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不多过问会务，实际主持光复会的徐锡麟则已捐得道台，正拟赴安徽任职。在浙江方面亟须既具威望，又富才干的人主持。陶成章、徐锡麟邀秋瑾回浙主持工作。秋瑾欣然接受，她亲自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活动。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兰、敖嘉熊等已经在联络全浙各地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秋瑾回浙后在由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里秘密联络各地会党并进一步组织起来，而这所学校的好处是除了必要的功课外，它还开设了军事训练科目，专门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人物，入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特训。
起义的必要准备就绪后，秋瑾和徐锡麟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会谈，粗略地拟定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
他们商定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对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进攻，占领皖浙两省重镇后，分路会攻南京。
安徽方面由徐锡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两地分头同时抓紧筹备。商定以后，秋瑾即回绍兴。这时，萍浏醴起义业已失败，但皖浙起义的计划照旧进行。公元1907年1月，秋瑾回到绍兴，正式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的职务，主持各项校务，并以此为中心，加紧组织浙江革命势力。徐、陶等人还设法以合法和公开的方式，从上海购买了后膛九响枪50支、子弹2万发。
至五月间，光复军初步整编完成。与此同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发动日期也初步拟定：光复军先由金华府发难，继而处州府响应，以吸引杭州方面清军前往镇压。绍兴的光复军即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在事先约定的驻杭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师生的配合之下，一举夺取杭州。若攻夺杭州的计划受挫，则光复军立即返回绍兴，经金华出江西，进入安徽，与徐锡麟会合再图进取。在浙江发动起义的同时，徐锡麟在安徽亦发动起义，浙皖两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会攻南京。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突然暴露了，他匆忙决定提前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预定的毕业典礼之机，与光复会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突然发难，枪杀安徽巡抚恩铭。
但这次起义实在过于仓促，很快便失败了，最后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当天，徐锡麟即遭杀害，安庆起义失败。接着，清军在九江逮捕到徐锡麟之弟徐伟，并得知秋瑾是徐锡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立即将此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时，秋瑾还对徐锡麟的被杀一无所知，她还正在对浙江光复军作最后部署。
那时的通信实在是不方便，而浙江境内的光复军又彼此并不熟悉，所以未等到规定的六月十日起义之期，有好几路人马不明原因，就纷纷擅自行动了。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县西乡二十八都村首先发难。之后，金华府的武义县、金华县、兰溪县、汤溪县、浦江县等地的光复军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当局的重大破坏。
恰在这时，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贵福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熊祥、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贵福即于五月二十七日（公元1907年7月7日）进省向张曾敭面陈。”
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的来电，浙江各地接连发生的事件及贵福的报告，使张曾敭确信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党的首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绍兴捕拿。
五月底，秋瑾才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立即知道大事不妙。面对同志的牺牲，她已经没有悲痛的时间，有着强烈政治敏感的她，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认为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尚未集结就绪，如果突然起义，势必遭到更大的损失，所以她并未支持贸然起义。
六月二日（公元1907年7月11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三百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骚动，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趁早出走避祸。
但秋瑾此时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她正气凛然地说道：“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
此时的秋瑾想到了戊戌变法中，本能逃走却愿意为维新而死的谭嗣同，也想起了在日本为争取学生言论自由而死的陈天华，更想起了不久之前刚刚牺牲的徐锡麟，但他们都是男人，秋瑾认为也是她要为女子证明一下的时候了，于是她便下了用一死以唤起中国人民革命之心的决心。
她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首绝命诗：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
7月13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六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七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
敌人逼问她已经逃走的王金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不说一字。
最后，秋瑾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作为交给清政府的唯一的笔供，也以此表达自己对革命失败的惋惜，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从此再也不肯写什么说什么了。
秋瑾的被捕给了清廷极大的震撼，实在不知道一个女子，竟然是浙江的起义领袖，这真是古今少有的奇事。
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竺绍康、王金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公元1907年7月15日）晨，这位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英勇斗争的战士，就这样怀着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遗恨，结束了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年仅三十三岁。
逃走的王金发终没辜负秋瑾的重托，他后来终于掌握了绍兴府的军政大权，实行新政，公祭英烈，使得秋瑾的事迹在当时的上海、香港及南洋、日本、欧洲的留学生团体中广泛流传。
