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历史，之前司马光之所以敢废除新法，是在“以母改子”的理由下进行的。哪怕是牵强，毕竟抬出了长辈。可苏辙这时说，政治上有错误，哪朝哪代都出现过，父亲做错了，儿子来补救，这是圣人提倡的孝道，是崇高的品德。
崇高你个眉山猪！哲宗气得要爆炸了，苏辙把这九年里高滔滔、元祐党人做过的事都扣到了他的头上，是他废除的新法，毁了神宗的业绩，居然是他！
这世界还有天理吗？堂堂的副宰相、大文豪居然当面撒谎，把满世界都知道的真相让受害者承担，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吧。
写到这里，还只是这份奏章里的一部分。为了让自己的理论生动形象，苏辙接下来举了个例子。他说当年汉武帝对外开战，大修宫殿，把父祖两代积攒的国库都花光了。于是把盐、铁、茶等国民命脉收归国有，弄得民不聊生，差点动乱。
他的儿子汉昭帝任用霍光，把苛政废除了，天下才重新安定。
言下之意，宋神宗就是汉武帝，同样对外开战，对内剥削，搞国家垄断，压榨民脂民膏，幸亏死得早。现在哲宗登基，好比是汉昭帝，事实检验真理，废除苛政是唯一出路。
而且您已经这样做了……当然，不管是不是摄政王高滔滔的具体实施，都记在您的名下。现在盛世已经来到，长达九年的内外平安，千万不要破坏它！
文章到此结束，宋哲宗已经说不出话来。一个人要有多大的才华、怎样的胆魄，才能一次性地否定两位政绩卓越功在千秋的进取型皇帝呢，尤其是能逼着现任皇帝去否定、去更改、去补救自己父亲的“失德失政”。
苏辙，这个在文艺世界里一直保持着高瘦、沉默、文雅、温和形象的世外高人，在官场上完全是另一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元祐时代的九年里，他是旧党里对敌人最凶狠最彻底最无情尽一切可能打压的人。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件，蔡确被旧党围攻贬过岭南，某一天高滔滔出宫，车驾行进中，突然从一辆驮轿里传出一个老妇人的喊声：“太皇万岁，臣妾有表。”
这是蔡确的母亲明氏，她和高滔滔有过一面之识，为了救儿子，她冒险拦驾求情。这是宋朝前所没有的事，有宋一代善待士大夫，从不以文字之罪杀人，现在堂堂国家首相的母亲被逼到了这份儿上，从情理上说，为了舆论上好听点，也得饶蔡确一命了。
不，高滔滔一定要蔡确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同情心杀死，她不惜赤裸裸地说出真相，把之前公开定案的理由推翻。她说，蔡确的罪不在那几首诗上，而是他对国家利益有害。为了公益，他必须死。接着她问在场的顶级大佬，爱卿们，这事儿关系重大，你们怎么看？
当时在场的是刘挚、吕大防、苏辙。朔党元首先表了态，刘挚一脸的不屑，说这都是蔡家人看到吕惠卿贬职两年就换了地方，也想捡便宜。白日做梦，不必理会。
吕大防沉默。
苏辙第二个发言，一句话就定性了——“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这句话说出去，高滔滔的脸皮微微发红。什么叫水平，既做了事，还不露痕迹，一切都推到法律上。蔡太夫人，不是我们不给你儿子活路，此一时彼一时，他和吕惠卿没法比，法律变了。
哪像高滔滔、刘挚那样穷凶极恶、剑拔弩张的。
第二件事，朔党独大时，是新党被打压得最狠的时候。得意之中，吕大防、刘挚有点心里没底，私下里商量了下，准备给新党一点甜头，稍微升点官，缓和下矛盾。上报之后，高滔滔也有点犹豫，也许之前真的太狠了，那就缓和点？
苏辙突然出现。停！都太不专业了，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斗争。“君子与小人势同冰炭，两处必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定要把批判进行到底。
有可能出现的历史拐点，就这样被苏辙掐断了。
回到现实，经过回忆，哲宗明白了苏辙的本质，事情会变得简单了。哪怕面对再大的挑衅，为了目标的顺利达成，也要忍住。他选择了继续沉默，他绝不想像元祐年间那些大臣们隔着帘子和高滔滔互吼，在吼叫中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邪门。
但是他想静，苏辙却不想，第二封奏章紧接着就到了。苏辙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哲宗的新政之梦打碎。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
——要是皇帝您觉得神宗的政策不能更改，那么请走正规程序，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来讨论。现在我们做宰相的什么都没听到，您忽然间授意科考出了这次的题目，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回首过往，元祐更化也是经过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现在想改，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图穷匕见，一定要分出死活了。很好，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明天朝会大集群臣，给苏辙这个机会！
第二天，苏辙带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大殿。在朝会上展开辩论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在过去的九年里，他的成功率在元祐大臣中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
他准备得很充分，根据经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将和小皇帝好好讨论一下过往30年间的政治形势。其实那都是假的，一切都会迅速地归入到形而上的层面，各种代表实际意义的数字，比如说国民收入总值、各项支出费用，都没意义。
