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伊尹毋变殷，太公毋变周，则汤、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必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是以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谤。(而辗小变而失长便，故邹贾非载旅。狎习于乱而容于治，故郑人不能归。)
【译文】
人君的过错，就在于已经委任大臣了，反而又总是和未被任用的人去一起防范他，这样未被任用者的意见必定跟所任用者相对立，而君主反为未被任用者所控制。现在和君主一道防备人的人，就是君主过去所要防范的人。人君不能明定法治去抑制大臣的威风，就没有办法得到百姓的信赖。君主放弃法治而用臣防臣，相互爱护的就互相勾结而吹捧，不睦的就各自结党互相攻击。诽谤和吹捧相争，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人臣的，不是互相吹捧、托人说情就没有办法得到高官厚禄，不是违法专权就没有办法树立威风，不假借忠信的名义就没有办法逃避禁令。这三项就是迷惑君主败坏法治的手段。君主要使有智慧和才能的臣子，不得违背法治而专权；有贤能行为的，不能无功受赏；有忠信的品德的，不能放弃法治而无视禁令。这就叫做明法。
人君有的被事业所诱惑，有的被巧言所蒙蔽，这两种情况是不能不考察的。人臣中有的把事情说得很轻易能做好，用的费用少，却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被引诱而不加考察，因而赞扬他，那么大臣反而用事情来控制君主。这种情况就叫诱，被事业引诱的人就会被祸患所困。他对君主进言时要求的费用少，下去办事花费多，尽管办事有功，但他说话不诚实。不诚实是有罪的，即使办事有功也不奖赏，群臣也就不敢再用花言巧语来迷惑君主了。做人君的办法是，如果人臣先前说的和后来的情况不符，或者后来说的和先前的情况不一致，办事虽有功，也一定要使他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任用臣下的法则。
人臣为君主筹办事情又怕别人反对，就先作出假设说：“谁议论这事，谁就是嫉妒。”君主把这话藏在心里，不再接受群臣的意见；群臣害怕他说嫉妒，就不敢议论这事了。这两种威势得以发挥，忠臣的话就听不进去而只相信被人们吹捧的奸臣了。像这种情形就是被巧言所蒙蔽，被巧言所蒙蔽就是被奸臣控制了。做君主的办法，就是使人臣一定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又要负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责任。说话没有头尾，辩解没有应验的，这就是说话不当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以维持其重要职位，这就是该说而不说的责任。君主对臣下的建议，一定要考察他建议的原因，从而责成实效；对不说话的也一定要问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他的责任，于是臣下就不敢胡说了，又不敢沉默不语，说与不说都是有责任的。
君主想做一件事，对那事的原委还不清楚，但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如果办了，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一定会有害。懂得这个道理，就要顺应事理而放弃主观欲望。办事要有根据，估计收益多而花费少，就可以办。昏暗的君主则不然了，算计收益，却不考虑花费，花费尽管超出一倍，却不知道利害，这样就只有名而无实了。这就是功小而害大。大凡称之为功的，收入多而花费少，才可称为功。如今浪费多大都没有罪，而收益少也是功，那么臣下就以大量的花费而成就小功，而小功对君主却有害。
