就佩戴着自己的苏联勋章。）。
既然上头允许佩戴勋章，林俊自然也把自己的所有勋章的带着，只是他和安德卢普夫弄出了个“土政策”：不是公干和庆典场合时不允许佩戴，参加战斗时不允许佩戴。对于他们两个的“土政策”，下面的人也没有意见：万一自己牺牲了，还能留给家人做个纪念。
林俊一贯注意自己的“外出形象”，这次是“回家”，当然更加注意。斯大林又发给他几套“专门”为他一个人量身定做的37式军服，加上自己原有的那些，在中国的日子里他是不用为会“衣冠不整”而担心的。他的红旗军刀一直随身佩戴，随身的手枪也有两把：一把托卡列夫，一把毛瑟M1932式冲锋手枪。林俊武装带上的装具也是在出发前让人改装过的：给大块头的毛瑟弄了个特制的牛皮中空枪套，这样就不用每天带那个大木盒子——如果要他每天挎个木盒子林俊可受不了，而且和自己的服装也不搭配，更不用说这样进战斗机座舱还会碍事。武装带的一边除了原有的那三个托卡列夫牛皮弹夹套，又加了3个毛瑟20响的弹夹套。
新的武装带设计非常合理，穿上后一点也感觉不到累赘，而他的那把半镂空佩戴的毛瑟又吸引了队员们的目光——首长有把好枪。
这次出征，武金斯卡娅的正式身份是军医，但她这个军医是不用在一线为航空队的飞行员看病的，要和林俊一直在一起，斯大林就是要她盯着林俊这个爱惹事的家伙。
这次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后，驻地将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现在整个中国的空军力量加起来就只有9个大队，而且装备的飞机又五花八门，急需苏联空军的援助。而在目前，淞沪会战已经打响一段时间，中国空军虽然取得了初期的一些胜利，但也已经出现损失。由于先天的不足，也无法得到其他渠道的支援，情况已是万分危急。
随着进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列车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片中亚风光，天气也越发变得炎热。对于来自西伯利亚的武金斯卡娅，这里的天气让她很不适应。
“这里还是小意思，到了中国的西部，那里的天气才叫热。”林俊告诉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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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下午，列车抵达了阿拉木图货运车站，迎接志愿航空队的是先期抵达这里的阿拉木图基地指挥员阿列克谢耶夫和手下的地勤人员。
由于这次出征是秘密的，除了必要的接待人员，这些人员和飞机来阿拉木图的真实意图没几个人知道。不仅是这里，就是在莫斯科也不允许谈论出征的行动。
这边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一边开始进行紧张的装配和试飞工作，而指挥员们也没闲着，进行细致的转场准备工作。阿拉木图距离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伊犁空中直线距离有500公里，这段航程虽然不远，但对所有飞行员而言都是陌生的航线，而且地面上的地形非常复杂，不是雪山就是高原，还是一个面积广大的无人区。
会议决定由库尔丘莫夫带领四架DB-3型远程轰炸机作为全队的开路先锋，而在这几架轰炸机出发的三天内，所有的飞机将全部抵达乌鲁木齐。
在林俊他们的军用列车抵达前，已经有从其它地区运送补给品的列车抵达阿拉木图，还有一批临时改装成运输机的DB-3 、 TB-3 和 ANT-9先期抵达这里，他们将负责向中国运送航空队的物资与后请人员。
除了阿拉木图外，在中国境内的一系列转场机场，也已经部署了苏联的地勤人员，包括气象，无线电，维修等专业技术员，他们都是先期从陆路过去的。
在出发前林俊和安德卢普夫再三提醒飞行员们，一定要将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能有非战斗减员的情况出现。
1937年9月5日，所有转场飞机经过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奇台），哈密，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最终抵达黄河边的兰州。
虽然林俊是急着要去南京，但不得不在兰州整修几天，因为他们有些飞机被这糟糕的天气和临时修建的机场弄的伤痕累累，但幸好没有出现减员的情况。这一路上麻烦不断，有飞机在降落时因为糟糕的机场环境而冲出跑道受损，甚至有一架SB-2轰炸机在降落时机轮突然陷入一个大坑而折断了起落架，而那个大坑就出现在凉州新修建的机场的土质跑道上。在检查的时候，飞行员才发现机轮陷进的竟然是座墓穴！
还有就是中国无法提供高质量航空燃油，飞机发动机不能产生全部马力，甚至一次在乌鲁木齐，一些中国地勤人员往油箱里灌满了水！——这让林俊有杀人的冲动，当然，那几个不负责任的地勤人员在林俊的交涉后，被调离了机场。
中国方面送来了大量的航空图，还有每天不断的最新战报：目前淞沪会战正在白热化阶段，而南京已经遭受了几次日军的连续空袭，死伤惨重。林俊努力的平复着自己焦躁的情绪，每天都在检查部队的准备情况。但有一点倒是让林俊有些感动的：自己要坎肩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回应，兰州的被服厂送来了崭新的坎肩，足足有500件。坎肩上除了有醒目的“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致保护。”的字样外，还有一个大大的“青天白日”标记。
而后续的飞机也陆续抵达，它们都是要交给来兰州培训驾驶苏式飞机的中国飞行员的，而兰州也将成为培训中国飞行员和接受援助飞机的大本营。
9月8日，两个航空大队终于做好再次出发的准备，林俊在和中方人员协调后，将前往南京的航线大胆的定为兰州----西安----武汉-----南京，因为这基础原来就有比较完善的机场设施，而且中方的领航员也熟悉这条航线的坐标。
在出发前，林俊请兰州的中方人员找来了一些画师，在所有飞机上画上了“青天白日”标记，还给配属自己的那架伊16画上了一个醒目的标记——他的要求让中方人员非常吃惊，而这个标记完成后，又让来自苏联的同志们非常的好奇。
他在自己的那架战斗机一侧画上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中国龙！
对于林俊的要求，中方人员和苏联同志都有过疑问：指挥员同志，您怎么要在自己的飞机上画条中国龙？
“中国的神龙在天上是无敌的存在，是天空的主宰，它会给我们带来胜利！”林俊回答的很干脆，而且他的理由也十分充分。但没想到，在自己的“带领”下，飞行队的飞行员们都看样学样，都得在自己的飞机上标上个人标志：画什么的都有，只要不出现“苏联特色”的标志林俊就没反对。安德卢普夫就在自己的座机上画了一把利剑：用他的说法这叫做“正义之剑”！而有位驾驶SB-2的机长，在自己的座机上画了头熊，结果让林俊一顿海批：“你个笨蛋，见过会飞的狗熊没有？！上去了也得掉下来！”
结果倒霉的机长只能换了个个人标志：一直轻盈的燕子。
8号清晨的兰州机场，在“全体起飞”的指令声中，两个大队的所有飞机一路飞向东方。最晚到10号，这些飞机将抵达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CMFU.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