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时代，不少新王朝在稳定政权之后便有杀功臣、夺兵权之事的频繁发生，历史又一次在宋朝重新上演，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一切均是出于巩固君权的需要。与历史上其他君王相比，好在赵匡胤深知自己是部将拥立自己才可以登上王位，所以于情于理似乎他都不能采取武力解决的办法。而赵普也以此为虑，一再以石守信等掌握重军为忧，并一再劝说太祖，石守信等人皆非大将之才，万一他的部下也来个黄袍加身，历史重演那情况就不妙了。赵普提出了一套“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方针。赵匡胤是何等人也，听其一番话之后马上就制定出一整套加强君权、牵制和削弱各方权力的政策。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要削弱武将握有重权的问题。于是在某日下晚朝之后，赵匡胤假意留下石守信等武将，叙叙兄弟情谊。在似乎有点醉意的时候，趁此向部下吐露做皇帝的苦处，日不能安，夜不能寐，以防政治变乱，还说不及你们做臣下的高枕无忧，乐得逍遥自在。石守信等人虽然说是一介武夫，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政坛的风风雨雨，也体会到了太祖话里的弦外之音，接着当石守信等人表示愿意忠心耿耿誓死效忠时，太祖又假意说道，假如你们的部下为了谋富贵而起兵怎么办呢？又不无感慨地说人生在世追求的不过是金钱、田宅，为子孙后代积下不动之产业；人的一生弹指一挥间本应该多置歌妓美女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与你们本为兄弟，如果给你们优厚的待遇，大家回家颐养天年，彼此之间没有猜忌，这样不是很好嘛？太祖这一番看似语重心长的话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不识时务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第二天大家纷纷辞去军职，交出兵权，到地方做节度使去了，这样自己也图个清静自在吧。可以这样说，至此为止压在太祖心头的一块重石终于落地了。赵普献策之功自然是不能抹杀的。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历史故事。所以，在建隆三年(962年)，太祖晋升赵普为枢密使、检校太保。赵普深知巩固君权才刚刚开始，而他为太祖建功立业、为自己谋取富贵的前途同样也是无量的。
“杯酒释兵权”只是解决兵权的第一步。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隐患和边将握有重权的问题，仍是摆在赵匡胤面前的当务之急。而最为关键的是把赵普的这十二字方针策略精神渗透到朝廷与地方的官职设置当中去，以改变地方权力结构中的独立性，使之必须依附君权而运行。在赵普的一手操纵下，这套地方与中央相互牵制的职权体系终于制订出来了。具体来讲，这就是中央设副相、枢密使副与三司计相(三司是宋代财政机关，计相为最高财政长官)以分宰相之权，收相互牵制之功效。枢密使直属皇帝指挥，而禁军之侍卫和殿前都指挥负责训练与护卫皇帝。乾德元年(963年)，太祖启用赵普的计谋，罢免了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以及逐渐削数十位异姓王的权利，安排其他虚职，另外以文臣取代武将官职，这样的后果就是武将逐渐失去了弄权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收天下骁勇之兵和荒年招募精壮之丁为禁军，于是天下精兵皆归中央枢密院指挥。地方虽然无精兵强将，但地方军事力量的结合则仍可制约中央禁军。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避免中央精悍而地方薄弱，同时朝廷内外中央地方上下相互制约。并且委任文人当通判，重要文件需要各方面会签。总之形成一种重文轻武各方面相互牵制的局面。这样产生的后果就是进一步避免了再一次发生叛乱的可能，但同时带来的隐患也是不言而喻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方面的职能。也为宋王朝以后的积贫积弱埋下了祸根。
制其钱粮，是指限制节度使的财政粮饷权限的一种办法。规定地方钱粮大部分输送给中央，设转运使负责其事。此举影响甚大，一百年以后，王安石变法以图整军理财而财税增多，与此不无关系。至此为止，节度使的问题业已解决。
总之，赵普提出的这套方针策略，从实际功效来讲确实在宋初起到了加强中央君主集权的作用，造成了宋王朝在军、政、财、文等各权力机构彼此分立，相互牵制，有效地防止了藩镇割据与地方各自为政的重要作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以来武将专权手握兵权，政变更迭频繁的局面，从有利的一方面来讲使宋朝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的话，这套方针反过来又成为宋朝长期以来存在的养无用之冗兵、冗官而经费负担沉重的弊端，导致自我削弱各种权力结构之有效职能，从而走向了“积贫”、“积弱”之境的最重要原因。从长远角度来讲赵普可能在这方面失之偏颇。因为赵普的策略只是从防止兵变、防止藩镇之割据、防官员之跋扈的角度出发，而主要不是去有效提高国力、军力、政权与财政的效力。这也解释了北宋徒有军队一百二十万，官员二万余人，国库之钱财成堆，却在北宋与南宋的三百年统治时期，一直对外屈服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以至于堂堂宋王朝从此以后频频签订不平等条约，长期处于一种屈辱的历史境遇当中。与先前的唐王朝不可同日而语；对内不能消除朝廷上层官员作乱于上、而民变于下，正是宋王朝处于深重的统治危机的一个真正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感觉中央与地方政权既然已经稳定，时机基本成熟，接着就罢免其旧臣范质、王溥、魏仁甫三相，同时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实际上是宰相职位，赵普身感皇恩浩荡，于是更加尽心尽职。而且二人结下了远远超出了君臣的情谊。历史上传说某晚宋太祖与弟赵匡义雪夜访赵普，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赵普亲自烧炭烤肉，君臣兄弟间饮酒促膝长谈，其间皇帝呼赵普的妻子为大嫂，君臣之间的交谈甚为投机，谈话的中心是商量用兵北汉的问题，在酒席问的这番谈话确定了所谓后来战略中“先南后北”的方针。关于先南后北决策其核心是从契丹人手中收回石敬瑭所割让的幽云十六州的国土问题。至于北汉的统一则是小事一桩。其实事实上，在后周、宋初时江南之南唐和吴越两国早已不断输送大宗财富给后周与北宋政权。他的第一目的是想赎买回幽云十六州，然而北宋终结之时，实际上并未全力以赴收回失地，后来熙宁时期的北宋朝廷反而割让七百里疆域用以和辽和好。然而不管怎样，赵普在宋初统一中央政权的作用上是功不可没的，他的历史功绩是谁都无法抹杀的。
