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办教育的目的便是培养人才，孟轲继教育的目的之后，接着谈了自己人才思想的出发点。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人的先天性情本是相近的，因为后天习染的不同，这性情便相距甚远了，那么，这相近的先天之性是什么呢？孔子悬而未决，孟轲为它作出了明确的答案：善性。孟轲正是从人性皆善的“性善”论出发，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和人才思想的。所谓“性善”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人性本善。这表现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恻隐之心便是“仁”，羞恶之心便是“义”，恭敬之心便是“礼”，是非之心便是“智”，即是说，这“仁、义、礼、智”四心是人生固有的，且每个人大体上是相近的。人之性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不下也。(二)这“仁义礼智”是人的社会性，被称做“大体”。人除社会性以外，还有生物性，即人除“大体”以外，还有“小体”，这便是人的耳目口腹之欲。(三)人性虽本善，“仁义礼智”虽是人先天固有的，然而人的后天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对这种本质的影响却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脑，大脑这个机关是专门负责思维的。“仁义礼智”这善性，你经常思考探索它，便能保持它，并不断地发扬光大，反之，你不思考探索，它便会失去，不复存在，而且速度极快，几乎是稍纵即逝。能够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探索它，使其不断发扬光大者，便是君子。反之，不思考探索，而丧失“仁义礼智”之善性者，便是小人。教与学的根本，便是将那失去了的“仁义礼智”追回来，将那丧失了的善性再恢复起来。
孟轲告诉雄健南，他要坚持和发扬孔子“有教无类”的光辉教育思想，坚信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革新自我，追回失去的善性——“仁义礼智”，因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均等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他的招生原则将是“来者不拒，往者不追”，即像孔子那样，招收学生不受贵贱、贫富、老幼、国籍等条件的限制；弟子学习半途而废以及学成后的去向，不过问，不追究，任其选择信仰和职业，社会也在选择他们。
孟轲的一番宏论，使雄健南耳目一新，活到这“知天命”之年，孟轲之论是他闻所未闻的。这真是呀，有智不在年高，无智空长百岁，除了赞扬和褒奖，他简直是无话可说了，只感到惭愧与不安。当孟轲谈到兴建学堂和教学经费的困难时，雄司马满口应承，由他负责组织邹、鲁贤达捐资相助。
归国回家，孟轲母子相聚，其景其情，令人欣慰而心潮激荡。
三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水，然而在孟轲母子的人生旅途中，却是何等的漫长啊！
三年，这是儿子成长的三年，收获的三年，满载而归的三年，孟母心中怎能不如糖似蜜、如花似锦，既甜且美呢？泪水是感情的结晶，人伤心到极点要流泪，悲哀到极点要流泪，兴奋到极点要流泪，激动到极点要流泪，喜悦到极点也要流泪，孟母将轲儿紧紧地搂在怀里，泪如雨下，滴在轲儿的脸上，打湿了轲儿的衣衫，可是，这究竟是怎样的泪水呢？
三年，三年的时间孟轲已长得挺拔潇洒了，然而，哪怕他是将军、卿相、国君、圣贤，在母亲面前，却永远是个孩子；一个人哪怕活到九九八十一岁，也需要有一个慈爱的母亲。海港破烂不堪，但经过风浪颠簸的渔船归还，却有一种安全感；燕子的窝是泥垒的，但它却感到温暖；喜鹊的巢是树枝筑的，但它却感到舒适。然而，普天之下，最安全、最温暖、最舒适的莫过于母亲的怀抱，此时此刻，孟轲正甜蜜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
