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的春节我是在看守所里过的。年三十傍晚，段所长把我叫到值班室，指着桌子上的电话说：“杨远，接个电话。”我的心砰砰直跳，凭预感，我知道那是我爹打来的电话。我对段所说声谢谢政府，段所说，大过年的就不用谢了，本来是不允许犯人跟家属通电话的，看在你爹打了好几次的份上，你就接个，快点儿啊。我扑过去拿起话筒，那头只听见喘息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喂”了好几声，那头传来我弟弟的声音，他说，哥哥，来家过年呀……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出来。我憋住气，稳了一下情绪，大声笑起来，我说：“弟弟，我在北京天安门这边玩儿，等过了年，哥哥给你带回家一个大模型。”我弟弟在那边又喘了一阵气，磕磕巴巴地说：“哥哥，不用了……那得多少钱呀。”
我想说点儿什么，可是我实在是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一个劲地咽唾沫。
我爹在那头嘿嘿地笑：“大远……大远……”
我放下电话转身走了，外面下着很大的雪，雪花扑在我的脸上，让我睁不开眼睛。
大约是四月份，段所给我们劳动号开会。他说，上面有指示，让大家交代余罪，如果大家还有没有交代完的罪行就赶紧交代，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交代的话不行，因为凡是在押人员不但要交代自己的，还要检举揭发别人的，不交代没有好下场，一旦被揭发出来，那就是抗拒改造，关小号那还是小的，弄不好还得加刑。说完了就指着我说：“杨远，你先说。”
我的心里很敞亮，我那点儿事情早抖搂得比水还清呢，我有什么可交代的？
我回答他：“我没有余罪，都交代清楚了。”
段所笑得很暧昧：“没有？呵呵，我这可是给你机会啊。”
我也笑了：“段所，你就是把我枪毙了，我也想不出来我还干了别的什么。”
段所走了，临走对大家说，都记着啊，有余罪赶紧交代，现在可是严打。
回到号子，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叹气声比老贾的放屁声还压抑。我躺在床上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从头梳理了一遍，梳理得脑瓜子生疼，也没梳理出值得交代的问题。那边，老贾突然跳了起来：“我娘！我得去交代，我还偷了生产队一麻袋地瓜。”我吓唬他：“那就赶紧去呀，这可是盗窃罪呢，一起步就是三年。”老贾慌了，就地放个响屁，鞋也没穿就窜出门去：“报告所长，我有罪，我该死……”第二声“该死”还没喊利落，段所就来了：“咋呼什么？”老贾扑通跪在地下，头磕得像鸡啄米：“政府，我该死，我有罪，我还偷了一麻袋地瓜……”段所哧了一下鼻子，骂了声神经病，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来一下，有人找。”我的心一紧，这种时候找我干什么？眼前一阵恍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