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概述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说，一切由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现象均可称文化。狭义而言，则专指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与制度等等。目前，人们爱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常把二者截然分开。但很少有人注意，有不少介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文明。它既不像思想、观念、文学、艺术、法律、制度等全属于精神范畴，也不像物质生产那样完全以物质形式来出现，而是以物质为载体，或在物质生活中渗透着明显的精神内容。我们可以把这种文明称之为“中介文明”或“中介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中介文化”。茶，对于人来说，首先是以物质形式出现，并以其实用价值发生作用的。但在中国，当它发展到一定时期便注入深刻的文化内容，产生精神和社会功用。饮茶艺术化，使人得到精神享受，产生一种美妙的境界，是为茶艺。茶艺中贯彻着儒、道、佛诸家的深刻哲理和高深的思想，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手段，而且是增进修养，助人内省，使人明心见性的功夫。当此之时，茶之为用，其解渴醒脑的作用已被放到次要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茶文化。大千世界，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已无可计数，但并非均能介入精神领域而称之为文化。稻粱瓜蔬，兽肉禽卵，皆人类生存所用，却不见有人说“菠菜文化”、“牛肉文化”。在中国人常说的“开门七件事”中，亦仅仅是茶受到格外的青睐而被纳入“文化”行列。在中国，类似的中介文化还有不少，但也并非处处可以滥用。即以饮食而言，除了茶文化之外，最能享受此誉的莫过于酒文化与菜肴文化体系。然而，若论其高雅深沉，形神兼备以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度，皆不及茶。有人说，酒是火的性格，更接近西方文化的率直；茶是水的性格，更适于东方文化的柔韧幽深。这很有一些道理。
不过，茶文化既然是一种中介文化，当然仍离不开其自然属性。所以，我们仍要从它的一般状况谈起，从其自然发展人手，探讨其如何从物质到精神。
中国能形成茶文化，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关于后者，以下有专章论述，在此先谈自然条件。
中国是茶之故乡，无论原产地、最早发现茶的用途、饮茶、人工种茶和制茶，都是从中国开始。本来，这已是世界早有定论的问题。不过，人若倒了霉，是你的，人家也会说不是你的。关于茶的原产地之争论便是如此。
某种树木原产地的确定，一般说有三条根据，一是文献记载何地最早；二是原生树的发现；三是语音学的源流考证。从这三条看，茶的原产地在中国无可争议。
然而，在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古老文明在现代科学面前已明显地相形见绌，什么物种原理，语音学等等，很晚才为知识界所了解。不知原理，自然无从论证。西方人正想贬低中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把伏羲、神农、女祸都说成是古埃及、巴比伦或印度的部落酋长。中国人的祖宗都被说成了外国人，一叶茶，一棵树何足道哉！但中国的茶毕竟在世界上名声太大了，这不能不引起西方人的注意，想说茶不是中国原产毕竟要找点根据。1824年，英国军人勃鲁氏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发现了大茶树，从此，便有人以此孤证为据，说茶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如英国植物学家勃来克、勃朗、叶卜生和日本加藤繁等人皆追随此说。他们说判断原产地的惟一标准是大茶树，中国没有大茶树的报告，印度发现了大茶树，原产地惟一可能在印度。茶学界称这种观点叫“原产地印度一元论”。可是，当中国早已知茶、用茶时，印度尚不知茶为何物。中国用茶已几千年，印度却是从18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输入中国茶种。不考虑中国毕竟难以服人。于是，又出现了“原产地二元说”，其代表是荷兰的科恩司徒。他认为，大叶茶原种在印度，小叶茶原种在中国。然而，不论印度和中国都是东方，对一向傲气十足的西方人来说可能还不满足，于是又出现一种“多元说”。其代表是美国的威廉·乌克斯，他主张“凡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地区都是原产地”。这种说法，好比说有条件生孩子的女人都生过孩子一样可笑。理由呢，还是说中国没有大茶树的报告。