忠于职守抗颜直谏
前面说到了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被罢相后，学识不多的赵普，显然在事前并不了解新宰相的任命制度，因而没有能够在罢免旧相前，向宋太祖提出合适的建议，以至于后来在建国的第五年，出现了任命赵普为新宰相的时候，任命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最后无奈之下宋太祖只好委派其皇弟使相赵光义行使这一职权。这是自唐中叶设使相以来，使相行使宰相职权唯一的一次。这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一段小的插曲。
赵普在入相之后，忠于职守，对宋太祖忠贞不贰。赵普作为朝廷重臣起到了举荐贤良的作用。在史书的记载当中，说有当用者，赵普推荐其为官，第一次上奏如果朝廷不用，那么赵普会二奏、三奏，直至太祖准奏。如果有立功应该升迁的人，太祖不同意升迁的话，赵普会为其极力请愿，直至宋太祖答应为止。根据史书记载：赵普年轻时熟悉吏事，但没有多少学问，等日后在宋朝做了宰相朝廷重臣之后，太祖经常劝他用心读书，于是赵普在晚年的时候经常手不释卷，每次回到家后，就关起门来开箱取书，整天地认真阅读。等以后处理国家政务的时候，得心应手。世人均以为赵普经纶满腹，从书本上学到了治国方略。结果等他去世后，他的家里人打开箱子一看，原来只有《论语》二十篇。后人戏称他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的性格沉稳有城府，所以太祖对他很是倚重。虽然赵普这个人为人很爱嫉妒别人，但他确实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为朝廷举荐了不少了贤能之士。宋朝初年，当时当宰相的高官大多心胸狭窄排挤异党、而且因循守旧。可是赵普在这方面却刚毅果断，明断是非。朝廷重臣中无人能与他相比。一次有一名大臣本来应当升官，可是太祖一向讨厌他的为人，坚决不答应升他的官。赵普坚决地为他请命。当时太祖很生气，发怒说道：“我就是不给他升官，你能怎么说？”作为君王，太祖坚持自己的意见。殊不知作为臣子的赵普更为坚持己见，并且回答说：“刑罪是用来惩治罪恶的，赏赐是用来酬谢有功之人的，这是古往今来共同的道理。况且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个人的刑赏，怎能凭自己的喜怒而独断专行呢？”太祖十分生气，起身就走。当时许多人暗暗为赵普捏把冷汗。猜想赵普也应该是一个识时务的人，毕竟龙颜大怒可能随时都会有掉脑袋的危险。历史上此类事情也屡见不鲜。谁曾想到赵普也紧跟在他身后，过了很长时间就是不离去，反复向太祖推荐此人，最终得到了太祖的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讲，赵普不失为一介贤臣。可任何人身上都有相互矛盾的方面，而赵普也不例外。
矛盾人格朝中争宠
赵普在升任宰相之后，虽说尽心辅佐太祖，但史书记载后来赵普这个人“独断政事”。太祖怕他独揽政权，所以想起用薛居正、吕馀庆等人为相，但是赵普讨厌这二人与自己同朝为宰相，所以竭力想排挤他们。只是劝说太祖让他们参知国家政治大事的讨论，而没有决定权。将参知政事作为副相的官衔一事，后来到了咸平二年(999)的时候还受到了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的批评。认为此实在不符合大宋的朝廷用人制度。赵普虽然学术水平不高，却很有权术，对可能对他相位造成威胁的官员，不仅排挤打击，甚至进行诬蔑陷害。这次他不仅阻挡了薛居正、吕馀庆进入宰相的行列，而且改变了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因为创设的副相即(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所以所谓的参知政事实际上只是处于宰相助手的地位，不能参与重大决策的决定。换句话来讲，这个职位只是一个摆设，真正的大权还是掌握在赵普的手中。再后来宋太祖原想起用资历和学识远比赵普高的窦仪做宰相，但赵普猜忌窦仪这个人性格为人刚直，极力排挤了窦仪。其后宋太祖又想起用冯瓒为宰相，后来赵普就一再设计陷害冯瓒，必欲把他置之死地。后来终于将冯瓒流放登州沙门岛即(今山东长岛)。把身边这些绊脚石一一清理掉之后，赵普从此就开始了日益擅权的统治。根据一些史书记载，赵普曾经在视事阁的坐屏后放置了二个大瓮，凡是可能对他造成威胁，或者是他不中意的人，赵普就命人把之必投入此瓮中，接着束以乱麻而加以焚烧，所以世人多有抱怨。在开宝六年(973)六月，有人告政事堂官员受贿作弊，而这些人均都得到当朝宰相赵普的庇护。当时宋太祖很是生气，在派人核实情况之后，决定将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政事堂，与宰相赵普同议政事，目的是为了对赵普的权利有所限制。同年八月，赵普被罢相后以“使相”之职出任为河阳(孟州，今河南)三城节度使。至此为止，赵普的仕途出现了第一次的转折和危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逐渐地失去了太祖的信任和重用。善于权术的赵普在此时也意识到了一些威胁，但是却未能及时收手，使他的政治生涯开始走下坡路，也为他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受贿事败逐渐失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