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上两三年级时的一天中午，那头牛走进了我们家的生活。
刚进门的时候，她还算是个孩子，十个月左右。当时是花了900元，在农村集市上买的。说到农村集市上的牲畜贸易，有好多年我都觉得，那是件很神秘很令人敬畏的事。一般都是由村里的年长的爷爷辈分的人代理出面，与打算交易的人频繁的握手，嘴里还念念有词。直到后来很久，才知道原来那是在砍价还价。牲畜交易不像买菜那样随意，在当时，这也算是大宗交易。因为在每个农户家庭，有一头好用的牲口，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尤其是在车辆迎面交错的时候，谁家的牲口更高大一些，总会让驾车人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当然，我家买这头牛，纯粹是为了生计。900块钱在那个年代，也算不小的一笔数目。原来家里有一头驴，因为体格比较单薄，有些耕地的农活，难以应付。所以就决定换了这头牛。显然，如果放在现在，我们应该给她起个名字，但当时，似乎大家都没心情玩这种情调，牛，就是牛，用来耕地，值900块钱。而今我们只能叫她：那头牛。
那头牛参与了我们家的大部分农业活动，而在那时，农业活动基本上就是农村人的全部生活。最开始的一两年，她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像耕地、拉玉米秸秆这样的农活儿的，所以只能由我们一起完成。耕地时，我们会在犁杆旁边栓一条绳子与牛一起往前拽；拉车上坡的时候，我们就在车后面奋力地往前推。就在这样无数次的一拽一推中，我们慢慢熟了起来。她也渐渐地很听我们指挥。每次，当她奋力干活的时候，都会把尾巴翘起来，低着头，梗着脖子，肚子鼓着，绷着，肋条清晰可见，鼻空发出短促的呼气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她慢慢长大，强壮，后来便能轻松地应付各种农活。而生活也在她的参与下，应付着一笔笔的开销，我们也逐步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
小学的时候，我与她的交集最多，因为那时候，父母要做些小生意，所以喂牛与饮牛的任务就落在我们肩上。直到现在，我都特佩服牛的大肚与海量。这家伙一顿能吃几大筛子麦糠，喝一大盆水。那一盆差不多能顶现在两桶纯净水吧。暑假的时候，午觉起来，就要牵着她去外面路边吃草。她总是能不停的吃，看来这牛巨大的力量全因为她有付好胃口。
初中以后，我就转到了外乡去读书，所以只是在每两周回一次家的时候，才能看到那头牛。放假的时候，我就有了一项新本事，就是给牛出棚。出棚是个文雅的词汇，说白了就是打扫牛棚的卫生。想想文革时的那些知识分子，住牛棚的日子，我就觉得特理解他们，这牛棚可不是好住的，尤其是夏天。牛的粪便一般来讲，多数还是比较稀的，棚子里会有很多很多蚊子，苍蝇，当然最可怕的是牛虻。曾有位作家写了部书，就叫做牛虻，不知道是关于什么内容。不过真实的牛虻，可不是吃素的，它们钉在牛的身上，一口下去就是一管血。也就是牛，能承受这样的骚扰。她总是不紧不慢的摇动着尾巴，来扫打侵犯她的这些飞虫。有时想想，成大事，非得有牛这样的耐性不可。
高中的时候，农村里，用拖拉机耕地，拉载就慢慢的开展起来。牲口作为农活的主劳动力，也在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直到大学之后，她们就完全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也算在我们家过了两年清闲日子，然而，据我回忆，那两年，那头牛并不快乐。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还是觉得自己被时代抛弃，感到落寞，总之，再过了一些年，我放假回家，就听说，她被卖掉了。
也许今天，我会选择不要卖她，因为她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忆，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她的功劳，同时，与她一起消失的，还有牛棚，麦糠和牛虻。直到今天，我偶尔还是会想起那头牛，她那高高翘起的尾巴与我们一起耕地的画面，依旧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