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宦官的较量中，窦武与党人们占有压倒性优势：党人居朝廷的文武要职，控制着首都地区的军队和禁卫军；宦官弄权多年，作恶多端，积怨甚深，而党人们得到舆论的支持；皇帝为窦氏所立，对窦武有好感，又来自外藩，与宦官没有联系。但结果却是党人们的惨败，这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
从当年年初，窦武与陈蕃就开始做人事部署，要诛杀曹节、王甫等宦官的舆论已经造得“天下雄俊”都知道了，可是直到五月才找了两名中常侍开刀，又拖到八月才准备逮捕曹节、王甫。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即使不出现窦章奏章泄漏的偶然事件，宦官们也会有充分的对抗时机，无怪乎能在一夜之间反败为胜。窦武迟迟不动手的主要原因是他过于重视女儿窦太后的作用，必定要等待太后的同意，偏偏这位女主在曹节、王甫的奉承下，对他们十分信任，一直不批准将他们法办。可以想象，即使窦武的奏章送到了太后手中，她也未必会立即采取行动。窦武既没有将太后与宦官隔离，也没有对太后与小皇帝实行保护，结果让宦官轻易地劫持，成了他们假传圣旨的工具。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上了逮捕曹节等的奏章后，窦武安心地回家休假了，而由党人指挥的禁卫军事先居然毫无准备，临时召集的数千军人不堪一击。
这一系列错误的步骤当然不是窦武一个人的责任，但恰恰暴露了党人们的致命弱点：志大才疏，言行脱节。他们是言论的巨人，却是行动的矮子；他们追求的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还不如说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就拿党人的另一位领袖、这次行动的具体策划者陈蕃来说。他的嫉恶如仇、直言极谏、临危不惧、不计私利（如多次冒死营救受迫害者，拒不接受封邑）不愧是道德的典范，而政治技巧和斗争策略却乏善可陈。陈蕃少年时的一件事曾传为佳话，正好说明了他从小就存在的片面性。他15岁时独居一室，父亲的朋友来看他时，见屋子里又脏又乱，就问：“客人来了，小朋友为什么不打扫一下？”他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其实，扫除天下与打扫屋子是并行不悖的，能打扫屋子的人未必就不能扫除天下。相反，连屋子都不愿扫或扫不干净的人，又怎能扫除天下？不幸的是，陈蕃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并非少数。
党人们的嫉恶如仇，如果只是见于言论，即使过分一些也不至于有严重后果，但不少人是实权在握的官员，当然要付诸行动。而这些措施往往失去理智，以毒攻毒，或者违反了当时的法律，不仅无谓地激化了矛盾，而且授人以柄。像李膺不顾赦令已经颁布，杀了张成之子；岑晊为了让太守成瑨立威，拿不法富商张汛开刀。在赦令下达后不仅仍然杀了张汛，还杀了他的“宗族宾客”二百余人；贾彪当县长时，为了制止穷人杀婴，规定对杀婴者与杀人犯一样定罪；窦武的奏章中不仅建议杀曹节、王甫，还计划将其他宦官一网打尽；如此之类，都已超过了理性的限度，将中间势力推向敌方，当然会把自己置于绝境。联系到一些党人的矫揉造作，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极端做法有哗众取宠的动机。
党人们的名士架子在相互标榜中越摆越大，并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公然用之于官场政坛。范滂出任陈蕃的下属，按照公务礼节晋见，陈蕃没有加以制止，范滂竟表示愤慨，马上扔掉官笏辞职。陈蕃向他道歉，也没有使他回心转意。范滂连与陈蕃都无法共事，并且只是为了君主出游毫无道理又微不足道的原因，又怎么能实现自己的“澄清天下之志”呢？其他党人也往往在官方征召时多次推辞，摆足架子（最后大多还是当了官），或者当了官后动不动就挂冠而去。显然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声望，而不是社会的需要和其他人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张俭依靠自己的“名行”，在逃亡中“望门投止”，让素不相识的人为他提供救援，却不顾许多人因他而被杀，“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的严重后果，心安理得地在塞外避过风险，晚年还“不得已”接受曹操的征召，以84岁高龄寿终正寝。
在这场政治迫害中，党人的另一位领袖、与李膺齐名并备受赞誉的郭太（林宗）却能安然无恙，继续闭门教授上千弟子，看来似乎是奇迹，其实倒很说明问题。郭太虽然“名震京师”，但他认为汉朝已到了“天之所废，不可支也”的程度，拒绝出仕。他有自己的见解，但不发表“危言核论”，不对宦官作无谓的刺激。窦武等被杀后，他“哭于野，恸”，表达了自己极度的悲哀，却没有与朝廷作公开的对抗。《后汉书》列传中还记录了不少生动的事例，突出地说明了他待人接物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奖掖引导士人时，也不排斥有缺点错误的人。可见，清浊善恶并不像多数党人说的那样绝对，对宦官和邪恶势力也不必事事对着干，更没有必要作无谓的挑战。李膺等的供词曾牵涉到不少宦官子弟，并引起宦官的恐慌，说明宦官们也不是不想巴结党人。如果像郭太一样处理得当，至少可以起到分化作用。可惜的是，像郭太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实在太少了。
