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一份奏折，西太后默算了一下，这已是她这两日来第五次看见沈哲这个名字，沈哲使今年广东的新晋举人，年仅十五岁，无官无职，当然一个大清多如牛毛的举人是不能引起这么高的关注度的，而沈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功名而是在于身世。
第一次见到“沈哲”两个字是在前日早上从英国使馆送来的消息。对方说英国公使的一个翻译兼秘书约书亚·爱德华·洛克伍德要回国结婚，已于当日凌晨启程回国云云，这本是英国自己内部的事，之所以要和太后打声招呼的原因则在于约书亚并不是独身回国的，还带了一个叫沈哲的中国人到欧洲游历。
事情到这里还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英使馆方面对沈哲身份的交代仅仅只是同治九年的举人，在太后看来，她虽然并不喜欢让国内的官员往外国跑，但只是一个举人又是一个汉人就算是死在外面于大清而言也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至少比外国人死在中国好办得多。
但到了第二天的正午，情况就开始趋于复杂化。先是从福州送来了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八百里急奏，本来太后以为是台湾方面又出了什么事端，但从内容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说是奏折但看起来更像是忏悔书，总结起来就是说自己平日对子女们都欠管教，所以子女们时至今日都是碌碌终日，女儿找不到好人家，儿子一事无成，看得西太后是莫名其妙，心中盘算着似乎近几日没有接到沈葆桢的家眷犯了什么事的消息，是沈葆桢自己没事找事想自污，还是她的情报网出了什么问题，一向认为自己的内线任务安排得滴水不漏的西太后，此时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失落。
按照大清一直以来的传统，通常在奏折的后半部分都会强调突出主要目的，这份也不例外，翻过一页，开篇一句就是“臣子哲，奉举人之禄，不思精忠报国，而私逐英夷去国，其罪无可加也，行径如是，非沈氏之徒，臣伏请太后重责之。”
很多年以后，当沈哲看到这份奏折的时候，不禁哂然一笑，中华民族永远造就最伟大的父亲，因为他们永远可以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儿子，如果发展得不全面，不认这个儿子就可以了，也是够方便。
“臣子哲。”“逐英夷去国”太后看着这几个字，面色未改只是端着茶杯的手不禁颤了一下子。
事情发展到这里，她认为情况仍然可以控制，她当然不会按沈葆桢的启奏去治沈哲的罪，但她也没有必要为了沈哲的安全问题和西方交涉，英国那边爱管就管，不爱管就随他去，反正不管那份奏折是真情还是假意，他沈葆桢自己已经说了不认这个儿子了，那么朝廷这边更不用巴巴地贴上去。在这样一个西方关系相对平和的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外国的技术要学，外国的武器要买，但是和外国人仍然是好掺和的好。
不过让太后没有料到的是，紧跟着沈葆桢的奏折，又有三本急件接踵而至，先是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来为自己的学生说情，再是新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引经据典地说明他干儿子出国这件事，方法的确存在问题，但是精神是崇高的，最后是已报病回乡的毅勇侯曾国藩表明自己老师林则徐的外孙子不顾自身安危，只身赴英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朝廷应当赶快给他一个相应的头衔方便其在欧美行事。
这些奏章对应的主角不约而同地指向举人沈哲。
西太后看着并排摆在她面前的奏折眉头紧锁，自她的丈夫去世之后，她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脸上多出几条皱纹，虽然这一切在他的儿子去世后有所改变，但是此时此刻她的全部心思仍然在于如何保住同治的帝位和大清的基业。正处在叛逆期的同治饶有兴致地瞥了一眼自己的母亲，冷哼了一声，傻了吧。
傻了，还不至于，但是方案必须调整，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气血方刚的举人，如今却一个不差的扯出了湘楚淮三军的最高统帅，甚至和已故封疆大吏林则徐也沾亲带故，就是说很快那些翰林们为沈哲说话的奏折也会纷至沓来，沈哲一跃而成了清国最不能出意外的人之一，而此时，恭亲王奕也带来了最新消息，这个沈哲和英美德的公使都私交甚厚。
大凡政治高手都不约而同地具备一个长处，就是在最坏的环境下仍可以达到最大利益，此时的西太后正当壮年，无疑仍是一个头脑清晰的政治家。
自道光年间五口通商以来，欧美各国已是屡次要求与清方互通使臣，但清廷的态度也一直明确而坚定，你们的人过来，可以，要我们派人过去，对不起，不行。无论是道光还是他的乖儿子咸丰，都抱着“通过签签合约，给给钱然后按部就班地把日子好好过下去”这一美好而天真的幻想。因此虽然外国的公使们拖家带口地进驻北京城，但清政府方面基本上除了几个采购员就没怎么派人出去，再加上中国的官员们思想再怎么先进也是读圣贤书出来的，打心眼里瞧不起西方人，虽然承认人家技术比我们先进，但就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谈判桌上与西方人客客气气，相敬如宾的，转过身来就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更使朝廷对洋人徒增厌恶。而不得不说的是洋人方面自己也不注意树立良好形象，把中国想得和被他们殖民的印度一样好欺负，怎么说怎么是，且不论1856年莫名其妙地就打过来了，还把圆明园都给烧了，就是地方那些传教士就有够嚣张，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一向是听话的时候很听话，但叛逆起来也很有一套，这两个条件加起来，就导致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所谓的教案此起彼伏。
