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倾颓也。”诸葛亮熟读史书，对西汉的历史并不陌生，对东汉末期的历史更是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东汉桓帝远贤臣近小人的事，诸葛亮在童年时代就经常听父亲、叔叔等人说过。有一件事尤其使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听叔叔说，桓帝永兴年问（153～154），有一个叫朱穆的人，是一个刚正忠直之人，他痛恨宦官专权，蛊惑皇帝。后来，朱穆被任为冀州刺史。有一个叫赵忠的宦官，他的父亲死了，送回老家安葬。赵忠的老家在安平县（治今河北安平），正在冀州监察范围内。赵忠葬父，给他穿金缕玉衣，佩带玛璠美玉，殉之以人偶。这种规格在当时只有皇帝才能享受，赵忠所作所为，是犯了僭越之法。朱穆听说此事，立即进行核查。官吏畏其严明，便掘墓剖棺，把赵忠父亲的尸体取出，果然如此，于是，朱穆便把赵忠的家属逮捕治罪。不料，桓帝听说这件事后，赫然震怒，他下令把朱穆逮捕，送进监狱，罚做苦工。幼小的诸葛亮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问叔叔：“朱穆惩办危害朝廷之人，明明是为了国家着想啊，为什么反而被朝廷治罪呢？”叔叔苦笑着说：“等你长大了就会慢慢明白了。”诸葛亮成人后，不但明白了这是为什么，而且还明白了亲小人远贤臣所带来的危害。亲贤臣远小人则兴，反之则亡，这就是历史的经验。刘备在世时，君臣二人曾多次对这个经验进行讨论、总结。现在，诸葛亮又把这条经验讲给刘禅，这仅仅是为了讲述历史警示后人吗？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诸葛亮讲这番话，还包含着对蜀汉政治前途的担心。他在读《汉书》时，班固对齐桓公的评价使他受到很大震动：班固说齐桓公是个“中人”。中人者，中等人才也。春秋时的霸主，六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怎么仅仅是个“中人”。原来，齐桓公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业绩辉煌的时期，是贤相管仲等辅佐他的时候。管仲去世后，情况就变了。
据史载，管仲病重的时候，齐桓公曾去看望他，问他说：“你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管仲说：“我希望你远离易牙、竖刀这两个人。”齐桓公说：“易牙对我多忠啊！他为了让我尝到美味食品，把他的孩子都煮了让我吃。难道他还有什么可疑的吗？”管仲说：“不然。爱子是人的正常感情。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谈得上爱您呢！”齐桓公又说：“竖刀为了侍候寡人，自己把自己阉割为宫人，这该是忠于我的表现吧！”管仲回答说：“爱惜身体才是人之常情，自己身体都不爱护，又怎能爱您呢！”
齐桓公说不服管仲，只得下令把易牙、竖刀二人逐出宫去。但齐桓公心里很不痛快，为之食不甘、心不怡整整三年时间。他总觉得管仲管得太过分了。后来，齐桓公终于又把易牙、竖刀二人召回。不料第二年，易牙、竖刀二人便乘齐桓公病重之机相与作乱，堵塞宫门，建筑高墙，禁人出入。有一个妇人冒险翻墙进入宫中，看望齐桓公。齐桓公对她说：“我都快饿死了，给我点吃的吧。”妇人说：“我一点吃的都弄不到。”齐桓公又说：“那给我点水喝。”妇人说：“水也没有。”齐桓公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妇人说：“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许人出人通信，所以什么也不能弄到。”齐桓公听了，慨然长叹，说：“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于是，便蒙衣袂而死于寿宫。
“管仲相之则霸，竖貂（刀）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这就是班固说齐桓公为“中人”的理由。
诸葛亮想，连齐桓公那样的英霸之主都是中人，刘禅就绝对是个中人了。以前，自己在刘禅身边，可以时时对他督导，如今自己要远去汉中前线，一走就可能是三年五载。会不会有小人去蛊惑他呢？一想到这，他就感到忧心忡忡。
对于后主刘禅来说，诸葛亮具有双重身份。他受刘备遗诏辅佐刘禅，是名副其实的辅政大臣。刘备又让刘禅兄弟“父事”诸葛亮，诸葛亮又具备了长辈身份。无论是作为辅政大臣还是作为长辈，诸葛亮觉得自己都有责任关心刘禅的成长。诸葛亮自幼丧父，他对失去父爱的不幸有过切身的感受。然而叔父无私的慈爱弥补了他心灵深处的苦痛，同时又培育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如果说，叔叔当初对自己严父般的抚爱是受父亲之托在尽当叔叔的责任，那么，自己现在受先主之托，也应当尽自己当长辈的责任。诸葛亮有自己的儿子，诸葛亮已经身为人父了。他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将父爱也给予刘禅。这种父爱也洋溢在《前出师表》中：在“诚宜开张圣听”这段话中，诸葛亮虽然也称刘禅为陛下，但其表达意思的语句，都是你应该怎样怎样，不该怎样怎样，就像严父在训导自己的孩子。
