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重视历史，注意向前人学习，他曾撰写《己未岁我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一文，研究、总结了萨尔浒之战集兵破敌的经验，认为当敌人几路来攻时只要集中兵力打敌主力，破此一路，则他路敌兵不足为患。乾隆帝在指导战争时，历来强调集中兵力，他认为：“用兵之道，合则势张，分则势弱。”在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乾隆帝之所以不同意讷亲“以碉逼碉”的战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夺取金八战碉后要派兵据守，分散了清军兵力，“夺无用之碉，而分有用之卒”，毫无意义。他指示，清军夺得敌方的碉楼后应该立即将其平毁，这样可以“减省守兵”，集中兵力向敌人进攻。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清廷派重兵镇压。”起义军为牵制清军，四出袭扰，林爽文牵制北路，庄大团牵制南路，使清军只能分兵应付，奔走不暇。乾隆帝谕令将军常青、提督蓝元枚舍南趋北，与总兵柴大纪部会合一处，集中全力进攻林爽文部起义军，并强调指出，“但能将渠魁擒获，则其余贼目如庄大田、陈泮、吴领等，自无难迎刃而解，势成破竹”，这就是“擒渠制胜之策”。后来，取代常青为统帅的福康安，正是采取了集中兵力，先攻林爽文部后攻庄大田部的方略，很快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三）主动进攻，速战速决
主张进攻，反对消极防御；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是清统治者一贯的思想。人关以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是这样，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也是这样，乾隆帝则尤为突出。他依侍强大的国力，总是要求以积极的进攻，迅速击败敌人。在平定金川的战争中，他一开始就反对“来则应之，去则弗追”，“十至而十应”式的消极防御，谕令清军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十应之劳，用之于一举，毁穴焚巢”，彻底解决问题。其后，他对张广泗“仅以坚壁为自全之计，调遣为策应之方”、讷亲“以碉逼碉”的“株守之计”都提出了尖锐批评，强调清军应“选锐攻取，夺取要害”，“决策前进，奋力攻取”。在历次战争中，乾隆帝都要求速战速决，认为“从来军旅之事，为时逾久，防御愈难，稍未周密，即有疏虞”。他还总结多次用兵的经验教训，撰写《迟速论》一文，论述“兵事宜速，河务宜迟”的思想。
与乾隆帝一味要求进攻、速决相比，康熙帝更强调要正确处理进攻与防御、速战与持久的关系，利战则战，利守则守，关键是知己知彼，审量己力。
（四）视敌形势，相机而行
清朝中央集权达到空前程度，皇帝乾纲独断，但对于用兵作战，统治者则往往强调将帅要相机行事。康熙帝曾说：“一应军务，惟在相机而行，固不可急，亦不可缓……故为将者，必相机调遣，方能济事。”要做到相机而行，第一是客观地判断、分析形势，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战争像任何事物一样，随时都在发展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将帅要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战争方略和作战计划，决不能按预先定下的方略、计划一成不变地执行、.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康熙帝说：“朕于国家之事，未尝胶执己见，惟虚己以视机宜。即用兵之道，亦复如是。一日之中，千变万化。朕统大兵至克鲁伦时，亦视贼之形势，随机而应，并不豫立己见。”第二，给予统兵将帅相机处理兵事的权利，反对凡事请旨而行。他说：“大将军出征，进止调度必待中旨，于古未闻。”因为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而当时信息的传递又受通信、交通工具的限制，“如皆请旨而行，则有仓卒军机，必致迟误”。第三，遇有原则性的问题，因“事关重大”，前敌将帅虽应“再行请旨”，但也不要求他们机械地执行，仍给中予将帅个人决策的权利。康熙十三年九月康熙帝遣侍卫传谕勒尔锦说：“若何进战，一在于王。”他还进一步说明一个将帅如何处理好执行他的敕谕与将帅个人决策的关系，指出：“因王等与贼相持，朕不暇逸，屡有敕谕，冀或有一当耳，非朕欲从中制也……勿惟朕谕与议政大臣之议是从。”乾隆帝从速战速决的思想出发，为了不贻误战机，也认为将帅可以便宜行事，他说：“兵贵神速。岂有贼已发兵阻挡，而汝等尚无出师之期之理！若但云候旨而行，则所谓便宜行事者何在？且将在外而受制于朝者，多不成功，朕不为也。”但由于皇权的进一步加强，乾隆帝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真正给予将帅便宜行事的权利，相反却过多地干预前敌将帅的指挥，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四、《乾坤大略》：反清者的军事纲领
清前期兵书数量仅次于明代，约有300余部，尽管传统的兵书已出现衰微的征象，多因袭前人旧说，但也产生了一些具有开拓性质的著作，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如邓廷罗《兵镜或问》，论述了文武、赏罚、奇正、众寡等38对兵学范畴，是中国兵书史上第一部探讨兵学范畴的专著。又如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注重阐述地理形势与军事的关系，取材宏富，考核精详，观点鲜明，体例完备，被誉为“千古绝作”（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另一部极具开创意义的兵书则是王馀佑的《乾坤大略》。
王徐佑（161~1684），字介棋，一字申之，号五公山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新城镇）人。明末诸生，先后受业于著名学者鹿善继、孙奇逢等人。崇祯十七年（1644年），王馀佑与其父延善、兄馀恪等纠众千余，起兵对抗李白成起义军，先后攻占雄县、新城县、容城县。清兵人关后，王馀佑父、兄等虽遣散所部，仍受仇家构陷，在北京为官府杀害，他本人亦险遭不测，不得已隐居于易州五公山，以讲学授徒为生。这时他虽寄情于山林，但念念不忘杀父之仇，一直在谋求以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遂“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总序》），撰成《乾坤大略》一书。该书选取明代以前的史料180余条，按类分为10篇，每篇一卷，另有补遗一卷。每卷前均有文字简短的序言，阐发理论，正文在卷目后仅列若干条史事以为例证。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宝文堂刻本、宣统三年（1911年）绿云楼铅印本和《畿辅丛书》本等刊本。
《乾坤大略》为王馀佑反清立国的战略计划和军事纲领。考虑到没有政权和军队可以依托，只能“以乌合之市人，当追风之铁骑”，即组织没经过训练的百姓，对抗强大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强弱、众寡对比自是十分悬殊，所以他紧紧围绕着初起之兵的特点，总结、论述了有关战略方向的选定、战略机动、战略进攻、战略防御军事地理、瓦解敌人、政权建设、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的10个战略原则，主要观点是：
