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毒自杀的饶大炮，搅扰了父亲，也搅乱了我们的愉快心情。讨人嫌啊，大水又不是冲你一个人涨的，受灾的人多了，别人活得下去，偏偏就是你活不下去了，要死也熬过了年再说啊。大过年的，你不安宁让别人也跟着受罪。我们母子三人潦草地吃了点儿东西，就坐到火垄里烤火，话也懒得说，鞭也懒得放，就那么默默地呆着。
冬日天短，不经意间就黑了。夜风起了，窜上屋檐，摇动树梢，呜呜咽咽的，铺展出凄凉的声响。远近的人家，大多点起了灯笼，荧荧的红光颤抖抖的，一不小心就会熄灭的样儿，叫人说不出的担心。山野失了阳光的温暖，也没了软润的温柔，只沉入冰冷的僵硬之中，像一位哀伤的老人静静地立着。
就在我们恹恹欲睡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咚”地一声坐下来，就像木雕一般没了声息。
“咋样儿，饶大炮没事吧？”母亲迫不急待地问。
“说不准，还没醒过来呢。”父亲没精打采地答。
“真是的啊，就算村里没安排好，我们自己不吃，也把供应本给了他，加起来也够他吃个把月了，咋就喝了农药呢？”母亲望着火苗，茫然自语。
“事已出了，还说那些没油盐的话干啥？”父亲摇摇头，“过年，我们过年，做夜饭去，响午没团成年，晚上补上。嗯，灯笼咋不点呢，黑灯瞎火的，别人见了，还真以为出了塌天的大事。莫影响大伙儿的情绪。”说着，父亲就站了起来。
忙碌一番过后，父亲坐下来，轻轻地拧了拧我们的耳朵，估计是要来点儿温馨的调笑的，还没张口，曹福全又来了。烦死人了，不是这个来就是那个来，不是这事就是那事，还叫人过年吗？我们在心里抱怨着，极不情愿地给曹福全让了座儿。
曹福全先没提饶大炮，他跟父亲说起了舅舅和舅母。
父亲没有亲自到河南去接舅舅和舅母，他们还是回来了。过年了，肯定不能在外边浪着。关键是，他们乘着水灾这一天赐良机，完成了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使命。
各扒各的山，各种各的田，各挣各的钱，各吃各的饭。农村工作虽然单纯，也绝不是常人设想的那么简单。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然而，父亲领导下的农民的许多做法却是他难以理喻和意想不到的，包括他的至亲我的舅舅和舅母。
舅母有了第三胎，这尽管是他们蓄谋已久的结果，表面上却要装出不期而至的无奈。他们正在盘算着如何逃避村干部的追查，使混沌中的生命一见天日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洪水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出走河南。灾后艰辛的压力是堂皇的借口，躲避流产的狡黠才是真实的目的。
避开村人，远走河南，潜心孕育，孩子一旦降生，任何人都不会扼杀生命于摇篮。正是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舅舅和舅母才有恃无恐把孩子生了下来。满月以后，他们回来了。虽然寒冷把暗夜挤压得如同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但到了第二天，他们有了第三胎的消息仍然传了开去。倘若国家网开一面，从此以后让全村的妇女敞开肚皮生育，这就算不得个事儿。事实上，国家不可能网开一面，父亲也就不能放任自流。
父亲安排曹福全去了舅舅家。关于计划生育，村里的规矩是，一胎生，二胎管，三胎坚决搞流产，生下来了要罚款。罚多少是个准呢，起码是四千。试想一下，冷一瓢热一瓢拖拖拉拉一年光景喂头猪，也不过四百元，四千元得十头猪，也就是说，需要十年的辛劳呢。三间瓦房还必须是有点儿成色让人瞧得上眼的，出手顶多两千元。于山村农民来说，四千元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巨款。
