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3月间马戛尔尼使团返程，已过去1年半，算算时间，劳伦斯的回信也应该到了。对于这位名义上的父亲，实际上的姑妈，爱娜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凭借家族和公司的实力，应该能对英国政府施加点影响，起码能在议会中说上话。
如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爱娜也不敢轻举妄动，万一起事的战火烧到广东，影响了英国的商业收入，那自己肯定吃不了兜子走。况且，推翻一个王朝谈何容易，单靠台湾一地，没有内地各省的呼应，爱娜不敢想象结果如何。
权衡利弊后，爱娜决定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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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乾隆帝焚香默祷，他说：“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乾隆希望能长寿，但即使长寿也不敢打破爷爷康熙统治六十一年的记录，就干六十年，到时候不死也退位。
岁月如过眼烟云，转眼间，乾隆六十年，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第十五子永琰，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
乾隆六十年正月初二日，乾清宫内外花团锦簇，顶翎辉煌，乐曲悠扬。八十五岁的乾隆老皇帝设家宴招待前来拜年的家族成员和近支宗室。由于钦天监预报正月初一恰逢日食，于是，推迟到了今天举行。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济济一堂，依次向皇帝行礼拜年。看着子孙满堂的盛况，遥想临御天下六十年的历程，乾隆感慨万千。
太监抬来了满满几大箱银元宝，乾隆帝要给子孙发红包。领到红包的人忙不迭地叩头谢恩，然而，红包发完，唯独一个人没给，他就是皇十五子永琰。
为什么不给我，为什么偏偏落下了自己？永琰不敢质问，但一脸错愕，楞在那里。众人也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乾隆皇帝不紧不慢地轻声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你要银子何用？“
短暂的沉寂，现场立即迸发出一片轻声的惊叹，众人明白了，皇帝留给永琰的“红包”最大，堪称是“超值大礼包”——未来大清国的锦绣江山！
几十年的秘密揭晓了，尽管现场的所有人对这个秘密都有心理准备，但当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众人还是心潮澎湃，尤其是其他皇子们更是说不清酸甜苦辣。
不久，九月初二日夜晚，宫中太监便来通知永琰：明天在圆明园勤政殿，皇帝召见。永琰哪里还有睡意，过了午夜，立即套车启程，前往圆明园候见。此时夜深人静，但出了城就发现在前往圆明园的御道上，铃声喧腾，鞭声震野，一群群马队簇拥着一辆辆马车，向西北奔驰，灯笼火把照耀得一路通明。原来皇子、皇孙以及在京的王公大臣接到通知，都在往圆明园赶。
1795年的10月15日，在圆明园勤政殿，乾隆当众开启了密封二十二年的鐍匣，取出发黄的上谕，宣布永琰为皇太子，改名颙琰，命他即日移居紫禁城内毓庆宫。颙琰叩头谢恩，表示谨遵圣谕，修身历练，以期不负重托。
紧接着，乾隆又宣布了更为惊人的决定：
以明年为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仍自称“朕”，太上皇谕旨称为“敕旨”。至于皇帝和太上皇的分工，乾隆也作了安排，皇帝处理“寻常事件”，如果有重要军国大事以及官员任免，由太上皇亲自指导处理，新授府道以上官员，都要到太上皇前谢恩。太上皇还有一个职责，就是每天要对皇帝进行“训谕”。
当日，乾隆即将退位的消息就被制成谕旨，宣告天下。这”天下“自然包括清国本土，东亚各藩属国以及西洋等”海外之夷“了，约20天后，广州的洋商就知道了消息；又过了几天，爱娜也知道了。
”这就退位了？！“起初爱娜很吃惊，而后又释然了：乾隆这个老头儿也不容易，85岁了，也应该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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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乾隆盛世，自乾隆三十年开始，就逐渐走下坡路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就食，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吸引了大批贫民入教。到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起事。
与此同时，“改土归流”后，在湘西，黔东北地区，清国以流官流治代替土官流治，此举固然维护加强了清廷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但也加重了矛盾。清廷不仅在苗疆设立府，厅，州，县等政府机构，而且建立了镇，协，营，汛等军事据点，用以镇压，大批文武官员接踵而来，随之而来的是对苗民的种种盘剥。西南地区本是贫瘠之地，加上官府地主和高利贷商人的欺压，苗民苦不堪言，苗疆地区经济萧条。
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10月至12月间，苗民石三保，吴八月，石柳邓，吴天半等人在凤凰鸭保寨及强虎哨大王庙里吃鸡血酒，发誓造反起事。石三保称“苗王”，石柳邓称“统兵元帅”，吴八月写宣传册，宣传“恢复故地”的宗旨。很快，许多贫穷苗民子弟纷纷加入，起事队伍迅速发展成数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