王何必言利。
所以要讨论的是，哪些利益是君子所推崇的，除了这种特定的范畴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法所得，都是小人所为。到了这一步，苏辙有信心必胜。这也是他们每每和高滔滔隔帘互吼总能占些便宜的原因所在。
名词解释，君子是什么？这是个圆周率问题，小数点后有无尽的余数，可以任由儒家弟子们发挥，今天、明后、后天，君主们永远只有乖乖听课的份儿。
贤德如仁宗如此，英锐如神宗如此，粗暴凶残的高滔滔如此，难道才满18岁的小皇帝是例外？
很不幸，哲宗真的就是那个例外。他上殿之后，把苏辙叫出来，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怎么能把汉武帝与先帝相比？”
苏辙愣了，哲宗这句话立即划定了界限，今天追究的是苏辙本人的错误，根本就不给往政治辩论上靠的机会。怎么办，皇帝的话必须回答，他只能见招拆招。
“汉武帝是明君。”他努力镇定，这样回答。
却不料立即掉进了坑里，哲宗等的就是他这句。“明君，你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下罪己诏，这都是明君的意思？”
苏辙蒙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坑能摔死他，穷兵黩武、罪己诏，这两样宋神宗也都做过。从习惯上，人们对下罪己诏的皇帝很钦佩，认为有理性有担当有自检功能，可在严格意义上，犯过错误的人哪怕浪子回头也有不良记录。
下过罪己诏的皇帝绝对称不起明君。
苏辙被绕进去了，作为一个资深政斗人员，他很清醒，这时无论说什么，再怎么说，都只会越描越黑。危急中，他展现出元祐大臣里最冷静最缜密的人的特质，他什么都不再说，慢慢地从议政大殿靠近御座的宰执区离开，向后退去。
看到这个举动，全殿的人都明白苏辙认输且认命了。这是一个官方特定动作，叫“下殿待罪”。做出这个动作就像举起了白旗，宣布认输。
苏辙开始绝望，准确地说，他感到了陌生。之前他全想错了，现在看来，元祐年间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遇到的是高滔滔。这女人固执、凶狠、粗暴，但头脑简单，总会跟着大臣的思路走。可年轻的哲宗不一样，他牢牢地握住了皇帝的特权。
领导者不仅有决定权，更有选择权。皇帝可以随时决定从哪件事的哪个阶段谈起，比如说现在哲宗就漠视了苏辙整篇奏章里的其他内容，直接揪出来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只要叫准了这一点，苏辙就是罪人。
罪人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吗？
这一刻宋朝满殿的大臣和苏辙一样，看向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这个在九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很懂得怎样整人。
意识到这一点，满殿的大臣们更加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拿苏辙开刀立威，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绝无例外。
例外总会有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元祐更化开始，直到宋朝在哲宗之后又换了一个皇帝，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从不因为形势去妥协。他的一生，无愧于自己那位高贵的父亲。
范纯仁。
他走了出来，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苏辙拿来比喻先帝，并不是诽谤。现在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之间，不应该呵斥奴仆。”
哲宗犹豫，就算他有再大的怨气，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
“可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秦始皇是暴君。”想了想，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怎么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
范纯仁继续解释：“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并不是指具体的人。”
哲宗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他看出来了，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那样会很被动。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跟文字狱也一个性质了，亲政之初，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
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上交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调。哲宗批准了。由此，基调确定，不管之前九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哲宗本人还是希望温和处理。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有这样的抱负，九年恩怨不过是鸡虫之争。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