不了解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更改常规。”变与不变，圣人不理睬，只要能正确治理国家行了。既然如此，古法的变与不变，常规的改与不改，就在于古法常规的可行不可行。如果伊尹不革新殷朝的法令制度，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法令制度，那么商汤王、周武王就不能统一天下。管仲不改变齐国的法令制度，郭偃不革新晋国的法令制度，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能称霸诸侯了。大凡人们很难改变古法的原因，就是害怕改变百姓安于旧传统旧习惯。所谓不改变古法，就是重蹈乱国的覆辙；所谓顺应民心，也就是放任奸邪的行为。百姓愚昧而不明治乱，君上懦弱而不能革新，这就是治国的大错。做人君的，英明而清楚了解治国之要，一定厉行，虽然违背百姓的意愿，也一定要确定治国之法。这说法的证明是，商鞅无论在家或外出都有人手持长矛、盾牌来戒备。所以郭偃治国一开始，晋文公身旁就有卫士；管仲治国一开始，齐桓公就有武装的战车，这些就是防范百姓的措施。这说法的证明是愚昧鲁莽懒散怠惰的百姓，总是只顾个人微小的损失而不顾国家的大利。(因为原文有脱落，所以译文略)
饰邪
【原文】
凿龟数策，兆日“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策，兆日“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剧辛之事燕，无功而社稷危；邹衍之事燕，无功而国道绝。赵代先得意于燕，后得意于齐，国乱节高，自以为与秦提衡，非赵龟神而燕龟欺也。赵又尝凿龟数策而北伐燕，将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党矣，兵至厘而六城拔矣；至阳城，秦拔邺矣；庞援揄兵而南，则鄣尽矣。臣故曰：赵龟虽无远见于燕，且宜近见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实，救燕有有名。赵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龟神而赵龟欺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译文】
钻龟甲、数蓍草来占卜，得到大吉的预兆，而据此去攻燕国的是赵国。钻龟甲、数蓍草来占卜，得到大吉的预兆，而据此去攻赵国的是燕国。剧辛辅佐燕国，不但没有功而且使国家垂危；邹衍辅佐燕国，不但没有功而且使国家几乎灭绝。赵国先是在攻燕国时取得满意的结果，后来攻齐国又打了胜仗，国家虽乱可是士气很高，自以为跟秦国不相上下了，这并不是赵国的龟甲灵而是燕国的龟甲骗人。赵国又曾经钻龟甲、数蓍草来占卜而北伐燕国，将要胁迫燕国使之抗秦，预兆显示大吉。可是刚开始攻打燕国，秦国就进兵上党了，赵兵进到厘邑而赵国的六座城池已被秦攻占了；赵兵到了阳城，邺城又被秦国攻占了；庞煖引兵向南回救，可是鄣地一带又全被攻占了。所以臣说：赵国的龟甲对燕国虽然缺乏远见，可是对邻近的秦国应该有所预见。秦国根据他占卜的预兆大吉，开拓了疆土且有实利，救燕国又有了名声。赵国也是根据他的预兆大吉，土地被分割，士兵受屈辱，君主饮恨而死。这并不是秦国的龟甲灵而是赵国的龟甲骗人。当初，魏国好几年向东进攻定陶和卫国，把这一带都攻占了，又有好几年向西进攻，几乎丢了整个国家，这并不是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等吉星那几年都在西方，也不是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等凶星那几年都在东方。所以说：龟甲蓍草这些神灵鬼怪，不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败，星辰的方位是左是右或背或向，不足以判断军事的胜负。尽管如此，还要坚持这种观点，可真是愚蠢不过的了。
【原文】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曹恃齐而不听宋，齐攻荆而宋灭曹。邢恃吴而不听齐，越伐吴而齐灭邢。许恃荆而不听魏，荆攻宋而魏灭许。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加兵许、鄢，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而韩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愿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
【译文】
