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曾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官运，久考无功，只好净身进入皇宫，二十多年，使得他心中的贪欲没有实现而变得更加强烈。朱祁镇登基称帝之后，王振才时来运转。他所求的，是权势地位，是金银财富，田园府宅。自从太皇太后张氏病故之后，王振便放手捞取钱财。王振在皇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府第。王振又在住宅旁建造智化寺，刻石竖碑，为他自己祈福。京城内外有好几处，宏丽宽敞，不亚于宫中的府宅。
王振为聚敛财物，公开收取贿赂，卖官鬻爵。王振的门庭若市，昼夜不闭。阿谄逢迎者，争着向王振送礼行贿，以求升迁。畏惧王振威势的官僚，为免受其害，也违心地登门送礼，以求消灾。清正廉洁的官员，王振便寻找借口或诬陷罪名，予以整治罢免。
凡进京朝见皇帝的各地官员，必先拜见王振，纳财送礼。稍有怠慢，必遭祸殃。送礼者以百金为常，收取财贿，不问送贿者官位高低，行贿越多，王振越说其人政绩显着。徐唏因巴结行贿而升任兵部尚书、王祜升迁为工部侍郎。
徐颐是江阴人，魏某是常熟人，都是家富于财，也想当个官。徐颐以重金贿求于王振，便很快得到了中书舍人的职位。魏某走别的门路，化钱银宝买来主事的职位。“金中书”、“银主事”，便是京城中人对徐颐、魏某的评价。
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的周忱，居官清正廉明。宣德年间，周忱为避王振的气焰，在其新建私第完工后，不得不委曲求全，给王振送上松江府织造的地毯。周忱没有得罪王振，得以在江南继续任职。
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正统十一年(1446)3月，入京朝见。官佐及友人劝于谦带上礼物，或者地方特产，以免招来不测之祸。于谦是永乐年间的进士，后经阁臣杨士奇举荐，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每到一地，轻骑简从，延访民间疾苦，兴利除害，深受百姓爱戴。“三杨”辅政时。对于谦非常器重信任，他所奏报之事，很快就予批准。因为于谦生性刚直不阿，不愿奴颜屈膝王振。面对友人和下属的关切，于谦心中非常感激，他提笔赋诗道：“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将诗贴在中堂正厅，以明心迹。所以他两袖清风进京，没有给王振送上财礼。王振早就忌恨于谦不阿从自己，便指派党徒李锡给于谦加上对皇上不满的罪名，将于谦关入大牢，问成死罪。消息传出之后，朝野一片哗然。河南和山西的官民闻讯，上万人赴京城请愿，请求无罪开释于谦。王振一看事情弄大了，怕惹出政局波动的麻烦，只好释放于谦，罢免了他的巡抚之职。由于两省的官员气愤难平，再次赴京伏阙请愿，于谦这才得以官复原职。王振以己私心。处分大臣，扰乱朝纲，足见其威权之盛，可见英宗朱祁镇朝政治黑暗腐败。
郭敬，是王振的爪牙，是大同镇守太监，每年按王振旨意，制造铜铁箭头送给塞外的蒙古瓦刺部，瓦刺则以良马回赠。王振自己直接收受臣民财礼贿赂之外，又驱使他的亲信党羽到处搜刮民财。
由于王振迷信佛教，于正统十三年(1448)，动用民役上万人，耗费资财数十万。重修的庆寿寺雄伟宏观，老百姓怨声载道，“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以歌谣痛骂如此修寺之事。
王振早在正统五年(1440)，乱发度牒，佞佛敛财。“度牒”是古代官府发给僧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凡俗人出家为僧，需由官府审查，合格后方才发给度牒。有度牒的借人可以免除赋税劳役。王振在半年时间里，卖出度牒2万余份，弄得京城街头随处可见和尚、道士。由于这些游荡社会的寄生阶层，不务产业劳作，又不纳税服役，这不仅减少了朝内的财政收入，而且还大量地空耗人力财物。宗教活动难以开展。
南征的明军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攻下大理，平定云南全境。次年，南征大军班师，太祖留其义子沐英统兵镇守云南。沐英死后追封黔宁王，其后代从此世守云南，与明王朝相始终。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之后，整顿地方官制，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则由都指挥使司和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军民州、土州、土县等，统管军民之政，划设了十三个布政使司。
