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样的一个数，这心里也是直打鼓，自己以为挺能折腾的了，披着锦衣卫的衣，做些生意，什么茶、盐、瓷器、丝绸、粮食等等的生意，但现在看看人家皇上，就这一个酒店，一天就净赚二千多，这还没算中午的，那可是自己请的客，皇上批的，免了单的，不过这礼金也收了万两之多，当然也给皇上汇报了。
中午人少是肯定的，但就是再少甚至到零，这一天二千多两，一个月也是七八万两银子了，一年下来也有个百万两银子，这样的收入怎么能不让人眼红呢？而且这还是刚刚开始，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或者说按皇上的要求，在别的城市再开那么几家，那还了得？光是靠这个酒店也完全能够一年四百多万的国税了。
八月九日，岱海，朱由校分别收到了张光年和田尔耕两人的来报，看着酒店的收益，当然是相当兴奋了，又多了一个来钱的，砸了这么多钱进去，这回报当然是快了。看了他们的算法，朱由校不觉的笑笑，新鲜的东西大家当然是争着想尝尝，等新鲜头过了，生意自然会有所回落，必定这样的有钱人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不过如此势头，又有了管理的经验，开分店是势在必行的。南京，就是最好的地方，那里富人也是不少，而且还有一套现成的六部等部门在那边少预备役。
因为无限弱智的朱元璋认为“天下之大， 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这种低能的国策当时就被人指出了其蹩脚之处，以汉“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结果老朱王八气一震，把人家震到监狱里弄死了，‘自信’的认为自己不会有这样的不肖子孙的。
结果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因为朱无璋还有一条给藩王的‘极品’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
这不眼睁睁的让后世子孙打架吗？结果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朱元璋孙子朱允炆的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这不叔叔开始抢侄子的江山来了。
成功的靖难之后，因为自己的地盘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北京，所以他就想着回去，当然朱元璋生前也有过这样的表示，天子守国门嘛。迁都是大事，江南方面的人当然不太愿意了，结果慢慢的就变成了折中的作法，留一套行政班子在南京。
这不得不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奇葩，朱由校真的搞不明白，这白白的扔到哪里一套没有什么职权的班子在哪边有什么用？以后肯定是要改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开家酒店在那边，因为那边不仅仅有班子，而且勋贵们也多，更是江南富商的集中之地。酒店来钱并不比北京慢多少。
而反对的言论当然也是滚滚而来，都是一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和大臣们干的事。说什么御膳那是专门为皇家所用的，如此有失国体、逾制之类的，和卖宫刑后的俘虏的说法都是大同小异。朱由校连理都没理，直接传旨贴在了前门效忠书之后，想出名就让你出，现在谁都知道自己拿钱出来帮全国的老百姓交税，你们叨叨叨的没完，得，也别在这里跟我叨叨。让百姓知道，皇上赚钱就是为了给百姓交税的，你们争辩去吧，我可没这闲功夫。上回田尔耕倒是提到国子监那边有好事的学子，成立了一个学社，就是探讨这方面政治问题的，把个田尔耕紧张了一下，急忙请示，朱由校的要求是紧密监视，重点保护。这样的读书人议论一下国事，也是正常的，东林其实就很好，只要让他们一直在野就好了。不过现在不是让东林党这样的空谈者出来捣乱的时候，引导他们一下，把矛头指向那样没事找事的大臣也好。
孙承宗接到了皇上的几个圣旨以后，可是相当的费思量，招揽个海盗没什么问题，进京来安排也不麻烦。但辽东这个事却让他揪心的难受，因为那里有他的劳动成果，他的心血，但就这样被皇上全盘否定了。心里当然有些难过。
其实在军事问题方面，孙承宗的确是不如朱由校，不，这个称谓应该是包括原来的朱由校。这个问题在多处均有体现，首先是对袁崇焕的信任上，原朱由校就一直不怎么信，而孙承宗就毫无保留的信。
比如说，袁崇焕上疏说在关外依靠修城屯田就可以让后金投降，天启接到奏疏后批示道：“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这一连串的问话，显示出了原朱由校的睿智，并不是袁崇焕这个大忽悠能忽悠了的。话的意思就是是告诫袁崇焕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少搞一些大言不惭的把戏。屯田是孙承宗提出的，所以袁崇焕如此上奏，两者之间可见高低。
其次是对于战略防御的把握，孙承宗不如原朱由校。
比如说毛文龙根据自己的情报和推测就曾上过的一份奏折说，建奴有跟蒙古人勾结，估计有可能从喜峰口入关，天启接到塘报后批示是：
“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这里就有对毛文龙的肯定，对于建奴扣关小动作的防范。
然而孙承宗却看不出这份塘报里面的可行研究性，对潜伏的危险无法预计，孙承宗说道：“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
事实证明，崇祯二年，皇太极的确率军从喜峰口入关，由此可以看出，天启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比孙承宗更加老练的多。而现任朱由校虽然军事上小白了点，但没吃过猪肉还是见过猪跑的。对于战争的理解高度比孙承宗还是高了一点。
正是因为自己被朱由校所救，朱由校和袁可立几次三番的大捷，而现在却要自己毁掉自己的心血，这心里当然的不太好受。不说辽将们是否真心的‘投降’，就说是真的，也愿意接受皇上的安排，但关外那些他曾经亲自指挥的屯田、军堡都要扔给建奴，这让他如何不心疼呢？
做为皇上的重要智囊对于皇上的战略意图的把握当然是到位的，对于周边各个政权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对于皇上对于各个军团的不满也是知之甚详的。孙承宗对这些都懂，而且实践也证明了皇上的英明神武。把此事交由自己之手而不是假手他人，让自己能够有个善始善终，这样保全自己的名节。若真正不启用自己，最后让别人全盘否定，搞个盖棺定论，说自己就是一个庸才，放着建奴不抗不杀，天天在哪里劳米伤财搞那没用的军堡，屯那些根本收不上来的屯田，养活那些全部都是汉奸的丘八爷、、、、、、那样自己这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
自己当然感激皇上的用心良苦，大同一败，自己也就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天地良心，朱由校做此决定的时候就是因为兵部是管这一块的，就交给了孙承宗，哪里想过如此之多。）如今也就是皇上身边体已的人不多，和自己比较亲，自己这把老骨头还有忠心向着皇上的，能帮他几年是几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