为了使刘禅在自己远出北伐期间不犯错误，不误国事，诸葛亮对国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他不但留下张裔、蒋琬管理丞相府中的事务，而且留下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管理宫中之事，让向宠留下来管理军营之事。这些人都是诸葛亮苦心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或志虑忠纯、良厚笃实，或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诸葛亮一再叮嘱刘禅，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先咨询郭攸之、费祎、董允，然后再实行，营中的事要问过向宠再作决定。对国事管得这样细微具体，可见在他一片忠心的深处，还隐藏着一片苦心。
对蜀汉政权的忠心是《前出师表》中所反映的诸葛亮的最本质的心态。对蜀汉政治前途的担心，对蜀汉后主的关心，对蜀汉人事安排的苦心，无不体现着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忠心。中国古代士人有为知己者死的准则，而刘备就是诸葛亮的知己。诸葛亮“许先帝以驱驰”，是被刘备的真诚、信任和志同道合所感动。三顾布衣诸葛亮于草庐之中，是刘备的真诚；夷陵败军之际，蜀汉危难之间，将振兴之业托与诸葛亮，是对他的信任；刘备临终，希望诸葛亮能继续兴复汉室的大业，是二人的志同道合。诸葛亮的忠诚，是对君臣鱼水之谊的忠诚，对自己职责的忠诚，对自己所追求事业的忠诚。
诸葛亮的雄心，就是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个远大的目标，激励着诸葛亮挥军北上夺取关陇，建立关陇根据地，与孙吴合击中原的斗志。诸葛亮对建立关陇根据地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认为，尽管曹魏的力量很强大，夺取关陇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但如果积极进取，充分发挥人谋的作用，是会实现占据关陇的目标的。“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北伐必胜的信心。
出师北伐前，尽管诸葛亮的心态是复杂的，但他对北伐必定达到预期目的是信心十足的。
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军北伐，临行前，后主刘禅下达伐魏诏书，主要有如下内容。
第一，昭示征讨对象罪行于天下。诏书说：“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
第二，指出了伐魏时机的成熟。诏书回顾了刘备创建霸业以来君臣戮力同心的情景，叙述了北伐的三个有利时机。首先是蜀汉首脑“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其次是曹丕陨丧，“斯所谓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最后是“残类余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
第三，列举了北伐取胜的有利因素：“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昔项籍总一强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于东城，宗族焚如，为笑千载，皆不以义，陵上虐下故也。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庶凭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犄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即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
第四，宣布了对敌政策：“今旖麾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有能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有能规利害、审逆顺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若其迷沉不返，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广宣恩威，贷其元帅，吊其残民。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
这是一篇讨魏檄文。这篇檄文虽是以刘禅诏书形式发的，但真正的作者却是诸葛亮。
檄文只是一种宣传攻势，用以灭敌威风，所以视敌人若草芥；用以长己志气，所以文字激扬，气吞山河。
二
蜀汉建兴五年春，诸葛亮率军北上，在汉水北面的阳平（关隘名，在今陕西勉县西郊）、石马（城名，在今陕西勉县东）扎下大营，屯兵于汉中。
汉中，位于益州北部边陲，西通陇右，南控巴蜀，北屏秦岭，东抵荆襄，进可借山径达秦陇争关中，退可凭山险安于“独守之国”。故顾祖禹说：“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巴蜀之重在汉中”。