位于云南的西南端，与缅甸接壤麓川，其辖境相当于今云南省瑞丽县及畹町镇等地。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在此设置军民宣慰使司，任命土蛮首领思伦发担任其职。宣慰使既是武职又是边疆土官最高职衔。为了安定麓川地区，明政府赏赐思伦发朝服冠带、织金交椅等物以示荣宠。由于鞭长莫及，思伦发时服时叛，反复无常。思伦发死后，其长子恩行发袭承父职。思行发死后，思伦发的次子思任发继任。思任发比其父兄更为狡猾，经常不给明朝廷纳贡，还不断侵犯附近其他边寨，抢掠财物人口。正统二年(1437)，思任发公然反叛明朝。到正统五年(1440)时，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晟，都指挥方瑛等才将思任发的叛乱平息。迫使思任发致书英宗皇帝，表示愿意谢罪进贡，效忠于明朝。
正统初年的阁臣杨士奇等人在如何处理麓川土司反叛这一民族事务上，不主张武力征讨。英国公张辅则认为思任发父子六十余年来，叛服无常，多次扰动军队征讨，应当予以严惩。就在这时，王振已经开始专权用事，为所欲为地处理一些军政大事。思任发上书表示甘愿臣服，这本是处理善后的问题，但毫无主见的英宗却让大臣们讨论此事。兵部侍郎何文渊上疏认为麓川地处边远且狭小地区，不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而应以政治影响使该地区归顺臣服。首辅阁臣杨士奇、侍讲学士刘球赞同何文渊的意见。指出北方“瓦刺终为边患”，应将边防重点放在西北地区，深刻地分析了边疆防务形势。
专擅威福的王振，却企图“示威荒服”，主张用兵。兵部尚书王骥等人不敢得罪王振，附合其一意孤行，说道：“麓川土司背负皇恩，怙恶不改，应当选将练兵，以昭天讨。”王振听后非常满意，于是大规模麓川之役开始了。
王振在正统六年(1441)正月，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太监曹吉祥为监军，调发川、贵、湖广等地兵马15万众，分为三路，浩浩荡荡地直奔国境最西南的弹丸之地麓川。恩任发见明军来势凶猛，压境而进，便利用错综复杂的地形之便，带领部众在龙川江设障相拒。王骥督军进攻，被阻于暗道、树排之前。几天后，大风骤起，王骥下令纵火焚烧龙川江，思任发的蛮众溃败。接着，思任发又组织人马，绕道袭击明军后背，但明军早有准备，思任发几次冲击都未奏效，只好退守寨中。明军副总指挥方瑛率兵猛攻敌寨，思任发排出象阵，被明军以箭矢击退。适值西风再起，王骥命再用火攻，大军发起环形攻势。蛮众阵脚大乱，被杀伤无数，思任发带着两个儿子仓惶逃入缅甸。明军凯旋班师，朝内一片欢呼之声。王振十分高兴。蒋贵因功晋封定西侯，王骥封为靖远伯。
思任发父子见明军从麓川全部撤离之后，从缅甸又杀回麓川，重占这一地区。王振得到报告后，又复命蒋贵、王骥再次南征，务必平定西南一隅之地。调发大军50万，分路而进。明军与思任发的叛众激战一昼夜，思任发再次败逃缅甸境内。缅甸政府早已通过使臣得到明军方面的引渡要求，便派人把思任发及其随从30余人，押送交给云南地方官府。王振下令将思任发斩首，把人头装函送到京城。明军得胜奏捷，但动用数十万大军征讨边陲一隅，扰动天下，耗费甚为巨大，为征南大军转送粮饷物资，征用民夫无数，实在是得不偿失。“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全是由王振一人的意向所定。在征讨战争中，督军的王骥等人又乘机营私，让民夫为他们运送彩缯，与西南地区的土司们相交易，牟取厚利。为邀功请赏，甚至捕杀当地渔户充作叛逆蛮众，给百姓带来无数灾难。
麓川地区并没有真正平稳，王骥大军退走后，当地部落又拥立思任发少子思禄继续称乱。王骥深知麓川地形不利大军征讨，蛮部亦难完全剿灭，便与思禄签约，让其统领当地各部夷众，以金沙江为界，相誓永不犯境。
妄兴麓川之役，不仅没有达到示天威于边疆蛮夷的目的，反而使得南方各地的诸苗部落纷纷骚动，明朝廷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更趋于紧张。王振胡作非为，凌驾于昏弱无主的英宗刘祁镇之上，弄得天怒人怨，正统后期，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武装反抗斗争形成高潮。
宋彰，福建左布政使，原任参政之职，是个专门巴结权阉的贪官。他用侵吞的民财，买通宦官，花费万两银子贿赂王振。王振见钱眼开，将宋彰提升为左布政使(左、右布政使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宋彰升迁官职之后，便将行贿买官所费银两，按户摊派到老百姓头上。福建民众不堪忍受宋彰的鱼肉，纷纷起来反抗，燃起暴动的烽火。