曹福全没见到舅舅，他只能跟舅母说话。舅母说，我说话没有弯儿拐，喜欢直来直去。生娃子可不像点苞谷，你说点就点，说不点就不点，不定啥时候撞上了，想抓也抓不掉。我坚决拥护党的计划生育政策，主动找妇女主任装了环儿，准备摁住肚皮扮苗条呢，他却悄无声息地来了。用你们的话说，是实施了避孕措施以后怀上的。这过错不在于我而在于政府，我还要找你们赔偿损失呢，青春损失、精神损失、误工损失，算算多少钱，把这个给我了，我就交罚款。
曹福全毕竟是村文书，不会听任舅母的误导，把问题引到死胡同而不可解决。他说，劁猪佬也还有失手的时候呢，一刀下去没割干净，那猪就成了走花子，公不公母不母疯不疯颠不颠的，杀出来的肉都煮不烂，没有哪个找劁猪佬的事儿吧。弯弯棍儿打人，总得有一头落实的，你要了孩子，就得破皮拿点儿钱出来。村里的规矩是对大家不是对你一人，别人生了三胎，也说是戴着环的，还敢说是结了扎的，那就纠缠不清了。不管你是不是走花子，娃子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你不交罚款恐怕说不过去。我再多说一句，今儿可是许书记安排我们来的，你要抗着不交，就是跟你哥哥过不去。今后，你哥哥说话，看哪个还听他的。是亲有三故，你得给你哥哥捧台子。
舅母沉默着，曹福全估摸着自己的政治攻势有了效果，就赶紧弄个台阶给舅母垫上。我晓得你们今年拿不出钱来，俗话说，一贫如洗。大水把能值点儿钱的东西都冲走了，艰难着不是？这样搞，明年正月以里，你就是屙血，也要把钱交到村里。计划生育可是国策，谁都抗拒不了的。曹福全知道，农民天生胆小，再祭出国策这个尚方宝剑，舅母肯定不敢以卵击石了。同时，也为刚才说的话上了一把锁，任何人都休想把它打开。
可是，现在，曹福全却要主动打开这把锁。他跟父亲说：“这事儿办的，我总觉得不熨帖，几次给李官仁书记汇报，要把它挽回来，现在总算有了眉目。李书记表态了，大灾之年，连命都顾不住，还管的什么大肚子，生了就生了，等肚子不闹饥荒了再说。何况，戴着环儿也是实情，计划生育部门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这两个前提，许书记在老百姓面前也好说话了，咋说也要给他个面子吧。当干部连一点儿实惠都得不到，谁还替共产党卖命啊。
有了这件事情作铺垫，曹福全才提起饶大炮。他以不可遏制的愤怒将饶大炮痛骂了一遍之后，说：“他若是命不该绝苟延残喘，余一口气儿活过来，也算我们烧了高香，大家都能逃过一劫。他要是一命呜呼了，许书记呀，事可就大了。李官仁书记说，赈灾不力，闹出人命，他有责任，我们更有责任。镇委处分了他，斧打凿而木，他回家侍弄一亩三分地之前，也要把我们撸下去。许书记呀，区区小事断送了你我的政治生命，多不值得呀。您拿个主意吧，咋说也要把这事儿扛过去！”
父亲抬起头，眯缝着的眼睛陡然睁开。他瞪住曹福全，说：“饶大炮的事和计划生育根本不能混为一谈。饶大炮喝下农药，你我包括李官仁书记，虽没有捏着鼻子给他灌下去，算不上直接凶手，也属于间接谋杀。饶大炮为啥子要喝农药，救济粮的分发有没有手脚，你我的工作存在哪些失误，这个责任肯定要查。现在，饶大炮躺在医院里，影响大了去了，谁也没办法遮掩，谁也无权遮掩！事情明了了，该你负的责任你也说不脱，该我负的责任我不说二话。计划生育是国策，如何执行有硬杠杠摆着，从严惩罚和马虎偏袒都不行。还是那句话，我们当了这个家，就要为一家老小着想，既不能不顾老婆讨好儿子，也不能不顾儿子讨好老婆。否则，你那个家庭就要破裂，你就会无家可当。
就像城里人瞧不起人时常说的那句话一样，父亲真是个农民。农民的执拗是众所周知的，如果留意一下关于执拗的比喻，你会惊奇地发现，它们都与农村和农民有关。
父亲没有拿出主意不说，还把话说得如同刀子一般锋利，令曹福全极其的尴尬和不快，他站起来，悻悻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