当然最最打击清政府还是三年前即1868年的浦安臣外交事件，话说在晚清的外交中，中美关系一直是比较和谐的，清政府对美国公使也一直有不同于其他国家使节的感情，而浦安臣作为美国前驻华大使在卸任后一直与清政府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多次表示要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太后当时还年轻，和她如今相比也算是很傻很天真，一看，哟！好人呐！再加上也到了中方和欧美各国签订的《北京条约》的修订时间，为了避免重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覆辙，清政府方面就同意了浦安臣要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的请求，有浦安臣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的官员充当团员，本来事情看似挺美好，就好像中国人不会用洋枪洋炮得从外国请个洋教官来教一样，但是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团到了美国后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对于美国人的品德我们的估计是有误差的，浦安臣借这次机会充分的彰显了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当然爱的是他自己的国，于是乎全美人民就看见了一个很是欢乐的画面——一个美国人和一群美国人签订中美条约。不能不感叹清政府舍己为人的伟大情怀，愣是牺牲了自己为世界外交史添上了这一充满了无限喜感的剧情。
但是回正题来说，这件事情对清政府的刺激无疑是巨大的，就好像一个从来不敢下水的人，被人家好说歹说终于下水了，结果啪，脚抽筋，呛着了，这在要让他下水所要付出的努力要比以前多十倍也不只。
是的，按普通的情况而言是应该这样，但这一切自然规律随着清廷第一高干子弟沈哲的出国而打破，清廷自己掉水了，此时剩下的两条路就是等死或者自己瞎扑腾。
西太后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扑腾必然要扑腾，但她绝不瞎扑腾，一方面她认为授予沈哲清使身份无妨，毕竟按大清律令举人也是可以为官的，而且这个沈哲年纪轻轻就得到曾、李、左这三个中兴之臣的欣赏必定有非同一般之处，而中西方自共同剿灭太平天国之后也算死一起穿过一条裤子的战友，感情日笃，并且在辛酉政变中外国人给了她大力支持，不如把这次当清方主动派遣使臣与西方沟通，也算是对欧美各国表明他这一派对他们西方势力是友好的。而另一方面，她也不得不去怀疑，以沈哲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能不能将她的意思准确的传达给西方各国首脑，达到她预想的目的，继续为大清争取几年的喘息之机，而且年轻人容易头脑发热，爱国情绪一高涨，西夷什么的一骂，问题就比较严峻了，保不齐又是一次侵华战争，如果她是甘罗的妈自然就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心，但问题她是同治的妈，看看自己同样是十五岁的儿子，心又悬了起来。
如今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节的名头照给，但是得派个人过去看着，人不能从翰林挑，一帮腐儒去了也白去，也不能从同文馆找人，两个年轻人走一块更坏事，而她现在需要倚重的洋务大臣们也是一个都不能动的，而像以前找个什么知县之类的级别又太低，镇不住沈哲，想来想去似乎只有派个宗室去比较妥当，宗室这东西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般来说就是个鸡肋，无味不说没准儿还会卡了嗓子闹出人命，但是好歹是皇亲，沈哲肯定是有顾忌的，而且在西方人看来，肯派个皇帝的叔叔什么的出来也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一举多得。但是这个宗室一定也是要见过世面的，出去要撑得起场面，不能给朝廷丢人，最好还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样的条件符合的也只有恭亲王一个人了，如果他死在外面了，那也算是为国捐躯，到了下面也是对得起爱新觉罗家的列祖列宗的，要是活着回来了，没准等皇上亲政，有了皇储，根基稳固了，还能再提起来用一用，毕竟那也是一个人才。
此时的恭亲王已经被打压得没有什么实权，洋务大臣们有圣母皇太后这棵大树乘凉也用不着他再来当后台，自然就没有什么资本再去拒绝西太后的命令，老老实实收拾收拾行囊准备出国，闻讯的官员纷纷赶到送行一个个都是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要放在平时，他奕一定也会被这种气氛感染来感叹一下时运不济，但现在看见这情景，他却觉得很是可笑，不由庆幸自己与他们是不同的人，至少他看到的比这些人要清晰得多，如果他现在死了，那后世也会把他当成洞察世事而怀才不遇的贤臣，而不是简简单单哪年生那年死的一笔带过，他是这个复杂时代的一个鲜明的代表，这次出访，他很清楚明白是太后对自己的态度，但是比之赋闲在家，为大清尽力，他求之不得更心甘情愿。
“沈哲”他默念这个将于自己在那片陌生之地共事的少年，良久，才道“好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