叶宗留，浙江庆元(今宁波市)人，正统十二年(1447)在浙、闽、赣交界地区开采银矿，受到官府追捕，忍无可忍之下，据险立寨，举旗造反，势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受叶宗留暴动的影响，福建也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邓茂七是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人，出身佃农，为人豪侠多智，因在家乡杀死恶霸地主，为逃避官府追捕，来到福建宁化，后辗转至沙县生活。沙县的地主以高额地租剥削佃农，还强迫佃农将地租送上门来，称。送租”；逢年过节，佃农还得给地主奉送鸡鸭鱼肉之类额外礼品，称“冬牲”。佃农苦不堪言，邓茂七号召佃农起来拒绝“送租”和“冬牲”，得到贫苦佃农的响应和拥护。地主们联名向县官告发邓茂七。县府派兵卒抓捕时，邓茂七率众反抗，杀死几名官兵。知县闻报，又派300名士兵前来镇压，又被邓茂七率兵“格杀殆尽”。邓茂七公开起兵，自号“铲平王”。正统十三年(1448)2月，义旗一举，四方响应，贫苦农民纷纷带金鼓器械前来投奔，很快聚集到几万人。邓茂七率领义军攻占20余县，与闽、浙山区的叶宗留起义军互为声援，震动了整个东南区域。
叶宗留起义发生后，明朝廷朱祁镇派御史柳华督理闽、浙、赣三省兵力，王振派他的门下太监曹吉祥监军，一同镇压起义军。但叶宗留起义还未平息，邓茂七起义又相继而起。明廷朱祁镇于正统十三年8月命都督刘聚、佥都御史张楷等率兵镇压。临行前，英宗朱祁镇和王振特意召见张楷，面授机宜，要他尽快讨灭反民。刘聚、张楷督军由江西进入福建，11月，叶宗留在与官军激战中，被流矢所伤，英勇牺牲。此时，邓茂七在福建分兵出击，一路向南连克德化、永春、安溪，进逼泉州；一路向西攻陷连城、上杭等县。义军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控制了福建。义军连连取胜，官军败报不断，英宗朱祁镇严厉斥责张楷，并以杀头相警告。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又增派宁阳侯陈懋为总兵，征夷将军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以太监曹吉祥、王瑾为监军，带领由京营、江西、浙江调集的劲兵，装备着神机铳炮，进入福建镇压邓茂七义军。在优势的官军面前，邓茂七坚持抗击，拒绝诱降。明军采取军事进剿和招降离间的两手策略。由于扼守建阳的义军首领黄琴叛变，明大军顺利进入福建。2月，邓茂七亲率义军攻击延平郡城，陷入明军的埋伏，在激战中中箭牺牲。
发生在正统年间的东南农民和矿工起义，其原因除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土地和赋税问题之外，还有宦官专制造成的“政由贿成”，官吏贪污与贿赂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宦官擅权纳贿，其富有程度骇入听闻。上行下效，贪污和贿赂使得整个官僚阶层腐败堕落，遭殃的最终是下层百姓。以王振为首的大小宦官，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所到之处，凌辱地方官员，刻意搜刮民财，一是乱政紊纲，使官场腐败黑暗；二是残民误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于是，官逼民反。从而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
自从明王朝统一全国后，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入大漠以北。洪武二十一年(1388)，脱古思帖木儿(元顺帝之孙)在土剌河畔被部下杀死，北元陷入混乱，形成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股势力。明成祖朱元璋。先后几次出征漠北，打击鞑靼和瓦刺，巩固了北部边访。
到了仁宗、宣宗时。利用鞑靼和瓦剌部势力削弱的时机，与鞑靼各部修好关系，对边疆地区采取了防御为主的策略，节制用兵，边境尚算宁静。由明初的主动进取转为保守边防，是一个明显的策略变化。瓦刺部最初居于贝加尔湖一带，成吉思汗统一大漠，瓦刺臣服于蒙古，其势力逐渐向南发展。明成祖至仁宗、宣宗时期，蒙古三部一方面受明朝的军事打击，一方面相互攻夺，力量几经消长盛衰。永乐末年之后，瓦刺部逐渐强大起来，宣德九年(1434)，瓦刺首领脱欢吞并鞑靼，立元朝皇帝的后代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任丞相，掌握实权。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也先比其父野心更大，极力扩张势力范围，向东打败兀良哈部，威逼朝鲜；向南屡屡骚扰明王朝的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等边镇，成为明朝一大严重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