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兵变,扰乱了崇祯的思路,他早想按照徐光启的建议,进行“北方大开发”。现在的天津是军事重镇,是京杭大运河漕运中的重要节点;与后世作为共和国直辖市的天津,还是天壤之别,现在还仅是卫所的级别。
只有塘沽建港,沟通海漕两运,充分利用大明水师的优势,加强北京的防御能力;同时,大力进行京、津周边地区的开发,可降低对漕运的信赖;移山、陕等地灾民屯垦,既可减轻灾区负担,又增强了京津地区的实力。
现在的陕西旱灾之严重,北方开发必须尽早提上议事的日程。
北方开发,是一项系统的大工程,至少涉及百万民众,如不组织规划好,好事也将变成坏事。
在昨晚看的那三两个折子中,就有一个是关于“买官卖官盛行,现应反腐倡廉”的奏折。
崇祯帝自登基以来,就非常关注整顿吏治,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深明圣意;在崇祯大病初愈后,立刻上疏“极言吏治大坏、官场贪污成风之弊”,哪知上疏如石沉海底,不再有任何讯息;待“双规”诸臣,崇祯再次表明其反腐的决心后,韩一良第二次上疏,再言反腐倡廉。
崇祯不是不重视反腐败,只是那次的上疏,他没注意到而已。也正因此,韩一良免去了丢官罢职之灾。
早朝上,崇祯把徐光启的“北方开发”疏、韩一良的“反腐倡廉”疏,一同拿出,议议“如何进行北方开发,在开发过程中如何反腐”。
崇祯知道,“如何反腐败”是古今中外都在研究的一个题目,但一直没有标准答案;各国各时期的腐败问题,只是程度各不相同而已。所以,崇祯还不想有太大的动作,以免朝局不稳。
在开发北方过程中,将会试行各项反腐制度,首先它是一个新领域,不涉及旧有势力的阻挠;再者,它临近北京,崇祯可随时了解情况,掌控其进程。
崇祯同时建议:开发京津地区时,在塘沽建水师海港,与运河漕运结合;移民屯垦,应以各地灾民为主;移民开发过程,不得扰民害民,利民惠民是此次开发的目的。
本来“开发北方”前期就将耗费钱粮无数,崇祯还要示同时建设塘沽港,这户部哪能支应得开;而收益至少要在三两年后,才能看得到。
一时间,众朝臣议论纷纷,赞成、反对各占其半;反对者,主要是因为现在没钱,倒不是反对开发;赞成者,只要能挺过两年的艰苦时期,许多的问题将会逐一化解。
此时众朝臣,也意识到前几天,崇祯帝为何要一意孤行地发行宝钞了;宝钞发行成功,这开发所需耗费的银两,自然能够解决。
开发北方,还未有何结果,倒让宝钞发行的阻力,减少了许多。
开发工作至迟要在八月开始,第一批移民的住房、越冬储粮,必须在入冬前做好准备。而宝钞发行,远水不解近渴;这至少二十万现银,可到哪着落去啊?