三年，三年的时间是短暂的，是闪电般的一瞬间，然而，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孟母脸上的红云消退了，退得苍白而憔悴；眼角的鱼尾纹在加深，在增多，多得与年龄极不相称，令人难以置信；鬓角的青丝都已霜染，染得斑白，染成了初秋的景色。孟轲仰面端详着母亲的面庞，发现母亲较三年前确实是衰老得多了。他知道，这衰老的面容不是彩笔描绘出来的，而是艰难岁月的雕刀——贫困、孤独、寂寞、煎熬、歧视、白眼、奔波雕刻出来的。望着母亲这衰老的面容，孟轲仿佛看到了自己三岁丧父时母亲那张惨白的脸和满脸泪痕，看到母亲三迁时的心酸与喜悦，艰难的步履和惆怅的心情，看到了母亲断机时的满脸怒容和碎心的疼痛，看到了公孙外公狩猎四基山时母亲的殷切希望和良苦用心。是呀，家贫出孝子，儿子永远也不会忘记母亲的辛劳和那颗望子成龙的心。在鲁三年，母亲的纺车每时每刻都在眼前转，母亲的布机每时每刻都在耳边响。现在好了，母亲总算是有了出头之日，自己将兴学堂，办教育，可有收入奉养娘亲了，从此不再让母亲纺纱织布，不再让母亲耕地耘田，甚至连家务也尽量少让母亲操劳，让母亲坐享清福，安度这后半生……
大约过了有一餐饭的时辰，孟轲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向母亲讲述着三年鲁国游学的经历，讲雄健南将军，讲司徒牛老师，讲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讲归国后的设想与打算。孟母听了，只觉得心中甜丝丝、热乎乎的，腮帮上挂着晶莹的热泪。儿子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能谈些什么呢？儿子好比是一只成长中的雄鹰，现在已经是羽丰毛满，翅膀变硬，任其到蓝天上去翱游，去飞翔，去经受风雨，去广见世面吧……
回家的第三天，孟轲便去拜访了公孙玺和颜崇义两位前辈，一则感谢三年来的资助之恩，二则征求长者对办学的意见，并取得他们的支持。
在颜府，孟轲呆的时间不长，话也谈得不多，因为颜崇义虽也好仁崇义，但毕竟是商贾世家，对天下政事，对教育，对社稷，对未来，均不甚感兴趣，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金钱上。尽管如此，凡孟轲之所需，他都大力支持，孟轲欲兴学堂，办教育，他情愿慷慨解囊相助。人各有志，不得强求一致，颜崇义肯表这个态，孟轲也就心满意足了。
同是司马，共为将军，但公孙玺却与雄健南大相径庭，他居茅庐，住草舍，妻子儿媳下厨，有似齐之晏婴。即便是统率三军，叱咤风云的当年，他也从不讲什么排场，黎民百姓可随意出入司马府。他虽出身行伍，但凡经世济民之道，便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眼下正在家中着书立说，以传后世。他爱才如命，孩提时的孟轲，他便视若掌上明珠，寄以厚望，如今出息得这样超群脱俗，羊群中的骆驼一般一～挺拔潇洒的身架，炯炯生辉的目光，泰然自若的风度，谈吐不俗的辩才，囊括寰宇的胸襟，通古博今的学问，更使这位古稀老人叹为观止。这一老一少虽然经历有天地之差，地位有霄壤之别，但思想感情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因而三年不见，一旦相逢，两股感情的激流汇于一处，立即掀起了滔天的波澜。二人的开言吐语俱都口若悬河，但孟轲没有忘记此番拜访公孙外公的主要目的是兴学堂，办教育，培养人才，因而他着重向外公讲了自己的人才思想。
孟轲并非是欲一生执教，而是要出仕，要从政，要实现其“仁政”的政治理想。只有仁人，方能实行仁政；因而他理想的人才是以仁律己，坚持行仁的人。这样的仁人从哪里来呢？靠办教育来培养，通过教育，使那些丧失了“仁义礼智”善性的人将失去的善性寻找回来，重新变成仁人。“仁”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它好比人类最安适的住宅。仁则荣，不仁则辱，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获得天下，是由于他们仁；后来之所以又丧失去了天下，则是因为他们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黎民百姓不仁，便连自己的身体也难保住；只有仁人，才能无敌于天下。