正确选定战略进攻方向。起兵之后形势的变化异常迅速，“呼吸间耳，成败判焉”，所以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及时地选定战略方向，“霸王大略，此其首矣”（卷1，《自序》）。战略进攻方向的选定，应以敌人的强弱为准。敌人兵力弱小，可以直接向敌人的腹心地区进攻。如果敌人十分强大，则“断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卷1，《自序》）。就是说，这时应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发展，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待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之后，再来打击敌之根本。王馀佑强调说，只要弄清了战略进攻方向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抓住了战略的精髓。
坚决、快速地向敌人进攻。初起之兵处在强大敌人的战略包围之中，要想不被敌人一举击垮，就应趁敌人分散和不备之时，快速行动，坚决进攻，这就是“贵进取，贵疾速”（卷1，《自序》）的原则。因为快速行动，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坚决进攻，才能夺取胜利。
出奇制胜。初起之兵兵寡势弱，要摆脱被动，必须“用寡以覆众，因弱而为强”（卷4，《自序》）。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按常规办事，而应该奇、正结合，尤其要重视用奇，善于用奇。进军要得奇道，不识奇道者即为“愚主”、“黯将”。作战时不可与敌人堂堂正正地列阵角逐，而应出奇制胜，或突袭，或设伏，“一战以挫其锐”，每战必胜，逐渐转变敌己形势。王馀信还指出，奇正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的，“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卷2，《自序》）。因此，要根据不同的客观情况，灵活运用。
慎重决战。作者虽然提出“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但并不是说初起之兵就要与强敌进行战略决战，而是指当不得已而与敌人遭遇时，应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因为“非战无以却之”。即使如此，作者也十分强调要善战，坚决反对在不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他以搏虎作喻，说明经过多次作战之后，我虽然不断取得胜利，敌人占领区日渐缩小，但由于敌人兵力更加集中，仍然是一只“负隅之虎”，决不可等闲视之。所以，欲克强敌，必须“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只有在敌己力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才能最后与敌决战。在此之前，“宁蓄全力以俟之”（卷10.《自序》），决不可轻举妄动。
政治招降与军事打击结合。王馀佑虽然高度评价政治招降对于瓦解敌人、发展自己势力的巨大作用，但他又强调指出，政治招降是有条件的，即必须以军事打击为后盾，而且只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政治招降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他说：“要非战胜之后，则断不及此。何也？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而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卷5，《自序》）
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王馀信在考察了大量以弱胜强的战例之后，对于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补遗一卷的《自序》中指出：“迹其所以胜，不在强弱也，顾人之运用何如耳。”
《乾坤大略》的特点是“非谈兵也，谈略也”（《跋》），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战略学著作。历来的兵书都是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或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军事斗争规律，而《乾坤大略》研究探讨的却是既没有政权又没有正规军队的“初起之兵”，对拥有国家政权和正规军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战略问题，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兵书史上第一部论述初起之兵战略原则的军事学专著。该书所阐述的战略理论反映了初起之兵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对于研究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启迪作用。尽管该书理论深度和广度都嫌不足，但其在中国兵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具有早熟性，其思想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基本确立，中间经过二千年的发展，更加丰富完备，到了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前期，由于社会大环境以及军事技术、作战方式都没有质的改变，留给传统军事思想发展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所以清人主中原以后，主要的是对传统的继承。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欧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在与西方殖民侵略势力的斗争中，清王朝萌生了近代领土、主权意识，边防思想也开始从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所以说，清前期军事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所丰富和发展。
请前期军事思想对于清王朝经营边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清统治者的保守思想和专制主义的高压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军事思想的发展。清王朝不适当地强调满族的骑射传统，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海防意识薄弱，特别是对西方殖民主义从海上入侵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等等，这一切，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消极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