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作战指导思想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即由春秋中期以前的推崇“堂堂之阵”，提倡“偏战”，递嬗为孙子以降讲求“兵者诡道”、“出奇设伏”。后者是先秦作战指导思想的主体，但要了解认识历史的整体面貌，我们也有必要对春秋中期以前的作战指导思想进行扼要的总结。
概括地说，春秋中期以前的作战指导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尚军礼，贵偏战。这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与作战方式相紧密联系的。
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普遍受“军礼”原则的规范和指导，究其原因，首先是同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的话说：“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而它反映在作战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换言之，“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作战指导讲究的是正而不诈，而任何不遵循这一原则的做法，均被看成是违背“军礼”的行为：“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应该到军事自身活动中去寻找。当时贵“偏战”观念的形成并牢固化，关键的因素乃在于受殷周以来的作战方式的制约。殷商至春秋前中期，车战流行，作战区域主要限于中原地民一般采取大正面的密集方阵作战。它机动性较差，《尚书·牧誓》所说“不愆于四步、五步、六步，乃止，齐焉；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反映的正是这种特点。它决定了当时人们的作战指导观念只能是推崇“结日定地，各居一面，呜鼓而战，不相诈”的“偏战”，正大不谲，堂堂皇皇。
具体地说，这种作战指导具有下列几个重要特色。第一，军事行动必须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要严格受到“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即不允许乘敌国遇有国君去世或闹灾荒等重大变故之际发兵攻打。第二，在战场交锋时，必须摆堂堂之阵，不得利用阻隘突击或偷袭，做到成列而鼓：“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司马法·仁本》；宋襄公也讲：“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第三，作战行动应温和，体现“仁义”、“爱人”的宗旨。这包括不得掳掠肆暴，“人罪人之地，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司马法·仁本》）。必须厚待敌手，宽容节制。《司马法》讲：“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同上）。《谷梁传·隐公五年》说：“战不逐奔，诛不填服。”宋襄公宣扬“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表述的均是这个意思。第四，作战节奏必须持重舒缓，稳妥有节。“军旅以舒为主”，做到“徒不驱，车不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五，作战的目的不在于兼并，而在于争霸，因此在战争善后问题上，主张“又能舍服”“正复厥职”（《司马法·仁本》）；“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左传·宜公十二年》）。
由此可见，春秋中叶以前的作战指导与孙子以及战国兵家的作战指导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时代的鸿沟。关于这一点，早在宋代郑友贤《孙子遗说并序》那里就有扼要的概括；“《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即《司马法》（指其所包含的上古兵法内容）按照仁义的原则用兵，讲究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而《孙子》以及战国兵书则根据利益大小打仗，以诡诈机变的手段克敌制胜。
应该说，贵“偏战”的作战指导思想的产生与存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因为它植根于当时社会政治、作战方式的土壤，能够满足当时战争实践的需要。然而，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的来临，战争规模、方式的嬗变，它显而易见落后于时代，而要遭到淘汰否定了。这正如《淮南子·把论训》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
（三）“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战指导原则。
孙子和战国兵家关于作战指导原则的论述，是其整个军事学说体系中最为精彩的篇章，是其兵学理论的精髓之所在。他们根据指导作战实践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精辟。卓越的见解，突出地反映了其作战指导的杰出智慧，而“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轻重”、“迂直”等许多重要兵学范畴，则成为后世兵家构筑军事学说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指导。
1.把握主动，致敌就范。作战指导原则的灵魂，就是夺取克敌制胜的主动权。用孙子的话说，即“致人而不致于人”。《唐李问对》说，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可谓，语道破了奥妙。主动权就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堪称作军队命脉之所系。在先秦兵家眼中，掌握了主动权，就等于掌握了制胜之道，就能将自己拥有的全部军事潜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这个意义上说，“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全部作战指导原则的总纲领，其他诸范畴，均是围绕这个总纲而派生、展开的。
关于如何争取作战主动权问题，先秦兵家发表过不少非常精辟的见解。一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造势任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即在强大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积极创造和运用有利的作战态势，卓有成效地克敌制胜，“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住其外”（《孙子·计篇》）；“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孙子·势篇》）。
二是广施权变，示形动敌，左右战局，夺取胜利。所谓“示形”，就是隐真示假，诱使敌人中计上当，被自己牵着鼻子走，最后陷入失败的泥潭。“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同上）。而示形动敌的最高境界，乃是“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孙子·虚实篇》）。使得敌人处处被动，一筹莫展，“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管子·兵法》）。
