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关人民生死、国家存亡，因此在决定要不要开战，如何开战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时，一定要首先在代表“社稷”的宗庙内召开最高军事决策会议。成大事者必三思而后行，举大兵者当先计而后动。只有首先在庙堂上将要不要开战的利害权衡好，将如何开战的策略谋划好，才可增加行动的预见性，避免作战的盲目性。因此，《管子·七法》说：“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密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而出兵，是则战之自毁也。”《尉缭子·战威》也认为：“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孙子是兵家权谋派，以长计善谋为特色，自然更是强调“庙算”中先计而后行、先算胜后算的重要性。孙子这个重要思想的正确性，一再为古今中外的许多战争实践所证明。1941年12月17日，日军以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矶为指挥，以第3、40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为基干，配以炮兵、工兵、战车和舰艇部队约七万余人，对长沙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由于日军以全力倾注太平洋战争，不仅阿南所部已抽调出一部兵力，而且自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武器弹药均未得到补充，在兵员减少、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阿南，指挥日军一味冒险深入，结果陷入国民党军第9战区反包围之中。第9战区指挥官经周密计议后，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日军诱至长沙附近后四面包围，并切断其后路。日军依靠空军援助，经过十余天苦战，虽然最后突围，但损失惨重。
第二，多算胜少算。
孙子在如何“庙算”中，提出了“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重要运筹思想。何谓多算？何谓少算？何谓无算？从孙子兵法《计篇》的内容看，“算”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计算，即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条件权衡，看谁的优势多。在这里，孙子提出了“经之以五事”，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全面比较交战双方的综合实力；“校之以七计”，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军事条件，具体权衡交战双方制胜优势。“经之以五事”与“校之以七计”，实际上是从宏观战略层面来进行多侧面的胜负决算。二是谋算，即根据双方的综合实力与具体条件来谋划制定作战方案。《计篇》后半部分讲的“因利而制权”、“诡道”十二术以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术总则，都是讲的具体作战方略、战术的谋算。在“庙算”中只有把战略上的计算与战术上的谋算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周全的“多算”。只考虑某一层面或某一侧面，则为“少算”。不加筹划，一意孤行，那就是“无算”了。多算胜少算，无算则一点取胜的希望都没有。孙子的这一重要“庙算”思想的正确性，也为以后的战争实践所一再证明。例如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命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发兵25万，北伐中原。大军临发之前，他召集诸将从战略与战术两个方面商讨北伐之计。常遇春说：“现在南方已经平定，我们兵力有余，应该直捣元都，以我百战百胜之兵，对付其久逸之卒，可以很快取胜。元都已克，我们乘胜长驱，其余各地就会建瓴而下了。”朱元璋全面分析了双方的实力后说：“元都建立百年之久，城守一定很坚固。如依你言，悬师深入，就会受阻于坚守之下，粮饷运输供应不上，敌援兵从四面集来，对我们不利。我们应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继攻河南，断其羽翼，再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户。这样天下形势被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其势孤援绝，不战可以克服。元都既克，我们再挥兵向西，则山西、陕西、甘肃可席卷而下。”徐达等出兵后依计而行，步步深入，顺利地完成了北伐任务。
第三，得算多胜得算少。
对战争胜负的预测，从主要依赖庙堂占卜到依靠庙堂决算，这是古代军事观的一大进步。孙子认为开战之前，可以决胜于庙堂，而庙堂决胜又基于“五事”，“七计”等综合实力、军力的比较与切合实际、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谋划。在这诸多因素的比较中，考量得算的多少，“胜负见矣”。对此，孙武的后人孙膑发挥说：“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他也把“庙算”中得到计算筹码的多少作为能否开战、能否获胜的依据。当然得算的多少并不是绝对不变的，随着战争的发展，得算多可以转化为得算少，得算少也可以转化为得算多。毛泽东同志在其着名的《论持久战》中，全面分析了中国与日本在大国与小国、弱国与强国、战争的进步与退步、国际上多助与寡助等方面的各自优势与劣势，有力批判了亡国论与速胜论。据此，毛泽东认为，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毛泽东把事物辩证转化的思想带进了得算多少的动态比较，从而进一步深化与推进了孙子的庙算思想。