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原生茶树报告，中国的确出现很晚。但中国古籍中关于大茶树的记载却很早就有。《神异记》说：东汉永嘉年间余姚人卢洪进山采茶，遇到传说中的神仙丹丘子，指示给他一棵大茶树。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则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如果说，丹丘子指示大茶树还是传说，被称为“茶圣”的陆羽，则是长期对各地产茶情况进行过许多调查研究的，他的记述，应该说也属于“报告”之类了。宋人所著《东溪试茶录》也曾说，建茶皆乔木，树高丈余。此类记述在其他古籍中还多得很。
本世纪以来，关于我国大茶树的正式调查报告便更多了。不仅南方有大茶树，甚至北方也有发现。30年代，孟安俊在河北晋县发现二十多株大茶树，同时期山西浮山县也发现大茶树。1940年，日本人在北纬36°的胶济铁路附近发现一棵大茶树，粗达三抱，当地人称为“茶树爷”。新中国建立后，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更发现许多更大的茶树。云南勐海大茶树有高达32米的，一般也在10米以上。贵州大茶树最高者达13米，10米以下的更常见。四川大茶树四、五米者为多。其他如广西、广东、湖南、福建、江西等省均有发现。据此，植物学家又结合地质变迁，考古论证，确定我国云贵高原为茶的原产地无疑。
中国不仅最早发现茶，而且最早使用。
中国浩繁的古籍中，茶的记载不可胜数。当中国人发现茶并开始使用时，西方许多国家尚无史册可谈。《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古代“荼”与“茶”字通，是说神农氏为考查对人有用的植物亲尝百草，以致多次中毒，得到茶方自解救。传说的时代固不可当作信史，但它说明我国发现茶确实很早。《神农本草经》从战国开始写作，到汉代正式成书。这则记载说明，起码在战国之前人们已对茶相当熟悉。《尔雅》载：“槚，苦荼”。《尔雅》据说为周武王之辅臣周公旦所作，果如此，周初便正式用茶了。《华阳国志》亦载，周初巴蜀给武王的贡品中有“芳蒻、香茗”，也是把中原用茶时间定于周初。茶原产于以大娄山为中心的云贵高原，后随江河交通流入四川。武王伐纣，西南诸夷从征，其中有蜀，蜀人将茶带人中原，周公知茶，当有所据。以此而论，川蜀知茶当上推至商。此时，茶主要是作药用。有人根据《晏子春秋》记载，说晏婴为齐相时生活简朴，每餐不过吃些米饭，最多有“三弋五卵，茗菜而已”。由此而认为战国时曾有过以茶为菜用的阶段。但有人考证，此处之“茗菜”非指茶，而是另一种野菜。所以，“菜用”说暂可置而不论。
茶的最大实用价值是作为饮料。我国饮茶最早起于西南产茶盛地。周初巴蜀向武王贡茶作何用途无可稽考，从道理上说，滇川之地饮茶当然应早于中原。饮茶的正式记载见于汉代。《华阳国志》载：“自西汉至晋，二百年间，涪陵、什邡、南安（今剑阁）、武阳（今彭山）皆出名茶”。茶在这一时期被大量饮用有两个条件。第一，是由于秦统一全国，随着交通发展，滇蜀之茶已北向秦岭，东入两湖之地，从西南而走向中原。这一点首先由考古发现得到证明。众所周知，著名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有一箱茶叶被发现。另外，湖北江陵之马山曾发现西汉墓群，在168号汉墓中，曾出土一具古尸，同时也发现一箱茶叶。墓主人为西汉文帝时人，比马王堆汉墓又早了许多年。由此证明，西汉初贵族中就有以茶为随葬品的风气。倘若江汉之地不产茶，便不可能大量随葬。第二，此时茶已从由原生树采摘发展到大量人工种植。我国自何时开始人工植茶尚有争议。庄晚芳先生根据《华阳国志》中的《巴志》：“园有方蒻、香茗”的记载，认为周武王封宗室于巴，巴王苑囿中已有茶，说明人工植茶可始于周初，据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对此，有人认为尚可商榷。但到汉代许多地方已开始人工种茶则已为茶学界所公认。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说：“西汉有僧从表岭来，以茶实蒙山”。《四川通志》载，蒙山茶为“汉代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真者手植，至今不长不灭，共八小株”。这都是说的蒙山自西汉植茶。不过还不是大面积种植。而到东汉，便有了汉王至茗岭“课僮艺茶”的记述，同时有了汉朝名士葛玄在天台山设“茶之圃”的记载，种植想必不少。
汉代，茶已开始买卖，汉人王褒写的《僮约》即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具”的记载。至于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更是人所共知。文君当炉，卖的是茶是酒众说不一。不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确实已把茶列入药品。
从语音学考察，更说明茶原产于中国。世界各国对茶的读音，基本由我国广东语、福建厦门语和现代普通话的“茶”字三种语音所构成。这也证明茶是由中国向其他国家传播的。
谈茶的自然发展史已很多，好像离开了“中国茶文化”这个本题。其实，这只是想说明：在茶的故乡，最早发现茶、使用茶、制茶、饮茶，所以有形成茶文化的自然条件。
然而这还不够。中国的特产很多，为什么只有茶形成这样独特的文化形式？我想其中有个重要奥秘，就是茶的自然功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师法自然”，“五行协调”，以及儒家的“情景合一”、中庸、内省的大道理相吻合了。茶生于名山秀水之间，其性中平而味苦。茶能醒恼，且对益智精神，升清降浊，疏通经络有特殊作用。于是，文人用以激发文思，道家用以修身养性，佛家用以解睡助禅。中国最早的“茶癖”，不是文人，便是道士、隐士，或释家弟子。人们从饮茶中与山水自然结为一体，接受天地雨露的恩惠，调和人间的纷解，浇开胸中的块垒，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这样一来，茶的自然属性便与中国古老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了。所以，中国人一开始饮茶便把它提到很高的品位。
