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知道，他永远不会和这些纵容希特勒的懦夫同流合污，所以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西班牙危机，同时逐渐巩固他作为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权威。一方面由于中立法在内战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西班牙内战爆发距罗斯福第二任总统提名还不到一个月，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罗斯福最后同意了英国的完全不干涉政策。
罗斯福认为共和派和社会民主要义相符合。1936年夏天，罗斯福告诉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大使说，如果佛朗哥获胜，他将帮助“建造一个自由政权”。罗斯福没有撤回驻西班牙大使，但是当西班牙政府要求向马丁公司购买8架战斗机时，美国政府婉转地拒绝了这笔交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佛朗哥没有理睬希特勒的诱惑，保持了真正的中立，这种中立不像西班牙内战时大国的伪装中立。佛朗哥是个克制的法西斯主义者，他让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改革了君主立宪制，为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他对受纳粹压迫的犹太难民也非常宽容。
1936年4月18日，一颗巨星陨落了——路易斯·豪辞世。当豪处于弥留之际时，罗斯福去看望了他的这位老朋友和亲密战友，罗斯福向豪保证：尽管豪因为身体太差，无法参加内阁会议，但是他如果要做出任何重要决策，都会事先征求豪的建议。豪曾经不无感伤地对一位探访者说：“富兰克林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在豪病重期间，罗斯福经常去看望他，埃莉诺差不多每天都去探访。尽管总统和夫人早就预料到豪迟早有一天会离他们而去，但是豪的过世对他们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私下，豪都是他们的挚友。在罗斯福多次发生危机时，豪总是鼎力相助；豪忠心不二、无私奉献；豪的判断总是准确无误。总之，在罗斯福心中，豪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罗斯福为豪举行了国葬，所有政府机构都降半旗致哀。罗斯福站在豪的墓前，无限哀伤地陷入了沉思。他让人在豪的墓碑上刻了这样一句话：“总统无限忠诚的密友、顾问和伙伴。”
1936年1月，罗斯福政府最大的威胁——美国最高法院再次宣布新政的一个顶梁柱，新政中的农业复兴政策，即农业调整工作委员会不合宪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以6：3通过了这项判决，而且首席法官没有加以否决。
2月，最高法院又否决了《烟煤矿工工资和工时法》，这项法案是约翰·L·刘易斯起草并由罗斯福在9个月前强制通过的，罗斯福当时给国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强制通过这项法案而不要过多地考虑宪法的限制。
6月1日，最高法院又宣判《纽约州妇女最低工资法》触犯宪法，这项法案也是刚刚才通过的。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其他很多州已经相继执行这项法律了，而最高法院则认为它违反了法定程序。
听从了来自弗兰克福特和其他人的建议，罗斯福对最高法院否决国家复兴署的举动保持了克制，并且决定等待着法院触怒民意的那一天。法院最近的频频干涉，甚至对州事务也不断插手，势必会引起公众的担忧，他们会担心一个太过活跃的法院会侵占国家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职权。
在1936年6月2目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回避了关于修改宪法必要性的问题，但是他却要求所有美国人认真关注一下最近的舆论报道。他说，很清楚有一片“法院现有的多数派创造出来的行政真空”。美国政府在这块真空中无法行使行政职能。当别人问及是否应该解决这一问题时，罗斯福拒绝发表任何看法。
自从赫伯特·胡佛领导的那些可怕岁月以来，1936年的国会是最不平静的一届。国会主要关注的是受到法院攻击的新政立法。新议案只要不引起太多纷争，就能轻松地获得通过。在大选年，罗斯福也已经摆出财政紧缩的姿态。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于1936年6月10日召开。获得总统提名的候选人是堪萨斯州州长艾尔弗雷德·兰敦。兰敦靠石油工业起家，1912年曾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者。他是一位笃诚的、富于勇气的公民自由运动领袖。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当时认为罗斯福“忘恩负义”，而且对他也不再言听计从了，恨得咬牙切齿，就转而开始吹捧兰敦。赫斯特称兰敦是“来自堪萨斯州的柯立芝”，赫斯特的报道很快让兰敦变成了全美家喻户晓的名人。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委员会还发表了一份文件，文中指责罗斯福政府歪曲了宪法、道义和美国人民的自由精神。这份竞选纲领向美国民众允诺将为民众提供新政所规定的一切，但却表示各项措施如果由各州来实施，效果反而会更好。