仁人做了君主，便能够以仁正己施众，受到臣民们的拥戴。汤以德行仁，民尊之为“圣贤之君”；文王视民如伤，民称之为“仁德之王”。仁君在位，便会出现太平盛世，社会便会长治久安，人民便会安居乐业。人民之所以祖述尧舜，讴歌禹汤，宪章文武，就是因为他们有仁德，施仁政，行王道，具有卓越的治理天下的才能。
治理国家，既要有明君，又要有贤臣，明君有贤臣辅佐，便会国强民安。所谓贤臣，就是坚持行仁，以仁事君。例如，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人民育。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不合道义的事，纵使以天下财富为其俸禄，他也不屑回顾；纵使有四千匹骏骥系于眼前，他瞥也不瞥；倘不合道义，他粒米不肯与人，草芥不肯取诸人。周公欲兼学夏、商、周三代之王，以实践禹、汤、文、武之勋业，倘有不合当日情况者，仰面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即刻付诸实践；他兼并了夷狄，驱赶了猛兽，百姓方得以安宁。
志士仁人，天下之贤士也，他们既有远大的理想，又有坚定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操，他们既求仕以救世济民，又守道不贰，不丧志辱身。这些贤士乐其道而忘人之势，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偕同百姓循此大路前进；不得志，独行其道，坚持其原则，富贵不能使之淫乱，贫贱不能使之移志，威武不能使之屈节。
圣君、贤臣和仁人志士，这些人才都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来造就。总之，孟轲所欲从事的最初事业，是力挽狂澜，将人类失去的善性寻回来，培养“仁义礼智”的仁人君子，从而实现其“仁政”的政治理想。
听着孟轲这些颇似孔子而又不同于孔子的仁政思想、人才思想和教育思想，公孙玺仿佛又回到了青壮年时代，自己正指挥着千军万马，暴风骤雨般地席卷齐鲁大地，所向无敌，威震诸侯。他这样听着、回想着，面前叠印出许多五彩缤纷的镜头——东海上那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在升腾，在滚动，把它那无限的光和热慷慨地抛撒于昊昊太空，莽莽大地；湛蓝的夜空，高挂着一弯新月，点缀着数颗明星，其色若银，其光如水，璀璨、晶莹；巍巍泰山上的迎宾松，探身招手郁葱葱，风霜雨雪傲筋骨，千年万载永年轻；滔滔东去的大河激浪，吞天噬日，摧枯拉朽，涤荡着一切污泥浊水；茫茫大海上的灯塔，光芒四射，给航行的船只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漫漫戈壁滩上的绿洲，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百鸟唱和，万兽追逐，这里是沙漠的未来和希望；皑皑巨峰上的雪莲，冰肌玉骨，傲寒而生，喷芳而笑……这一切令公孙玺眼花缭乱，如醉如痴，他将全力支持孟轲的事业，哪怕是倾家荡产。
告别了公孙玺之后，孟轲还用较长的时间拜访了卿大夫、缙绅、三老和社会贤达，广造舆论，争取多方面的支持，以便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孟轲所处的时代与孔子不同，私人办学已蔚然成风，告老还乡之官吏，宦海失意而辞官为民者，读了书而未能出仕者，鄙薄仕途而不愿为官者，纷纷收徒设教，筑坛讲学。这种私人办的学校，发展到后来便成了私塾。各私塾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自然各不相同。孟轲所欲办的这所学堂，并不与公学和其他私学争势，第一，它的招生范围不局限于地方，而且面向整个天下。第二，它“来者不拒”，不限于社会的上层，平民百姓的子弟亦可来拜师入学。第三，他招收的是具有相当学业基础的青年，而不是须进行启蒙教育的孩提。