党锢案前后的事实，说明早在1800年前就存在着权力与舆论、政治与道德的对立和分离。郭太这样的一介布衣，回乡时到黄河边送行的士大夫有车数千辆，而只有李膺有资格与他坐同一条渡船，其他人只能像对神仙一样仰望。被朝廷罢官、逮捕或杀害的官员和士人会赢得舆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受迫害越重声望越高。被释放的党人尽管尚在管制之中，还是受到家乡士大夫数千辆车的欢迎。对被朝廷通缉的党人，不惜弃官，不顾被满门抄斩并株连宗族而加以保护的也大有人在。这就是说，政治权力可以剥夺士人的官职、财产、自由以至生命，可以对他们肆意侮辱或施加刑罚，但却无法左右舆论，更不能改变士人们的信仰。士人乃至社会对是非好恶的评判，已经不是简单地屈从于政治权力，而是根据自己或本阶层独立的标准。这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尊严、道德的感召力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与那种政治权力完全控制舆论，政治标准就等于道德评判的社会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在封建专制体制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无法解决两个矛盾：保持独立人格与服从皇权，实现自身价值与参与政治。
自从秦始皇建立君主集权的专制体制，并为汉朝所进一步巩固，又有了董仲舒等人的“天人合一”理论，皇帝和皇权已成为天意的体现，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诽谤皇帝就等于谋反大逆，是够得上杀头、腰斩、族诛的罪行。汉武帝时还增加了一条“腹诽”（在心里说坏话）罪，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因为再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无法证明自己心里没有说过皇帝的坏话。批评皇帝的唯一根据是“天意”，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判断皇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意，往往在于皇帝是否愿意接受批评。所以党人们也罢，其他士人也罢，无论他们有多高的声望、多广的影响、多大的胆量，批评或评价的对象是不能包括皇帝在内的。所以，对善恶是非、合法非法、忠奸贤愚的评判，一旦由皇帝表态，知识分子就不能也不敢再有议论了，因为不仅法律不允许，就是连发展了的儒家理论中也找不到这样做的根据。面对邪恶势力的各种倒行逆施，正直的士人会义无反顾地斗争，甚至可以将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奸臣所为，皇帝最多是受了蒙骗。但一旦证明这真是皇帝的旨意，或者皇帝亲自做了裁决，即便这是皇帝被欺骗或被劫持下作出的决定，士人们就失去了一切抵抗的余地。或许有人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思想，但不可能再有言论或行动，还有什么独立人格可言？
在党人中，范滂的死是最光明磊落的。在第一次被捕时，他与同案被押在黄门北寺狱，狱吏让犯人祭皋陶。范滂带头拒绝：“皋陶是贤人，也是古代的直臣。他要是知道我无罪，必定会代我向天申诉。如果我真的有罪，祭他又有何益？”狱吏要进行拷打，他见同案大多体弱有病，就要求从他开始，与同郡袁忠争着挨打。第二次逮捕党人的诏书下达时，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抱着诏书，在宾馆闭门痛哭。范滂闻讯后，知道一定是为了他，就主动到县监狱投案。县令郭揖大惊，他立即扔下印绶，准备与范滂一起逃跑，说：“天下如此大，先生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范滂说：“我死了祸害才能停止，怎么敢以我的罪连累您，又让老母流离失所呢？”他既没有像张俭那样不顾别人的死活，千方百计地逃亡；也不像有些人那样自杀；而是从容诀别亲人，拒绝别人的营救，主动投案，接受一切刑罚。表面看来，在独立人格与皇权发生冲突时，范滂已经无条件地服从了皇权，心平如镜，视死如归。但他给儿子的遗言，却透露了内心激烈的冲突和深切的悲哀：“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坏事干不得，好事又不能做；自己做了还可以心安理得，总不能让儿子也这样做，这岂止是范滂个人的悲剧？古往今来，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永远无法两全的痛苦抉择！