秋瑾的革命失败了，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时代的局限，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的革命青年，在革命的理论上是缺乏的，他们常把封建制度的罪恶和异族入侵混在一起，把“驱除鞑虏”作为了主要的革命任务，这样就忽视了汉族统治者中的封建势力，有碍反对封建专制大目标的实现。
秋瑾是这样，孙中山也是这样！
但是，秋瑾仍旧是我们历史上的女英雄，她的革命思想、献身革命的精神唤起了千千万万的民众对于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向往。
秋瑾应该会想到，在未来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辛亥革命，或称之为武昌起义，而那场革命的成功只是在她死后仅仅四年就完成了。
根据秋瑾“埋骨西子”的遗愿，秋瑾纪念碑于1930年在西子湖畔落成，碑座正面刻有蔡元培撰、于右任写的碑记，碑身镌有张静江的题书“秋瑾烈士纪念碑”。后壁上镌刻“巾帼英雄”四字，系孙中山先生生前手书。
秋瑾成为民国女性这部书的魁首人物，是因为作为民国的开创者，她的事迹震撼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心，激励他们在争取祖国解放和富强的道路上奋发图强。如果没有秋瑾等人的革命实践，也许那场关乎中国命运的革命来得还要更晚一些。
天津大侠霍元甲
先说一句套近乎的话，霍元甲是我的老乡！
霍元甲，字俊卿，清朝末著名爱国武术家，精武体育会创始人。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属沧州地区），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河村。现在这个地方隶属于天津市西青区南河镇，为纪念霍元甲这位名震中外的爱国武术家，经天津市民政局审核并报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故乡天津西青南河镇自2009年1月18日起更名为精武镇。
他的武艺出众，又执仗正义，继承家传“秘宗拳”绝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轰轰烈烈，充满传奇色彩。有多部影视作品描述他的事迹。
霍元甲生在一个秘宗拳的世家。父亲霍恩第以保镖为业，因霍恩第的秘宗拳出神入化，所以很多大商人都求他保镖，霍恩第只镖穷苦百姓，清白之人，对贪官污吏决不保镖。霍恩第有三子：霍元卿、霍元甲、霍元栋，元甲排行第二。
霍元甲幼时体弱多病。其父霍恩第是名显一时的秘宗拳师。他担心元甲习武日后有损霍家名声，拒不授艺于他。但元甲志存高远，他日日留心，处处参察，偷艺于父传兄弟之机，苦练于舍外枣林之僻。后为父知，受责。元甲保证绝不与人比武，不辱霍家门面，方准父兄一起习武。
没想到霍元甲后来居上，武艺竟然超过了哥哥和弟弟。
在二十四岁那年，一位武师来找霍家的麻烦，仅仅三招就把霍元甲的哥哥与弟弟打倒在地，而霍老爹此时年纪已经不小，霍家一门的荣辱就落在了霍元甲的身上。
没想到霍元甲与对方缠斗了五分钟，竟然将其打倒在地。父亲终于知道霍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功力有了长足长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见此，霍老爹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后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踪拳”，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东大侠刘振声慕名来津，求拜于元甲门下。霍察其正直，遂收为弟子。从此破了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先例。 元甲侠肝义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谭嗣同变法遇难，大刀王五避难津门，与元甲一见如故，遂成至交。后大刀王五在京遇难，被八国联军枭首示众。元甲与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协助，将义士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有一俄国人来津在戏园卖艺，他在报纸上登出广告，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见了广告，并听说俄国人还当场信口雌黄，侮蔑中国人无能，极为气愤，当即邀怀庆会馆主人农劲荪和徒弟刘振声前往戏园，见到俄国大力士在台上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病夫之国”如有能者，可登台较量。霍元甲在台下哪里还坐得住，不顾众人劝阻，一个箭步，气宇轩昂地跳上戏台，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愿在这台上与你较量。”此时翻译将霍元甲生平来历告知俄国人。此俄国人闻知霍元甲威名，不敢怠慢，连忙将霍元甲让进后台，霍元甲当场斥责俄国人：“为何辱我中华？”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重登广告，必须去掉俄国人是“世界第一”的说法；二是要俄国人公开承认侮辱中国的错误，当众赔罪谢过；否则就是第三个条件：我霍某要与之决一雌雄，并命其当机立断，色厉内荏的俄国力士哪敢出场比武，只好答应了前两个条件，甘愿登报更正和公开承认藐视中国人的错误，从而灰溜溜地离开了天津。（当然也有史料记载是霍元甲亲自打败了俄罗斯大力士！）
霍元甲的旋风起源于前来中国走穴淘金的英国大力士奥皮音（也称奥比音）。这个来自英伦的“型男”在位于四川北路的亚波罗影戏院表演举重、健美等，严格地说，无非是个走江湖、卖把式的洋艺人，在技击格斗方面，只会些花拳绣腿的招式。
洋卖艺的当然也要吆喝，指望大清国人民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奥皮音的吆喝有点过头，在舞台上公然表示要与华人打一场擂台，被报刊记者们一炒作，成了对“东亚病夫”的挑衅与侮辱，深深地伤害了大清人民那本就敏感而易受伤的感情，于是，“沪人哗然”，群情汹汹，渴望着本土英雄们挺身而出，为国争光。霍元甲就在这个时候闪亮登场。
宣统元年（1909年），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登广告，辱我“东亚病夫”。
霍元甲应友人邀赴上海约期比武。慑于霍元甲拳威，对方以万金作押要挟，元甲在友人支援下，答应愿出万金作押。
为霍元甲在幕后做策划的，是他的哥们儿农劲荪。农劲荪在天津经商，身家富裕，在经济上一直照顾霍元甲。据说他也是霍元甲在政治上的启蒙者及几乎所有事业的幕后主持者，正是在他的谆谆教诲及不懈的包装下，霍元甲从靠拳头吃饭的一介武夫，最终树立了类似民族英雄般的光辉形象。
农劲荪是同盟会会员，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推动者：陈其美。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助手，也是当时籍籍无名的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身为青帮骨干与同盟会高级干部，陈其美在上海负责协调这两大帮派的造反事宜。依靠黑帮闹革命屡战屡败后，同盟会便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此时，大清政府正在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宽容局面，在地方自治运动中，一些以强身健体为旗号的民间准军事力量纷纷出现，同盟会自然也要抓住机遇，“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摘自《陈其美语录》）。霍元甲在江湖上名头响亮，而且又是农劲荪的哥们儿，自然是第一选择。
事实证明，同盟会策动霍元甲迎战已经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奥皮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势公关”。报刊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霍、奥之战俨然成为事关中华民族尊严与脸面、彰显“黄魂”（即黄种人的魄力）的巅峰对决。
万众瞩目之下，策划者们开始在上海著名的“张园”内搭建大擂台，“高达4尺，宽广20尺”。霍元甲在报上刊登广告，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宣称：“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 ”
吊足胃口的霍、奥之战，最后没有上演。主流的说法是，奥皮音被霍元甲和其所代表的中国真功夫吓破了胆，落荒而逃，连公证人，操办者也逃之夭夭。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