这里有发达的农业生产。这里山环水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源丰富。早在刘邦做汉中王时，就令萧何开堰建塘，兴修水利设施。刘邦与项羽争战时，汉中成了刘邦供给军粮的后方基地。至今，汉中还存有当年萧何修建的“山河堰”、“流殊堰”、“王道池”、“小道池”、“顺池”、“草池”、“月池”、“南江池”等水利设施。
这里地处北伐曹魏的前线。有几条道路可达关中陇右：进入秦岭，沿子午谷道向北行六百六十华里，便可到达长安以南。进入秦岭，沿褒斜谷道向北行四百七十华里，便可到达陕西扶风以南。西出阳平关北上，经故道、散关，便可进入陇东。西出阳平关西北行，经略阳、成县，便可到达祁山。
从哪方面看，汉中都是屯兵北伐的战略要地。
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消息传到曹魏，立刻在曹魏朝中引起强烈的反映。很多人主张派大军征讨蜀汉，魏明帝也想下诏出兵。唯独孙资不同意，他对魏明帝说：
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疲弊。
孙资这番话语，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意思，不要理会诸葛亮屯兵汉中，只需分据险要，休养将士，等待敌人自疲。显然，孙资这番话是劝明帝继续坚持“先求文治，后建武功”的方针。由此看来，曹魏并未发觉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战略意图。
就在诸葛亮屯兵汉中，积极准备北伐之际，他苦心经营起来的另一条战线——新城孟达方面却出了问题。
自从孟达决定重回蜀汉怀抱后，就一直做着起事的准备工作。诸葛亮原来的布置是：让孟达举事与自己出兵同时进行，借孟达的力量配合自己北伐。诸葛亮知道，越是举事的日期临近，越需要小心谨慎。他写信嘱咐孟达，要小心从事，尤其要警惕屯驻宛城负责南部事务的司马懿。不料孟达却满不在乎，他给诸葛亮回信说：“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我新城一千二百里。司马懿知道我举事，首先要请示魏帝，等他得到批示再发兵到我这里，起码要用一个月。一个月内，我城已固。况且，我所在深险，司马懿不可能亲自前来。若是别的将领来，我一点也不害怕。”就在诸葛亮屯兵汉中这年年底，孟达谋反之事败露。司马懿星夜兼程，仅用了八天便赶到新城，又用了十六天将新城攻克，诛杀了孟达。
对于孟达之败，诸葛亮没有采取积极挽救措施。史书上说是因为诸葛亮知道孟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细想起来，诸葛亮不救孟达的原因恐怕还不止于此。
诸葛亮从汉中北伐，当然需要东线的配合，但东线配合的重点是孙吴而不是新城孟达。因为此时，蜀汉早已放弃了从荆州出兵的打算，在经过修改后的战略计划中，新城一线的战略地位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了。只要孙吴在东线加以配合，新城孟达的意义只不过是对魏军的钳制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事实上，自从诸葛亮准备北伐以来，孙吴在东线就采取了配合的态度。曹魏黄初七年（226）八月，孙权率兵攻打曹魏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西南），守江夏郡的是曹魏大将文聘。当时大雨滂沱，城栅崩坏，百姓散在田野，来不及修补。在这种情况下，文聘决定用潜默之计疑惑孙权。他下令城中人全部藏匿起来，使孙权看不到城中有人，自己则卧舍中不起。孙权果然疑惑，对其部下说：“北方人都说文聘是忠臣，所以把江夏郡交给他镇守。如今我来而他不动，这不是他有密谋，就是有外兵相救。”便止兵不前。恰在此时，曹魏派出慰劳边境的治书侍御史荀禹来到江夏，他调发了所经县的兵力和随从自己的步骑乘山举火，孙权见了，害怕中计，急忙退走。与此同时，孙权还派诸葛谨、张霸等人进攻襄阳、寻阳等地，魏明帝急派司马懿、曹真等分别率兵抵御。孙吴对曹魏发动的这些进攻，正是诸葛亮屯兵汉中的前一年。这些进攻虽未取得胜利，却表明了孙吴与诸葛亮东西配合的态度。诸葛亮认为，有了孙吴的配合，自己就要集中全力北进关陇，不能再分出兵力去东援新城。这也是诸葛亮不救孟达的一个原因。
诸葛亮不救孟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自从建安二十三年（218）蜀汉与曹魏在汉中发生激战以后，十多年来，蜀汉一直没有和曹魏发生过军事冲突，特别是刘备去世后，蜀汉闭关息民，寂然无声。诸葛亮屯兵汉中，也没引起曹魏在西线部署的变动，说明曹魏并不了解诸葛亮屯兵汉中的战略意图。这正有利于诸葛亮出其不意对曹魏发动攻击。不救孟达，示魏军以弱，装出一副闭关自守的样子，这更有利于北伐的出奇制胜。
对待盟友见死不救，这从人情上讲是残酷的，但从军事角度看又是正常的。《晋书·宣帝纪》记载：
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指司马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为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
这个记载，说诸葛亮为了促使孟达举兵，竟派人故意将孟达欲反的消息泄露给司马懿，这显然是曲解了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