兰敦曾经试图发挥一种温和的影响力，但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1936年6月23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举行。法利坚持大会要开够5天，因为为了这届大会能在费城召开，当地很多商业人士慷慨解囊，法利希望这些商业人士感到有所回报。这使得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勒德将其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最肮脏的、最愚蠢的、最喧闹的而且最病态的”一届政党大会。
随着大会召开，罗斯福就已经嗅到了胜利的味道，尽管他失去了路易斯·豪，但他确信自己知道应该如何挖掘成功的机遇。在他任期内，失业率持续下降，和他就职时相比，现在失业的总人数下降了40％，大约有600万人重新找到了工作。
仍然处于失业状态中的70％人数，大概600万人，从联邦失业救济中领取了救济金。因而，像其他国家所估计的那样，4年前刚开始实施新政时的失业率超过30％，而目前已经下降到了大约5％，几乎没有一个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帮助。农民的收入也在大幅增加。
1936年春天，《纽约时报》商业指数自1930年以来第一次重新破百。这些令人鼓舞的数据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比起总统与自由联盟之间的决斗来说要重要得多。
1936年6月，《财富》杂志的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大萧条时期已经结束，并且60％以上的美国人对罗斯福总统的表现很满意。自美国建国以来，罗斯福政府是最伟大的一届励精图治的改革型政府，而且新政带来的种种转好迹象都受到民众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共和党人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当然新政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也有关于新政不成功之处的指责，但是无论如何，罗斯福政府的政策都极大地改善了大多数极端贫困居民的生活条件，并且对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改革。当把新政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政策相比较之后，美国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罗斯福政府的表现比反对派的承诺要实惠得多。
此外，罗斯福是一个能够激发国民斗志的公众人物。他有学识却不迂腐，不易屈服却不会轻举妄动，地位显赫却不会让人感到华而不实。他总是显得和蔼可亲、胸有成竹、执著而又高深莫测，在必要之时他总能鼓舞人心。在杂志、新闻片和广播中，罗斯福的受关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届总统，而且他的人格和信服力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罗斯福是1936年大选年民众最关注的话题。罗斯福自己也知道大部分美国人（以及大部分外国人）喜欢他，而且尊敬他。
罗斯福在这次大会上的著名演讲是两个讲稿起草班子共同的产物，莫利和科科伦组成了一个班子，罗森曼和神父斯坦利·海组成了另一个班子。罗斯福和莫利两人因为观点分歧，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合作了。莫利同意帮助科科伦起草讲稿。这两个起草班子于6月24日来到白宫吃饭，当时代表大会正在费城举行。因为莫利之前在《今日》杂志上撰文并以批评的语气谈及总统，罗斯福紧紧抓住这一点不肯罢休，两人之间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
罗森曼很多年后回忆道：“这是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看到总统忘记了自己是位绅士。”罗斯福和莫利谈话时言语尖刻，而且互相嘲讽。罗森曼写道：“我知道，虽然休·约翰逊和莫利对总统政策的攻击非常尖锐，总统也非常生气，但我认为总统当时所发的脾气和用语是非常不妥的，不仅因为有其他人在场，也因为大家都是他邀请的客人。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很难堪。”尽管后来莫利和罗斯福之间还有几次直接会面或电话，但是这次争吵给他们两人的关系画上了一个悲哀而不光彩的句号。
总统在费城对超过10万名群众发表演讲，数百万听众也通过广播收听了总统的讲话。演讲稿最后基本采用了罗森曼和海的版本，尽管罗斯福自己又做了多处修改。
随着演讲渐入佳境，罗斯福的气势就好像是一个斗志昂扬的革命者。在这次演说中，罗斯福阐述了他熟悉的主题，从保卫国家自由的美国革命说起，谈到了从经济保皇派（斯坦利·海的说法）那里夺取人民的自由。他从莱克星顿的枪声说到新政，说到世界上日益紧迫的对民主的威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番演讲过于前卫，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它不但形式灵活而且意味深长。哈罗德·伊克斯认为这是他所聆听过的最伟大的政治演说。
“通过企业、银行和证券，通过工农业的新机器，通过劳动和资本，通过所有这些建国之父们没有想到过的新方法，现代生活的整个框架中融入了新的内容。”
