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之民，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榛榛狉狉，殆伍禽兽。他们最著的文化是结绳记事。后来因为日常生活所需，乃开“北京人”的尖状器始使用石制、土制，以及木制的种种实用器具。我们中国的雕刻可说是从这时候开始了。后代所发掘的石镞、石斧、石鎚、石钻、石杵、石臼等，可以证实。而当时有一种叫“祏”尤为我国石器时代所可注意的雕刻品。据一般考古家言，这“祏”就是后代木制的供在宗庙里的神位；由此也可知古代人崇拜祖先的思想，发达很早。用石器的时候，同时也有用贝、甲、骨、角制的器具。这些也是我国太古时重要的雕刻品。可惜遗物无法存，文献不足，考证无由，殊深可惜。
山西阳高许家窑人遗址出土。
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自后洪荒渐辟，有巢氏作木器，神农氏教稼穑，伏羲氏制纲，收渔利，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这时风俗渐易，文化渐开，然就雕刻方面言，并无显著的进步。等到黄帝轩辕时代，知道造舟车，制兵器，铬铜铸鼎，这时方有铜器的制作品，此后金属的雕刻艺术品，渐渐的众多了。
从黄帝以后历四代，文化已渐次发达。到了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承其遗业，更发挥光大。社会情形，已由茫昧时代而进于宗法时代。工艺制作品也有了很大进步，雕刻当然也有很好成炎帝陵内的石雕白鹿图和神鹰像司母戊大方鼎绩。此时有玉制的五瑞、五器。所谓五瑞者，即是五等的圭壁；五器者，即是用于祭祀的器具。在旧石器时代的镞、斧、鎚、臼等，已笨重不适用。帝舜时代，便有琢饰之雕琢，文物渐进于粲然之境。
到了三代（夏商周），文化又大发达。夏禹时用文饰铸之于鼎，图成山川奇怪，魑魅魍魉。古器上的文，尤其是云雷文，都是创于夏代的。此外有罍，是一种陶制的乐器，上面雕刻着文。
金银镶嵌龙凤形方案木雕小座屏样。其他雕刻品有鸡彝和黄彝，是装饰于瓦木上的东西。鸡彝的形状似鸡，黄彝的形状似龟之目，并饰以黄金而成。
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铜器鸟尊商代工艺大盛，雕刻益繁。六工各有专职：即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祭祀所用的器具，有了新的创制：如辈、箸尊等。食器上均有刻接。至于铜器都有文饰；其最著者有鼎彝、卤、觎、爵。盘等。一切文饰，古朴清逸；且铭文便于识别，字数极少。近日考古家所谓一字铭，差不多完全限于商器。商器的铭文，最普通者为庚。辛、癸、子、孙、举、木、田、中、非等字。这些字或为当时帝王的名字，或为年代的纪录。亦有镂以图样者，如立戈、横戈、禾斧、矢、车、兕、龙、虎等形；亦有持戈、戟、旗、刀干等之人形。这些都是商器的特征。
夏商二代的文物，到了周朝，便蔚成郁郁乎的文化。《周铜车马礼》一书，原为记述当时实施行政的事实，但于艺术，亦极注意。在工艺方面，以雕刻为最显著。商代的六工，一变而为八材。这八材即是珠、象、玉、石、木、金、革、羽等。其中以玉工尤为重要，并设王府之职，专司刻接服玉、佩玉、含玉、玉敦。六瑞、六器的制度，亦是到了周代始完备。六琅玡刻石瑞是用以分别爵位的崇卑的：一口镇，是雕琢着四镇的山；二日桓圭，是雕琢着宫室的形像；三日信圭，四日躬圭，都是雕琢着人形的；五日谷圭，是雕琢着米粒；六日蒲壁，是雕琢着蒲席文的。六器亦多有雕碾的文饰。