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知识，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有了知识，就想有运用的机会，就不会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妻室儿女，这就是所谓实现自身价值。但汉代的知识分子能学的、能干的事实在少得可怜。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知识分子能做的只有读书和做官。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要实现自身的价值，除了做官就别无他途。可是做了官就只能服从法律和上司，就绝对避不开现实政治。嫉恶如仇会有党人那样的下场；洁身自好或许能做到，却会因此而一事无成；同流合污又有违初衷，而且不齿于士林；急流勇退倒也干脆，但原来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
不过，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更大的不幸是他们连做这两种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东汉后期在全国五六千万人口中，县以上官员和贵族的定额是10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世袭或变相世袭的，留给士人竞争的职位更少。而光太学生就有3万，全国的知识分子估计有数十万。隋唐以后，读书人还能应科举考试，多少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东汉时实行的却是荐举制，士人得由地方官逐级推荐，或由官员聘任，或由朝廷征召，都得在学问和品行上有知名度。对大多数出身平民、家境贫寒的士人来说，要靠学问出众而成名难乎其难，品行上达到“孝廉”或名士的水平倒相对容易一些，而投靠名士，推波助澜，扬清激恶，党同伐异，臧否人物，更不失为一条捷径。如会稽阳羡（今江苏宜兴市）人许武已经被举为孝廉，因为两个弟弟许晏、许普没有什么特长，想让他们成名。于是向他们提出三兄弟分家。将家产分为三份后，许武自己取了最肥的田、最大的住宅、最得力的奴婢，而两个弟弟分到的都比他差得多。于是舆论哗然，一致称赞弟弟克己谦让，批评许武贪婪，许晏、许普因此都获得地方上的举荐，成为孝廉。这时，许武将宗族亲戚请来，哭着告诉大家：“我当哥哥的不成器，先窃据了声誉和地位。两位弟弟年长了，却还轮不到荣华富贵，所以我提出分家，自己揽一个恶名。现在我替他们管理的财产已经增值三倍，全部分给弟弟，我一点也不留。”他因此受到全郡的一致赞扬，名声大振，以后官至长乐少府。这样的曲线求名，似乎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按照正常的途径，这两位弟弟大概绝对不可能当上孝廉，而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再卑鄙无耻、愚昧无知，也照样能得到举荐，甚至位至公卿，那最应该受到指责的就不是许武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似鸡。”这类名实之间完全矛盾的现象发生在东汉末年，和党人们风流显赫于一时一样，都不是偶然的。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有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多少有选择主子的自由，成功了就是王侯将相，失败了也咎由自取，至少过了一下实现自身价值的瘾。秦汉之际的郦食其，虽然最后被扔进了油锅，但他毕竟为汉朝的建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事迹，因此至死不悔。生在治世的知识分子可以安享圣君贤臣的恩泽，循着科举的阶梯往上爬，碰到“稽古右文”的皇帝，还有机会参加国家大型文化项目，不但无衣食之忧，还能捞个一官半职。可惜中国历史上大多是不治不乱之世，就像党人们所处的时代那样，知识分子就只能挤在成名和做官的独木桥上了。从这一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迁会忍受腐刑的奇耻大辱，而不是一死了之，要不他怎能写成《史记》？东汉末年的蔡邕是在董卓威逼下才出仕的，但在董卓被杀后居然会表现出对他的同情，原因就在于董卓对他的尊重和为他编撰汉史提供了条件。所以他临死还要哀求王允，愿意接受黥面（在面上刺字）、刖足（砍去脚）的刑罚，留他一命，以便编完汉史。另一方面，一些人不惜以生命（甚至全家和亲友们的生命）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代价。党锢案中不乏自投罗网的人，还有的人根本没有列入党人名单，竟主动要求补入。他们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在精神上却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明朝皇帝以廷杖对付敢提意见的官员，常常有人被当场打死，被视为对士大夫莫大的侮辱。对这样的待遇，天下士人竟会“羡之若登仙”，甚至会有人主动争取。
今天的知识分子或许无法理解，但这是千百年来的事实。而《后汉书·党锢列传》就是其中的第一篇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