古代君主尽心尽力革新民众观念，大力阐明法令制度。法令制度严明，忠臣就能奋勉；刑罚坚决，奸臣就会停止为非。忠臣奋勉，奸臣停止为非，得以广拓疆土，君主又受到尊崇，秦国就是如此；群臣互相勾结，用以破坏国家法纪，营私舞弊，则疆土日削，君主就地位下降，山东六国就是这样。混乱弱小的国家衰亡，这是人类社会的实际；清明强大的国家统一天下，自古就有这个道理。越王勾践仰仗大朋之龟占卜吉兆同吴国交战而败北，当了阶下囚而去吴国服贱役；回国以后，抛弃龟甲，严明法治，革新百姓的陈旧思想，而求消灭吴国，结果是吴王夫差战败被擒。所以依靠鬼怪神灵的就会忽视法治，依靠外国援助的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曹国仰仗齐国而不听从宋国，当齐国攻打楚国时，宋国趁机就把曹国给灭了。邢国仰仗吴国而不听从齐国，越国攻伐吴国时，而齐国趁机就把邢国给灭了。许国仰仗楚国而不听从魏国，楚国攻打宋国时，而魏国趁机就把许国给灭了。郑国仰仗魏国而不听从韩国，魏国攻打楚国时，而韩国趁机就把郑国给灭了。如今韩国国小而仰仗大国，君主忽视治国而听从秦、魏，仰仗齐、楚可以利用，而国小也就加速了它的灭亡。所以依靠别国是不足以开拓疆土的，而韩国却是视而不见。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对许、鄢用兵，齐国攻打任、扈而夺取魏国的领地，这些都说明依靠大国是不足以保全韩国的，而韩国却不知道。这些都是不严明法制禁令来治理国家，单依靠外力的支持才使国家灭亡的。
所以臣说：明确治国之道，国家虽小，但是富裕；赏罚谨慎守信，百姓虽少，但是强盛。赏罚没有法度，国家虽大，士兵懦弱，土地不是它的领土，百姓不是它的人民。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尧、舜也没有办法统一天下，即使是在夏、商、周三代也无法强盛起来。而且君主又是错误地赏予，人臣又是白白地捞取。放弃法治而称颂先王之功的人，君主就会把国政托付给他。所以臣说：这是希望有古代那样的功绩，拿古代君王给有功者的奖赏去赏赐今天那些空谈先王之功的人。君主因此而错误地赐予奖赏，臣下也就白白地捞取。君主错误地赐予奖赏，臣下就希望侥幸捞得；臣下白白地捞得奖赏，有功者就不尊贵了。无功者受赏，财力就要匮乏而百姓怨恨；财力匮乏而百姓怨恨，百姓就再也不会为君主效力了。所以错乱赏赐的就会失去民心，错乱用刑的则百姓就不畏惧。有奖赏也不足以鼓励建功，有刑罚也不足以禁止为非，那国家即使很大，也一定很危险。
【原文】
故曰：小知不可使谋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恭王伤。酣战，而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其友竖谷阳奉卮酒而进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竖谷阳曰：“非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为人嗜酒，甘之，不能绝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恭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寡人目亲伤。所恃者司马，司马又如此，是亡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寡人无与复战矣。”罢师而去之，斩子反以为大戮。故曰：竖谷阳之进酒也，非以端恶子反也，实心以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贼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
【译文】
所以说：耍小聪明的不可以让他谋划事情，效忠个人的不可以让他主管法制。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大战，楚师战败，共王受伤。当交战正激烈的时候，楚司马子反渴了，要喝水，他的亲信小童谷阳捧了一壶酒献上。子反说：“去，这是酒。”小童谷阳说：“不是。”子反接过来就喝了。子反为人嗜酒，喝起来就美得不行，就再也不能不喝了，最后醉倒就睡了。共王想要再打，要跟他商量，派人召子反，子反以心病为借口没有去。共王驾车就去看他，刚进帐篷闻到酒气就回来了，说：“今天的战斗，寡人的眼睛受伤了。我所依靠的是司马，可是司马又是这个样子，这是忘掉了楚国而又不顾惜我的士兵呵！寡人没有帮手再打了。”于是就撤兵回去了，杀了子反，并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所以说：小童谷阳献酒，并不是本心恨子反，而是真心效忠而爱他，但是恰恰把他害死了。这就是尽小忠反而成了害大忠。所以说：小忠正是大忠的祸害。如果让尽小忠的人主管法制，那就必将赦免与他亲近的人的罪过以表相爱，这就同下面的人相安无事了，然而却妨害了治理百姓之大事。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