在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和舆论准备之后，一方面是由公孙玺出面，派专人筹建学堂。另一方面是孟轲将自己的人才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招生原则和方法公诸于世，二者双管齐下。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施工，一所别致而小巧玲珑的学堂落成于因利渠畔，它背依山阜，山虽不高，但风景却秀丽，四季常青，象征着生活学习在这里的人朝气蓬勃，青春常在；面临因利渠，渠虽不深，但清澈的渠水滔滔汩汩，丁丁冬冬，常年奔流不息，标志着知识的源泉永不枯竭一这地点是孟轲选择的。校园内有堂——教室，内——学生的宿舍，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在学生的堂与内之间，以方便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并与学生打成一片。教室瓦脊草顶，门大窗阔，以保证室内有充足的光线。除了堂和内之外，校园还建有做饭的厨房，进餐的食堂，运动之场，游艺之室，洗墨之池，曝书之台，可谓设施完善。校园的正东偏北有一角门，可通东院。东院有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是供日后藏书之用——这校园是孟轲设计的。后世有人在校园的西侧建了一处断机堂，于是这里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这大约便是今日孟庙的远祖。
建筑竣工之日，公孙玺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盛宴之日，宾客盈门，高朋满座自不必说，连邹、鲁两国的文武臣僚也纷纷赶来祝贺，自然少不了雄健南将军。为什么邹、鲁两国总是搅混在一起呢？原因有三：一、孟轲系鲁之“三桓”之一的孟孙氏之后，如今居邹，氓民(侨民)而已；二、邹系鲁之附庸，历史上长期邹、鲁不分；三、邹、鲁比邻，许多地方边界不清，孟轲所诞生的凫村，便有时归鲁，有时归邹。
却说盛宴之上，菜上五道，酒过三巡，宾朋们一个个心潮汹涌，面红耳热，公孙玺乘着酒兴，以主人公的身份请各位饱学之士为这新建的学堂命名。其实，这学堂的名字，孟轲早已成竹在胸了，但是，宴席之上，多是年长位尊之辈，他不便过早地开言，只在那儿默默地听着众人们的高谈阔论，仿佛正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酒真是好东西，三杯下肚，便可令人胆大无畏，气壮如牛，什么谦虚、谨慎之类的古训，统统抛至九霄云外。公孙玺一言出口，众宾客纷纷恃才而起，特别是那些初生牛犊，刹那间便有了数十个美称妙名，诸如懿德学堂、继孔天庠、继圣学宫、育才学库、绵德学宫、树人庠宫、继往开来学院、四海学宫、九州书院，等等，或言之成理，或顺之成章，或出口有典，或开言有据，或摇头晃脑，或沾沾自喜，或如醉如痴。当时的情形，犹如一声炸雷过后，暴雨从天而降，指顶大的雨点落在窗外的缸盖上，哗哗啦啦作响，但这是阵雨，转瞬间便雨点变稀，由哗哗啦啦而叮叮咚咚，很快便雨过天晴了。待宴会厅里平静下来之后，大家都将目光集中到了公孙玺的脸上，等待着他的抉择。公孙玺毕竟是老谋深算，他想，孟轲是个有心计有头脑的青年，而且善于深思熟虑，他既然立志办学，广育天下英才，必有其打算，应该尊重他的意见。他这样想着，便微笑着向满座宾客躬躬身，算作施礼，说道：“今日群芳荟萃，济济一堂，方才诸位为新建学堂所命之名，犹若夜空之漫天星斗，俱都闪烁发光，只是老朽昏聩，被弄得眼花缭乱，不知该如何抉择。孔夫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知今也？’还是听听孟轲的意见吧。”
满座欢欣鼓舞起来，许多人都好奇地想见识一下孟轲的才华，宴会厅里一片欢呼声。
孟轲奉公孙外公之命站了起来，他向厅几四方鞠躬致礼，对各位的光临表示由衷的感激，对这诸多闪光的美名予以肯定和赞赏，但他却一个也不准备采用，因为这些美名虽好，但却不尽实际，于是他向大家介绍了儒学在当今天下分化的情况，他的司徒老师系子思门下的高才生，因而自己得受子思嫡传，并欲在这所新建的学堂里传给学人，再由他们传与后人，因而这所学堂命名为“子思书院”最为恰切。孟轲说着，解开一块裹着的丝巾，里边包的是司徒老师临别时的珍贵馈赠——《中庸》，欲将它作为子思书院的第一本藏书，陈列于东院的正房里，于是满堂宾客众口一词地给书院命名为“子思书院”。
“子思书院”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并请鲁国的书法名家挥毫，写成大牌子悬于院门之外，然而远近百姓，却习惯地称这里为“孟子学堂”。
“子思书院”的招牌是打出去了，但是有没有人来这里拜师入门呢？这里将进行怎样的教学活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