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办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的是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司马光仍然不，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份内的事。结果王安石出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政府同意了司马光的辞呈（惯例，上任前先推辞），把他的两府之梦打碎；第二件事才是向反对派大反击，以制置三司使条例司的名义驳斥这段期间反对派的种种言论，向全国显示自己的合法地位。从这时起，到熙宁四年年底，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宋朝发生了数不尽的争吵，无数的官员浮沉升降，各种新旧法的颁布废除，总之乱得跟一大堆乱麻一样，不过经过精心梳理，还是能找出一根贯穿始终，为什么当年一定是这样发展的而不是那样形成的主线。青苗法的成败是变法派与反对派势力消涨的一大分界点。从这时起，司马光被压制在两府高官之外，韩琦的权力萎缩到大名府一城之内，稍后一段时间，欧阳修也退休回家，彻底休闲。
开封城内能叫得响的仁、英两朝名臣，只剩下了一个人。文彦博。这个人在仁宗朝显示了足够的强硬，在英宗朝隐忍得非常成功，刚柔两方面都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在神宗朝的表现非常微妙。他再也不会喊打喊杀不可一世了，但是发挥的功能，却比韩琦这次正面攻击青苗法更加成功。搞掂这些名臣，王安石的日子没有变得好过，而是突然间陷进了暴风雨一样迎面砸来的板砖里。这次的打击和名臣们用声望，用经验，用各种有风度有面子的方法，通过皇帝来打压王安石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是什么话都敢说，说什么都合法的。宋朝的台谏官们。这一批的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神宗朝以前的宋朝是完美的，是和谐的，是只适合微调，绝不能大动修改的，王安石你是错的！名臣们倒了之后，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其中最鲜明、最经典的一句是——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都变成坏的了。
像韩琦、司马光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难道突然间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有？！这句话对没有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有？从宏观上看，根本不可能嘛。于是王安石的作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问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和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和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变动时，他们不和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是什么？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宋朝当时的言官们看不清，或者利益相关，懂了也不说。
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不清，尤其是近现代的人还这样说，悄悄地讲，那也没什么奇怪，世界上永远有阶级存在，永远圾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总是会成为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简短节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孙觉、李常、张戬、王子韶、吕公著、程颢等台谏官被贬出京城，赵抃这位追求风度的副宰相辞职到杭州当官，司马光也被罢免官职，出任永兴军。首相曾公亮也以年老辞职了。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了。提问，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作同性质官员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是有一同方向的。
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千百年后思量，这些王安石不见得不懂，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职之外，根本别无办法。杀了他们？疯了吧。留在京城里闲养着？小心这些人每天说话，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强不到哪儿。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一途。怎样，还有人羡慕宋朝这个文人的天堂吗？人类最困难的事就是勾通思想，与这些没法动一根手指，又思想超级强大的文人们勾通，想想都是个让人疯狂的事情！为此，新法的推行才有了些微调。一些历来不被史学家们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才在这时浮出水面。还是那句话，只要静心思考，就会发现熙宁变法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特定的意义。为什么它的顺序排列是这样的，而不是另样的。比如说在熙宁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确立他百官之首的权威。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议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目的。——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一直都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他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个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员们的素质普遍提高，那么哪怕新法尽善尽美，也别想执行时上下如一。可是有两点因素制约着王安石的速度，让他不得不快。第一，周边的邻居们让宋朝危机四伏，大祸眼看就要临头，可司马光、范镇等君子们却格守着孔夫子兵家乃凶器，圣人不喜欢的总原则不放，这点不需争论，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后，宋朝和周边所有国家，除了辽国之外，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抢回来的土地白送出去。只为了“睦邻友好”！可怜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须得把那个大宗旨大秘密藏住了，不然弹劾他的力度会比现在强烈一万倍，他会成为万恶不赦，灭绝人性的战争贩子。第二，以宋朝宽松仁厚的官场风格，也不允许他什么事都没做之前，就来个空前巨大的整风运动。
理智的作法是先做出来功绩，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所以必须急着让新法显出效果。这时不同了，借着变法派阶段大胜的局面，为了以后一劳永逸，才下达的科考改革、课本改革。这两样实施之后，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官场人员绝裂了。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试考出来新一代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欲望，和他怎么想怎么别劲的官员们。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然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场人物里，都是不敢想像，从来没任何人敢做的事！为的，是一个统一思想，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地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由此看来，这项一直被认为是次一等，不那么重要，甚至多此一举的科举改革、课本改革，还是那么的可有可无吗？那么也就应该意识到，苏轼等人反对这项新法的内部意义是什么，两者间的矛盾有多深，那绝对不是坐在松树或者兰花丛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讨论文章，遣词造句那么优雅！接下来仍然不能进入增涨国库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环境的第二项支柱型新法的推行里，还有另一件事要注意。那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改革不仅触犯了某些人的特殊权益，更让整个民间都不适应，这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者。有用舆论造势的，更有铤而走险的。想想宋朝之前一小股或兵或匪的造反者，都得动用京城禁军出去平叛的往事，如果真的出现各地烽火，乘火打劫的事，得怎么办呢？别急，王安石及时推出了保甲法。简单地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10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500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大、都保长）。以大保为单位，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治安。这是当时最初次颁布的内容，讨论这个法令的优劣点，其实一瞬间就能看清楚。第一，中国人习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比如说用开封城里的禁军去地方上平叛，都有出工不出力，或者搂草打兔子，既当官兵也当强盗的事发生。那么用当地人管家门口的事，是不是比较有效果呢？考虑到身边就是自己的老婆孩子，相信每一个巡逻的保丁们，都会尽心尽职的。第二，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设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的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的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干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的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数量，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为裁军作准备，为裁军之后国防、国内治安更加安全作准备。唯有保甲法。有人会说，这纯粹是疯头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想出来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儿，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除了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之外，还让一惯老实听话，说什么是什么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那么提问，历史上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只要稍微知道些历史事件，答案脱口而出。
近现代流行崇拜曾国藩，他身为文人，扬名的却在武事，也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他的军队是由什么组成的？所谓湘军，就是他的湖南老乡们，清一色的乡下农民组成的。不是农民他不要，因为打仗要的就是身强力壮、朴实忠诚的人，只要稍微有些滑头的，面临生死恶战时，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一点百试百灵。其它的例子还有无数个，比如最近的时代，我们新中国的开创者们，他们的军队由哪个阶级哪种人组成？谁都知道，“工农红军”，其中贫苦的农民战绝大多数。回到宋朝，几十年之后就有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岳飞。他就是个没受过任何官方培训，纯粹在民间自学成材的河南农民。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保甲法的可行性，它的远景规划有多美妙就明白了吧。何况自从它实行以来，有一个好处立竿见影地就出现了。宋朝的治安状况。之前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甲法，州县之间因为禁军太远、厢兵太烂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终神宗一朝，再没有任何叛乱发生。这些做完之后，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免役法”才出台。要了解这个法令，我们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那就是“差役法”。“差”，顾名思义，就是当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