铜器雕镂的制作，在周代更有惊人的成绩。那时有金工分职的制度，以筑氏为削；冶氏为杀矢、戈、戟；凫氏为钟；栗氏为量；锻氏为镈器；桃氏为剑。祭祀宾客的礼器，叫做六彝、六尊。六彝是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雌彝。六尊是牺尊、象尊、壶尊、箸尊、大尊、山尊。这些器具的形式，皆为动物。
周代之石刻，存于今日可称完整的古物者，以‘石鼓”为最可贵；共十个现存北平孔庙大成门左右的两庑下；1307年时，元朝太史郭守敬移置于此的。石鼓高约三尺，大腹若鼓，乃是就生成的一大块圆石，略加镌凿而成的。在唐朝，韩愈辈已替石鼓做过考证。后代学者，亦深加研究过，认为是宣王时的作品。那时宣王巡狩歧阳，由史籀作颂纪功，所以石鼓又名‘猎碣”。此种石刻文字，叫做‘籀文”，与古文不同。所刻诗文共十首，每鼓各载其一，虽文句长短不一，而皆为协韵，其体裁和《诗经》上的作品类似的。大旨是歌颂王在岐山佃鱼的事情：说在水清道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刻平之后，王选了车徒，备了器械，与诸候相会于此，因佃猎而讲武了。这种石鼓是一种纪念碑。东周灭亡之后，秦并吞六国。及始皇即位，虽只有短短的十五年而国即亡了，但其间于艺术上的成就实足惊人。不说阿房宫等建筑的宏壮伟丽，只就雕塑而言，最显著的有金人和钟锯等的铸造。这种东西，在艺术史上是永远留着无上光荣的。锯状是鹿首龙身，先以木刻而成，后来改用铜铸；其文字和周代不同。始皇的螭虎组玉玺，亦是此时重要雕刻品之一。当时有刻玉善画的工人名河北望都汉墓壁画烈裔的特，地由赛宵国来奏妙技的。
秦朝石刻颇多，著名的有长池的‘石鲸”、蜀郡太守所刻的镇压山川的‘石牛”、会稽刻石、绎山刻石、琅趼台石刻等。
汉代艺术的遗物，应该以享堂碑阙上的石刻画为主。享堂是坟墓上以石建造的祠堂，以供展墓享奠之用的，所以又名墓卢。在汉代壁画最盛的时候，大抵皆刻图画于石壁上。这种作品，最著名的有孝堂山祠与武梁词两处。这两处的石刻，在汉代美术史上是极占重要位置的。
孝堂山词在山东肥城县，是前汉末年孝子郭巨墓上的享堂。石刻共有十壁，均系阴刻的，与后汉之阳刻者不同。所刻人物、景象、鸟、兽，都很灵活生动。其取材均为历史的事情：其图为车骑的行列、大王车、贯胸国人、战争、胡王献俘、狩猎、驼、象、成王、周公等的故事，以及演戏、奏乐、庖厨等。亦有取材于当时的传说：如神仙怪兽的事情。这种石刻，虽不甚精巧，但生气央央，颇近自然。在前汉有这样的艺术收获，是很可注意的。
现在把这石刻的第八壁和第十壁的图样说一说，第八壁上所刻的是龙凤日月的形象，有一座二层楼：楼的顶上有猴，左面有鵷雏，右面有鹰，各有一种动作的姿态；楼中坐西王母，有几个侍者围着她的左右；日月星斗中可以辨出的，是日的右方为北斗星，左方面是织女星。全然是采取当时道家的神仙传说。汉代虽崇尚儒术，而异端的思想乘机以起，这正是文化灿烂的象征。那么这件艺术品的价值，也可默许它的取义深长的了。
第十壁上所刻的是大王车，可以看出古代行军时的情状。大王车驾四马，贯有缰绳，车上有盖；舆内坐四人吹排萧，前立一人执缰，上二端立二人击鼓；击者一手把持着鼓，使之不堕，大约是古代行军呜鼓前进的情形。大王车的后面，跟随着几辆车子，各驾二骑；车前负戈而骑马的导者和负戈而步行的导者，每排三人；骑兵的马上置有鞍镫，马尾有总结。那时候武器的使用也可推见。此外道路之上，还点缀着许多鸟兽。
武梁词在山东嘉祥县南二十八里的紫云山下，是顺帝桓帝时任城名族武氏一家数墓的享堂。这武氏的祠庙，系建造于建和元年（147年）的。庙前有东西两石阙，墓前置石狮子，至今犹完整无缺。一个石阙上刻着：
“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丁卯造此阙。值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值四万。”