三是奇正并用，出奇制胜，避实击虚，释坚攻脆。先秦兵家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首先要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势篇》）。既重视正确地配置和使用兵力，“以正合，以奇胜”’（同上）；“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尉缭子·勒卒令》）。更重视高明地选择和运用战术，“奇正相生”、“奇正相变”。其次是要贯彻“避实击虚”的原则。表现为在对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是要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但却是性命攸关的关键部位，从根本上调动和制服敌人。这用孙子的话说，是“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孙子·虚实篇》）；用《吴子》话讲，是“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改》）；用《孙膑兵法》话说，是“必攻不守”（《威王问》）；用《管子》话说，则是“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理则坚者瑕”（《制分》）。在对攻击时机的把握上，是要避免马上同强敌作正面交锋，待运用各种手段使敌士气瓦解后，再乘虚蹈隙，一举破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军争篇》）；“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司马法·严位》）。
先秦兵家认为，如能做到这一切，便可掌握主动权，而掌握了主动权，战略方针即可确保落实，战术运用即可得心应手，胜利的天平自然而然会朝着自己这一边倾斜了，“因欲而事，蹈敌制地”（《司马法·定爵》），从而真正进入驾驭战争的自由王国。
2.因形用权，因敌制胜。兵不厌诈，计出万端，因敌制胜，战胜不复，这是先秦兵家作战指导原则的核心内容。它的实质含义，就是灵活用兵，“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这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是兵不厌诈，因形用权。即根据作战形势的变化灵活机宜地实施不同的谋略和战术。先秦兵家认为战场的情况各不相同，作战的形势瞬息万变，高明的作者指导者应该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战机，一方面欺敌误敌，兵不厌诈，“能而示之不能一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孙子·计篇》），置敌于被动，使自己得以“自保而全胜”。另方面灵活机动地运用战术，因敌制胜，事半功倍，“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论将》）。为此他们提倡“智”、“勇”、“巧”三者有机结合.巩战，智也；斗，勇也；陈，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司马法·定爵》）。强调在作战中要做到“无复先术”，从而“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二是正确选择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在全局或局部上造成“以镒称铢”，“以碬投卵”的有利态势，各个击破敌人。”这就是要求作战指导者通过“众寡之用”与“分合为变”的方法，”并力”、“并敌一向”、“并气积力”、“我专为一”，从而达到“以众击寡”“千里杀将”的目的。其具体做法是：“治众寡之用”；懂得“众寡分合”的奥妙，造就“我专为一，敌分为十”的积极态势。“筹以轻重”，坚定不移地贯彻“以重行轻”的原则，集中兵力，以强击弱，“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司马法·严位》）。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因敌制宜地集中兵力，“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孙子·谋攻篇》）。一在他们看来，只要出现“吾所与战者约矣”的局面，那么克敌制胜就有了乐观的前景，“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孙子·虚实篇》）。
三是”先其所爱”，先发制人。先发制人，既是战略原则，同时也是战术原则，这里我们重点考察先秦兵家在战术层面上对这一原则的认识。推崇作战行动的突然性、进攻性、运动性，这是先秦大多数兵家与诸子所认同的作战指导原则，只有老子与战国黄老学派、墨家倾向于积极防御，主张后发制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偶然一这是因为春秋战国争霸兼并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当时的兵家更注重进攻，致力于实现“战胜而强立”的战略目标。
先秦兵家有关先发制人的论述十分丰富，具体地说，一是主张在开展军事行动时，一定要做到迅速突然，“动如脱兔，敌不及拒”，使敌人陷于猝不及防的被动状态：“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九地篇》）；“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尉缭子·攻权》）。二是强调运动性，即提倡野外机动作战，调动敌人在野战中予以歼灭性打击，“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孙子·九地篇》）。三是要做到隐蔽，使对手无从窥知我方的作战意图，从而确保我方作战行动的突然性能够达成，运动性能够实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同上）；“径乎不知，故英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管子·兵法》）。
四是察知天候地理，巧妙利用地形。根据地形条件制定合适的战术，确保作战的胜利，这也是先秦兵家作战指导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主张将帅要对熟悉和巧妙利用地形条件予以高度的重视：“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孙子，地形篇》）。指出，必须切实做到“法地”，“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十大经·兵容》）。为为此，孙子著写《九地篇》，专门阐述战略地理问题；又在《行军》、《地形》诸篇中着重论述了战术地理问题。《六韬》也辟专章就特殊地形下作战问题进行论述，如《林战》论森林地作战，《鸟云山兵》论山地作战，《鸟云泽兵》论江河作战，《分险》论险隘地作战，等等。在此基础上先秦兵家还提出了利用地形的一般规律及其主要特点，如《孙子·行军篇》所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又如《吴子·应变》所言：“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日，以一击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用众者务易，用少少者务隘。”
综上所述，可见先秦兵家的作战指导思想十分丰富，殊为精彩。“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而而莫能知之”（《十家注孙子道遗说并序》）。郑友贤这里所评价的是孙子，其实将它用来概括和评价整个先秦兵家的作战指导思想的特点和成就，也同样妥帖。它以无可怀疑的事实向古往今来的人们昭示：先秦兵家的学说不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珍宝，《孙子》、《吴子》等兵学典籍不愧为“百世谈兵之祖”的不朽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