孙子关于庙算决胜的思想，不仅为古今中外军事家所推崇，而且已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要制定正确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就不能不遵循先算胜后算、多算胜少算、得算多胜得算少的基本运算法则。以一个企业来说，只有算在敌先，才能比竞争对手有超前一着的市场开拓与产品开发战略；只有多谋多算，才能正确估量分析竞争各方的优势与劣势，制定正确的企业发展战略；只有懂得事物转化的辩证法，促成竞争双方优势与劣势的转化，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得算更多，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总之，在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与竞争策略时，全面而正确地运用孙子的庙算法则，这是关系到企业竞争胜负、值得企业家花大力气去抓的一件头等大事。
作战第二
知兵之将
其用战也胜①，久则钝兵挫锐②，攻城则力屈③，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④，则诸侯乘其弊⑤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⑥，粮不三载⑦；取用于国，因⑤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生民⑨司命⑩，国家安危之主也。
（《作战篇》）
【注释】
①用战也胜：用兵作战宜速胜。②钝兵挫锐：军队疲惫，锐气挫伤。③力屈：力量耗尽。④殚（ｄāｎ丹）货：经济枯竭。⑤弊：疲困、危机。⑥籍：征集兵员。⑦载：运载、运送。⑧因：依靠。⑨生命：民众。⑩司命：古星名，借喻为命运的掌握者。主：主宰。
【译文】
用庞大的军队作战，要求速胜，久拖则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攻城就会耗尽力量，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就会使国家财政经济发生困难。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耗尽、经济枯竭，诸侯就会乘此危机起而攻之，到那时即使有智者也不能挽回危局了。因此，用兵打仗只听说宁拙而求速胜的，没见过求巧而久拖的。用兵久拖而有利于国家者，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不能完全懂得用兵害处的人，就不能完全懂得用兵的好处。
善于用兵的人，兵员不一再征集，粮草不多次运送；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粮秣在敌国就地解决，这样军队的食用就可以充足了。
所以用兵作战最贵速胜，不宜久拖。
所以深知用兵之法的将帅，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解读】
“庙算”既定，将帅将挥兵出征。因而《计篇》之后就是《作战篇》。领兵作战，关键在将帅。孙子将《作战篇》最后落脚处放在“知兵之将”上；并把“知兵之将”的责任，提高到“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高度，确实很有见地。当然“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提法，用现在的观点看，忽略了士卒与民众的决定性作用，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
领兵作战，必须有知兵之将。那么，何谓“知兵之将”呢？毫无疑问，“知兵之将”从自身素质讲，应该具备良将五德，但这还不够。从指挥作战的角度看，“知兵之将”还应懂得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关系，从而自觉地把握“四知”，按照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客观规律去赢得战争的胜利。
第一，要知爱民为本。
赢得战争的根本在得道、得人心，但两军交战又必然会给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生民之司命”的“知兵之将”，就必须懂得在战争中爱护民众，尽可能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以赢得人心。秦末时，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攻入关中，就为关中王。诸将没有认为先入关是有利的。惟独项羽愿同刘邦西进入关。怀王的谋臣分析说：“项羽为人，性情急躁而凶悍，又好使狡诈害人，他先前攻打襄城，城破后没留一个活口；他所经过之处，没有不残杀毁灭的。前陈涉和项梁都遭失败，不如变更方法，派遣一位宽厚长者，持仁义而西进，告谕秦地父兄以宽容爱民之道。秦地父兄苦于秦政很久了，如今真能得到一位宽厚长者，爱抚民众而不施加暴虐，是可以攻下秦地的。项羽是一个暴躁凶悍的人，无法担当此任，不可派他去。只有沛公（刘邦），胸怀宽厚长者的气度，可以信赖。”以后西进作战的过程，果然如谋臣分析的那样。项羽暴虐，虽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失去许多人心。而刘邦宽厚德民，与秦人约法三章，奠定了以后一统天下的基础。
第二，要知用兵之害。