阙后有石室四处，即是武梁祠、武荣祠、武斑祠、武开明祠。其中最显著者，是武梁祠和武荣祠。除四石刻之外，尚多不明的残石。
祠上的石刻，大都是阳刻的。武梁祠的石壁，是刻着三皇、五帝、禹、桀、孝子、刺客、烈女等故事，及神人、奇禽、异兽、车骑、人物、楼阁等。
武荣祠的石刻，是刻文王、武王、周公、秦王、齐王、桓公、孔子及诸弟子、孝子、刺客、烈女、神人、龙凤、奇禽、怪兽、玉兔、蟾蜍、云气、鱼鸟、冥荚、战争、燕饮乐舞、庖厨、侍女、车骑、从导以及武荣的阅历等项。
武斑祠和武开明祠的石刻，均刻些伏蒙、女娲、周公、景公、始皇、信陵君等人物故事，此外还有海神、龙鱼出战、云龙车、天马、雷公、北斗星君、啖人鬼、狩猎农耕、车马、从导、舟车、交战、乐舞、庙厨以及种种祥瑞之物。
这四石室的位置，据一般学者的考证，分前后左右四处。以前石室为武荣祠，左右室为武斑祠，右石室为武梁祠，后石室为武开明相。
前石室中有一石，可以特别提出说一说。此石长四尺许，所刻图形，分上下二部，不相连属，各为一事。上部刻着的是西王母接见穆王的景象；下部刻的是公侯家送葬的卤簿。上部一景，有重楼杰阁、鸟兽龙蛇等，都很奇丽的。人物除西王母穆王而外，侍者众多，各司其事。全体结构雄伟，有条不紊。下部一景，全是当时大户人家送葬的纪事画，可以窥测古代风习的一角。
除孝堂山祠和武梁词的石刻外，尚有一处很有名的石刻，即是两城山，城贞王安之祠堂的石刻。这里的石刻，据日本美术考古家大村西崖氏说，是中国古代雕刻的冠军，因为它是充满了高古、琦玮、僪饱的趣味；而且它那深峙的台阁和一切服饰容曳，都可使观者羽化为伏羲、神农时代的人物，而神游于华胥之国呢。
汉代此种石刻壁画之风，在后汉中叶为最盛。其存留的区域，大半在山东，即古齐、鲁的境界。这是因为和帝时代，有中山简王的厚葬，到了安帝、顺帝时，则因王符的提倡，其风益甚。所以今日所存留的石刻题记，多有永元、延平。永初、永建、建康等年号。如荆州刺史李刚、司隶校尉鲁峻等的墓中石刻，便是好例。此种石刻，现存济南的明伦堂、金石保子所、曲阜的孔庙、汉上县的石桥，及关帝庙。济宁的两城山，以及山东各地的寺庙等处，均有保存着的。
除上述的石刻外，尚有足记的著名石刻多处。如会稽东部都尉路君的墓阙，是永平八年（65年）所造的，刻有执杖负刽的人物；山东费县南武阳平邑皇圣家的阙，系元和元年所造的。两处皆刻着伏羲、女娲、四神、奏乐、演戏等图像。在四川新都县北面的兖州刺史洛阳令王涣的墓阙，是造于元兴元年（105年）的，刻有神人车马龙像、狮子、大屋等物。河南嵩山的太室庙阙，是元初五年（118年）的作品，刻有龙凤、牛虎、人物车马。启毋庙阙，系延光二年（123年）所造，刻有龙马鹿兔人物等类。少室庙阙，亦同时建造的，刻有龙、虎、麟、凤、象、马、鹿、羊、鹤、兔、人物。
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的牧马图壁画河南洛阳西汉墓壁画“熹平石经”残石等等。此外还有四川方面，在渠县有交趾都尉沈君的墓阙；在雅安有益州太守高颐的墓阙；在剑州有梓潼县范君的墓阙。这些石刻均刻着走兽神道人物等形象。
此外汉代的石刻，如陵墓神道的石人兽、及表、石柱，在前汉后汉均极多。其石兽，大概皆为麒麟，辟邪的瑞兽、狮子、象、马、羊、虎等类。石人的制作甚古朴，然终不及石兽的精巧。
汉代的碑亦很多，其形状与用途，与前不同，仅镌刻文字，建于官庙坟墓。碑在后汉较前汉为多。碑有二种：一种是圆头，叫做碑；一种碑头似圭，叫做碣。碑大碣小。
汉碑之存于今日者极多，惟西汉之碑，以近年云南昭通掘出的孟旋碑，为首屈一指。其次则为后汉和帝时的作品，如山阳的麟凤碑；益州的太守无名碑，此碑以朱雀为额，下刻玄武，两旁刻龙，碑阴刻五玉、三兽，及牺首。又如曲阜孔庙的孔谦碣，及博陵太守孔彪陕西兴平茂陵林汉武帝刘彻墓碑碑，直隶永年县的北海淳于的夏丞碑。