在中国，茶之为用，决不像西方人喝咖啡、吃罐头那样简单，不了解东方文化的特点，不了解中国文明的真谛，就不可能了解中国茶文化的精髓，而只能求得形式和皮毛。茶与中国的人文精神一旦结合，它的功用便远远超出其自然使用价值。只有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我们才可能深入到中国茶文化的内部。因此，在我们正式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具体内容之前，便要开宗明义，直接切入这种文化的本质。
茶文化特征
中国茶文化的产生有特殊的环境与土壤。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完美的形式，而且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创造。
谈起茶文化，有人把中国茶叶发展史等同于茶文化史，以为加上了人文的历史条件，茶叶学便变成茶文化。有的则以为，凡是与茶沾边的文化凑到一起，便可称为茶文化。比如，吟茶诗，作茶画，唱茶歌，一个采茶扑蝶的舞踏，一幅各种变体的“茶”字书法作品，这些东西加到一起，便称为“茶文化”。顶多再加上些饮茶的习俗和方法，便认为是“文化学”了。不可否认，以上内容与茶文化关系很大，甚至也可以包含在“中国茶文化”这个概念之内，但它们并不是中国茶文化的全体，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接触到茶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产生这种片面性，主要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茶艺、茶道形式失传太多，至于渗入民间的茶文化精神，又未来得及作一翻“钩沉”、“拾遗”和研究的工作。加之目前以“文化”标榜者又太多，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每一件商品都恨不得插上文化的翅膀，以便十倍、百倍地提高自己的身价。服装上加几个外国字便说：“这是学习西方文化”；加一条龙纹，又说：“这表示东方文化”；至于古老的中国竹编、漆器、陶瓷等当然更理所当然地被加以“文化”的冠冕。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茶文化”也归入此类。其实，哪一种人类的物质创造能说没有一点人文精神的痕迹？都称为“文化”，便有浮泛之弊了。
我们所说的中国茶文化完全不同于以上的各种理解。在中国的历史上，茶不仅是以其历史悠久，文人爱好，诗人吟咏而与文化“结亲”，而是它本身就存在一种从形式到内容，从物态到精神，从人与物的直接关系到茶成为人际关系的媒介，这样一整套道道地地的“文化”。所以，研究茶文化，不是研究茶的生长、培植、制作、化学成分、药学原理、卫生保健作用等自然现象，这是自然科学家的工作。也不是简单把茶叶学加上茶叶考古和茶的发展史。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茶在被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现象。
在当代的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饮茶主要是为消食、解渴、提神。或冲，或泡，或煮；一壶、一杯，一碗；一气饮下，确实体会不出有别于咖啡、可乐之类的“文化味道”。难怪有位日本先生公然宣称：“日本饮茶讲精神，中国人饮茶是功利主义的”。我不想怪罪这位日本朋友对中国历史知识的贫乏，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忘掉了自己的茶文化和茶道精神，怎能去苛求别人？！但是，当我们作为科学研究来对待这个问题时，就必然应以严谨的态度慎重对待“中国茶文化”这几个字了。
历史上中国人饮茶并不像现在这样简单。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茶文化体系，饮茶有道，艺茶有术，中国人是最讲精神的。尤其是中国茶文化中所体现的儒、道、佛各家的思想精髓，物质形式与意念、情操、道德、礼仪结合之巧妙，确实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研究茶文化，就是要重新发掘这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且加以科学的阐释与概括。中国人不喜欢把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截然分开。白天把自己变成一架机器，晚间再寻找纯精神的享受；韭菜、肉馅、面包，半生不熟吃进肚去了事；讲营养而不论品味，中国人是不习惯的。在中国传统中，物质生活中渗透文化精神是很经常的事。但是，像茶文化如此完整而又深沉的内容与形式，也并非很多。所以说，中国茶文化是一支奇葩，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具体来说，中国茶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