“陛下,臣以为北方开发,应对相关官吏实行考成法,如有贪赃怠政,必严惩不怠。”阁臣刘鸿训出班奏道,他早就上疏、多次建议实行张居正之法,只是诸臣反对过于激烈,崇祯也一直未曾表态。
崇祯听得此言,不由自主地微一点头,那边兼职日讲官的翰林罗喻义奏道:“臣请为张公居正诉冤平反,还其谥号、恩荫、诰命,建祠立碑,以励后人。”
一时间,朝争议论由“北方开发,钱粮筹措”,转移到了“取法考成,张公诉冤”上面来。朝堂中,对立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崇祯知道,对于张居正平反的问题,要再没个结论的话,争论将没完没了;而且自己也要实行变法,如果臣民们对张居正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崇祯变法”也将成为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张公于我大明之功绩,那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皇祖当年也是礼敬有加。”崇祯扫了眼下面的臣子,见都在专注地倾听。
“至于说到张公的擅禀朝政,当时皇祖年幼,自然需有大臣扶持;即使不是张公居正,也会需徐高等臣的辅佐,这是无法改变的。”
“现今,内忧外患、纲纪败坏、国库空虚,正需如张公般的治世能臣,而非唯诺庸才。”崇祯不再给臣子插话的时间,紧接说道:“传旨,恢复张公居正名誉,还其[文忠]谥号,恩荫、诰命等一概恢复。着翰林罗喻义筹组,研究居正变法的利弊得失。”
自此张居正终于恢复了其“文忠”谥号,不再象历史上那样被剥夺谥号,名誉一直无法恢复。
居正子张懋修,此时年已七十多岁,二十六岁就中状元的他,受父亲的冤屈影响,一直无法在仕途有所表现;但其整理搜集了居正全集四十六卷,功在后世,因平反昭雪,此书原名《张太岳文集》,现在得以更名《张文忠公全集》。
罗喻义奉命编撰的《居正变法》,受《张文忠公全集》影响颇多,参考前朝档案,终于客观全面地展现的张居正的改革成就。崇祯更在书中序言,赞誉张公实为“古今第一相”:辅佐开国君主,成就一代盛世,名相多矣;挽狂澜于既倒,实现朝代之中兴,古今唯文忠公一相。
在张居正家乡,建祠立碑,回溯当年“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的兴隆升平。这以后,其孙辈也得以出仕任官。
谥号“文忠”是判定文臣一生功绩中的第二位,单字谥“文”几乎没有。终明一朝仅李东阳获谥“文正”,文臣中的最高荣誉;当时李公弥留之际,得之死后将有此谥,喜极而泣。
崇祯是不太懂这个古代的谥号,尽管“文忠”的评价不低,但他认为张居正的功绩对于万历朝时期,比之李东阳更为重要,那么获谥“文正”也是应当的。
只是等崇祯明白了谥号后,已经晚了,不好再有所更改;只得在《居正变法》中作序,以表达他对张文忠公的敬仰之情。
此时大明的外朝内庭、朝野上下,忙乱纷纷,谣言四起。
内庭,首先在为《西苑女会》忙碌,再是接到懿旨,不再新招宫女、宦官;更有小道消息,周、张两皇后在商议的裁减宦官,放老龄宫女出宫。
外朝,宝钞重新发行、开发北方、张居正平反,种种迹象预示的崇祯帝要发动变法,而新一轮的人事调整在所难免,尸位素餐之徒人心惶惶,有志中兴之臣磨拳擦掌。
民间乡野,尤其是京师消息灵通之人,听说皇帝率领朝廷重臣,视察宝钞提举司,其中细节也栩栩如生:皇帝对钞纸、印钞工艺之熟悉,即使宫中的匠师亦有所不如,大有超越前朝熹宗之势。使得崇祯的勤政爱民形象,染上了一层荒嬉的灰色。
不过,这些宫廷秩事,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真正关心的是,发行新版宝钞,会不会重蹈旧辙,会不会让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两银子,都被逼着换成了没用的纸片。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才一两天间的事情,就已经到处传得纷纷扬扬了。
处于深宫之中的崇祯,消息自然闭塞,尽管根据他后世的经验,多事之秋必是谣传四起,但没想到在这通讯技术不发达的明朝,朝廷里前两天的事情,竟如此之快就传得街知巷闻。
为了配合“北方开发”,崇祯正在考虑要改革邸报,只是没有拿定主意,是否重办一份报纸。
主导舆论方向,这是历朝历代的君王都非常重视的事情,但是针对民间发行报纸,这种新方式的作用,却不是多数人短时间能了解。
经过这月余的朝政经验,崇祯已经感受到了大臣们的力量,怨不得前朝的皇帝都要依靠内庭太监来抗衡。
但是,崇祯不想走这条老路,那就必须有一条自己能够把握的渠道,能向臣民宣示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