此外四川亦有，如雅州之蜀郡造桥碑，渠州之车骑将军冯绲墓上的两块碑：一块叫“单排六玉碑”，一块叫“双排六玉碑”。“双碑六玉碑”是圭首的，刻有三足鸟，九尾狐，碑面上刻有六玉、二驴、牺首；其阴面，上刻朱雀，下刻玄武。“单排六玉碑”亦是圭首的，刻有朱雀，碑面上刻着六玉，下刻玄武。四川还有孝廉柳敏碑、云安的徐氏纪产碑等，也很有名。
江苏有江宁西州的无名碑，也是汉代名贵之作。浙江湖州有费凤碑。甘肃成县有渑池的五瑞磨崖，刻着龙、鹿、甘露下降、嘉禾、木等之图像。
汉碑上常有几重晕，此晕由碑面的一方转达于碑阴，其用途，想来是便于绳索的缠王充像绕吧。碑上所刻的文字，均属汉隶，可作学隶书者的模范。汉代的塑像亦很多，因为那时国家的宗庙，有立像之风。景帝之未，文翁命成都的学官造石室，设孔子的坐像，并置七十二弟子像在旁相侍。孔子塑像，以此为嚆矢。此等人像，都以泥塑，不易传久，所以存留于今绝少。
明器的雕镂，在汉代亦很发达。饮食器、乐器等凡四十二种，一百九十七点。此外途车九乘，俑三十六匠。此种定制为古来所无有的完备之数。明器中著名的瓦灶、瓦格上的浮雕，以及瓦镫、瓮、瓶、壶、尊上面的彩绘，及其人、兽、龙、风等形式及花纹的雕镌与石刻画有同样的古趣。
汉代玉器亦多。皇帝的白玉六玺为一切玉器之首。祭天的仪器，有玉几及其他玉饰器具凡七千三百件。六瑞、六器、法器等，悉从周制，多有花文的琢饰。汉玉的特征，为一种双钩碾法。玉上的线画，宛如进丝，细人秋毫，明净匀整，无些毫的滞迹。此种妙技，在小壁、环块、带钩一类作品上，最易察到。
铜器在汉代，无甚进步，制作的技巧，也不及先秦。著名的铜器有鼎、镈、钟、尊、罍、彝、舟、卣、敦镜、镫、炉、符、印等。汉的铜印，有官印私印之分。私印有私名、家名、吉语、象形等。文字以铸造者为本色。然官印在军中匆促凿成者。印材有两面、四面、六面者，每面各有文字。又有套印，即是分子母二三四等印，用一盒层层套人之。汉印不独所镌文字殊足鉴赏，即其组亦颇足把玩。虽为小品，其雕刻铸造的技巧，实有令人爱赏而不能自已者。
综观汉代雕刻，当以石刻为最足注意。此种石刻，在技巧上，虽不免粗陋，但在图形的结构上，已暗示着后代民族艺术发展的征象。论者谓自从汉武帝派遣张赛出使到西域去后，汉代的艺术作品上已有印度、波斯、希腊等外来艺术思想混人了，最显著的是铜镜上所雕的海马蒲桃等的图样。如果确实，那么，域外思想的容纳后，在艺术品上发生变态，那是当然的结果，不足为奇。
“皇后之玺”玉印（中）、印文（左）和印文拓片（右）三国时杀代相仍，号称乱世，除吴国对于美术略有贡献外，魏蜀均无显著成绩。魏国的雕刻以铜器中的铜驼、铜人、铜的龙凤、奇兽等为著名。石刻中之尚存于今日者，以武帝陵的石犬为代表作。蜀国简直无雕刻艺术可记。三国中以吴国的美术作品产量较多。书、画。雕刻、陶器均盛。雕刻的技巧可从陶器上见之，但遗物绝少，其铸工的巧拙，与雕琢的技术，实无从确定其评价。
不过，到了晋代，美术发达，一日千里其中原因是因为汉明帝时佛教输入后，新艺术的种子早已蕴藏在民族的生命里了。只因三国时兵戈纵横，四海骚然，帝王士夫，除于运筹决胜之余，求有所自遣于美术——尤其是绘画——之外，并无重视艺术的显著迹象可寻。迄于两晋，臣民疲于国事的扰攘，因而抱厌世观念的很多，对于儒家的纲纪观念。法家的法理观念，渐渐失去信仰，人人各求自身的解脱，于是促成了宗教的勃兴，而美术乃得应运而大放异彩。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便于此时公然开始混交而生出绚烂的光辉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