将帅指挥庞大的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如果久拖不胜，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耗尽。国家财力枯竭，诸侯也会乘机而攻之，造成外困内患的危急形势。因此，作为“国家安危之主”的“知兵之将”，如果“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兵为双刃凶器，可伤敌也可伤己，只有懂得在一定条件下利害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才能防患于未然，确定正确的作战方略。公元1643年4月，满清多罗豫郡王多铎见清兵连年征战，造成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认为应该暂停战争，让人民休养生息，为清统一中国奠定雄厚物质基础。于是他向清太宗皇太极建议说：“自古以来，凡是用兵打仗，都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自恃自己力量强大，违背正义原则四处征伐，上天也不会保佑他。我分析观察天下形势，似乎应该暂停用兵为好。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上，特别是要把发展农业作为当务之急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这样老百姓才能丰衣足食，国家也才能有支持长期战争之需的雄厚物质基础。”多铎这一富有战略远见的建议实施后，很快收到了显着成效。
第三，要知取敌之利。
如何妥善解决战争消耗与后方补给困难的矛盾，孙子完整地提出了“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的后勤保障方略。其基本思想是一方面要尽量减少国内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供给，另一方面尽可能在敌国就地解决粮秣、兵器，善待和使用俘虏，以“取敌之利”。这样，就能借助敌方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使自己强大起来。皇太极统一中国之前就曾在休养生息、壮大自己的同时，巧妙地“因粮于敌”，“取敌之利”。公元1633年6月，皇太极询问诸王大臣，攻伐明军、察哈尔、朝鲜三者，以谁为先？礼部尚书萨哈璘说：“应该以宽仁对待朝鲜，防守对待察哈尔，专门征伐明军。因为缓攻明军，它就会日益巩固而不可战胜。应该在今年秋天庄稼刚熟而进兵，借敌之粮资助我军，下步进兵更有基础。到时我留少量兵力，防守察哈尔，先派骑兵往来袭扰明军，再选精兵自一片石入山海关，切断北京四路，根据地形，占据粮足之地，乘机出击，二三年内，大功就可告成。”皇太极依计而行，很快使自己“胜而益强”。
第四，要知“兵贵胜，不贵久”。
用兵越久，消耗越多；取胜越速，消耗越少。因此减少战争消耗的理想办法，自然是速战速决。为了取得速胜，“宁速毋久，宁拙毋巧；但能速胜，虽拙可也。”（李贽：《孙子参同卷二》）例如，两汉之际，更始将领朱鲔据守洛阳，趁刘秀大军北征而河内空虚的机会，派部将苏茂、贾强领兵进攻温县。檄文传到河内，寇恂马上集结部众，急驱迎战，并传令下属各县火速发兵，到温县城下会师。军吏们全都劝阻说：“眼下洛阳大军渡过巩河，前后不绝，我们应该等到各县军队到齐，并做好充分准备后，才能够出战。”寇恂说：“温县是本郡的屏障，如果温县陷落，那郡城就守不住了。”于是率部和敌军交战，恰好冯异派兵赶来救援，各县的军队也及时赶到。寇恂命部众在城上呐喊，大呼“刘秀大军来了”。苏茂的部众听到后，阵列躁动。寇恂乘势进去，大破敌军。
孙子关于“知兵之将”应该在作战中把握“四知”的论述，对今天从事商战的企业家同样有启示作用。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搏杀中，同样要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企业家不知以爱民为本，不知用兵之害，不知取敌之利，不知“兵贵胜，不贵久”，而一味横冲直撞，一意盲目扩张，最后也会因“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而陷入一蹶不振的困境。一度财大气粗的中国某集团公司，曾以其先进的电脑产品获得声誉。后来公司决策者头脑发热，搞了某种药物新产品，又不顾财力制约把巨额资金投入房地产。结果资金搁死在房地产上，新产品的市场又打不开，原来兴旺的企业一下子跌入了面临破产危机的低谷。从这个集团决策者的失败教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商战中的企业家能否成为“知兵之将”，确实是维系着企业安危的关键所在。
谋攻第三
不战而屈人之兵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①，破国次之②；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③。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④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谋攻篇》）
【注释】
①全：保全、全胜。上：上策。②破：击破、打垮。③军、旅、卒、伍：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旧说12500人为军，500人为旅，100人为卒，5人为伍。春秋以后，各诸侯国军队编制不完全一样。④善之善者：高明中最高明的，好中最好的。
【译文】
指导战争的原则，使敌国完整地屈服为上策，用武力打垮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屈服为上策，用武力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屈服为上策，用武力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屈服为上策，用武力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屈服为上策，用武力击破它就次一等。百战百胜，还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
【解读】
两军交战，进攻是主要手段，因此孙子在《作战篇》后研究《谋攻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