在政治上没有归属的杰拉尔德·史密斯、库格林神夫以及汤森的余部聚集在一起，并选举北达科他州的众议员威廉·勒姆科作为他们所谓的联合党的总统候选人。
库格林神父攻击汤森和杰拉尔德·史密斯，并且夸下海口表示，如果他无法为勒姆科拉到900万张以上的选票，他就退出广播业。除了这些夸夸其谈以外，其实他一直都没有重视过勒姆科。
几天后，也就是6月28日，库格林在他的主教的命令下，也许是在梵蒂冈教廷的命令下，就自己称罗斯福为谎言家和自己“放肆的”言论公开表示道歉。罗斯福无论是对他先前的污蔑，还是对他此时的反悔都没有公开发表评论。伊克斯和罗斯福的其他心腹对此很在意，但罗斯福并没有过多理会。
9月14日，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罗马天主教神父芒德林，在登记投票时表示，他的国人“应该为降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而感到庆幸，较之其他国家，我们拥有繁荣、幸福和自由……”芒德林说他已经指示神父们催促信徒们去投票，但是并没有暗示他们应该把选票投给谁。其实，这位红衣主教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罗斯福就任以后，就一直在做这位红衣主教的工作，对他以礼相待。
罗斯福乘船返回华盛顿的途中，顺道视察了美国东部遭受洪灾的地区。他于8月14日访问了纽约，并且发表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谴责了战争。他说：“我经历过战争，我经历过海战，也经历过陆战；我亲眼目睹鲜血从伤员身上流出；我见过人们因肺部充满毒气而咳嗽不止；我见过死去的士兵凄苦地躺在泥浆中；我见过被摧毁的城市；我见过200个瘸腿的士兵从前线的炮火中侥幸活下来，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是两天前一个先遣团的幸存者，他们的战友都已战死沙场。我痛恨战争！”（他的这番话无疑是很真诚的，但是在战争日益迫近的几年里，罗斯福继续声称他比任何美国人都更多地目睹了战争的惨状，这就刺激了数万名真正参加过战争的美国军人的神经。）
罗斯福旅行到了受干旱困扰的中西部各州，和当地的州长们见面，其中也包括兰敦。兰敦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他的言谈举止都还不具备总统的风范。不过他和总统相处得很好。兰敦说罗斯福是“一位出众的、富有魅力的绅士”，罗斯福则说：“州长，无论结果怎样……要么你来看我，要么我来看你。还有……记得千万不要工作太累！”罗斯福回到了白宫，并于9月6日发表了一个关于防洪抗旱的炉边谈话。第二天恰好是劳动节。他把劳动节视为全美庆祝经济自由的节日，就像7月4日美国人庆祝获得公民自由一样。
9月29日，罗斯福总统终于在纽约开始了自己连任的竞选活动。此时，美国国内形势喜人，“人们远离了饥馑之苦，家庭和农场获救了，银行重新开张，工业复兴，而企图颠覆我们政府的危险力量也被挫败了”。罗斯福认为，正是由于新政的推行，才制止了血腥的革命。他驳斥了对政府赤字的指责，他解释说这种投入并非常规性的资金使用，而是对民众和资源的一种理性“投资”，这种“投资”具有长远意义，日后会有回报的。
10月初，他在中西部的几个州做了一次火车旅行。
汤姆·科科伦参加了总统举行的晚会，有一天晚上，当时罗斯福问他当天是否学到了什么政治技巧，科科伦回答说，每一个登上这列火车的地方领导人都带着这样一个想法离开，那就是“如果罗斯福当选，我就会成为农业部助理部长”。罗斯福惊奇地回答说，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
10月14日在芝加哥，罗斯福非常坦率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企业的看法，以及自己拯救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功绩。
罗斯福成为了政治中心的主导。对于保守派而言，他是从极端主义者那里保护他们的救世主。对改革者而言，他不仅仅是救世主，也是他们最伟大的领导人。
而兰敦则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是他攻击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残忍的恶作剧”。他那回归金本位制的建议也不高明。
兰敦把一切赌注放在攻击社会保障体系上面。而罗斯福则以他政治生涯中又一次强有力的演说来予以回击。罗斯福列举了几种不利因素：“工商业和金融高度垄断，投机行为司空见惯，银行违规操作屡见不鲜，阶级对立严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军工企业大发战争财……然而，在美国历史上，上述这些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团结。如果它们都很恨我的话，那就恨吧！我很欢迎。”（讲到此处，听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竞选前夜，罗斯福在他斯普林伍德的客厅中对全美民众发表讲话，就像4年前那样，他的这番讲话几乎不含任何党派情绪。绝大部分民意测验显示出这位在职总统的获胜优势明显。
1936年11月3日全美进行了大选，罗斯福获得了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胜利。总统赢得了46个州的523票，而兰敦只获得两个州的8票。罗斯福共获得2748万张直接选票（占总选票的61％），兰敦获得了1668万张直接选票（占总选票的37％），勒姆科只获得88．2万张选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