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鹏杰在《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以湖南城步苗族为例》一文中是如此阐述的：“2001年10月在中国武汉市召开的‘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普遍认为在民族理论研究中运用‘族群’概念是有必要的，有些学者还强调‘族群’不具有主权要求，一般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定义的，‘民族’则具有民族国家的意味。”说到现代少数民族在认同时，他说：“他们并不觉的自己和汉族有什么区别，唯一区别的地方在户口簿上的‘民族’那栏。那栏可以让孩子升学时享受加分照顾，其他就没什么区别了。在村民观念中，不存在什么苗汉之分，也没有谁在日常生活中区分谁是苗族谁是汉族，他们很自然很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有群众是信仰佛教的，并且有民宗局颁发的佛教会员证，但是他们不会在自己的户籍上的信仰一栏里真实地填上自己的信仰状况，理由是怕政策上的变化，老年人仍然将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些记忆保留着并传递给了下一代。宗教信仰只是信仰的一部分，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也是信仰的组成部分。官方的资料总是试图将原生族群的特性进行描述，而忽略了族群在现代社会中的整合后的特性。在这样一个以苗族为主体的村落中，日常生活中的汉族和苗族是没有什么区分的，在当地村民自己的概念的当中是没有区分的。在村民的意识里，只有村寨的区别，地理位置上的区别，没有族群的区分。对当地居民而言，苗族和汉族的区别只是在户口上的‘民族’一栏里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是政策上的区分，政府对少数族群的一些优惠政策——高考加分、提干优先、多生育一胎等，使得当地很多汉族沾亲带故地将自己的‘民族’改为苗族。”
关于族群认同的，周大鸣在《论族群与族群关系》中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说：“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群体中，是不会产生族群认同的，至少族群认同是在族群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族群中的个体，从未接触过异质文化，那么就无从产生认同，首先存在一种差异、对比，才会产生将自己归类、划界的认同感。这是认同产生及存在的基本条件。”
而笔者认为，族群认同首先选择的是最小范围内能够确定自己归属的群体，然后根据不同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认同的范畴，但最终个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族群认同。
四是族群关系研究板块
当之世界，族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族群关系处理也就变得事关重大和异常敏感，因为这涉及本族群的利益，在中国，族群关系牵扯到国家的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当然中国从古代至今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处理族群关系的经验了。
有土地接壤的两个跨国族群之间的关系是相当重要和敏感的。张有隽在《中越边境边民的族群结构——以龙州金龙峒壮族边民群体为例》中说：“经济是基础，是长时间对族群结构及族群关系起作用的因素。民以食为天，政治上的分割，军事上的争战，一段时间内会吓唬住老百姓。但当人们肚子饿得发慌时，经济便开始发挥其影响力，促使边境两侧各族群之间恢复、重建认同与互动关系。这时，同一文化圈的人们，其认同与互动往往首先活跃起来，然后逐步扩大范围，最后连国家也卷了进来。”
孙九霞在《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中如此谈到：“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成员认同的还是自己的省籍，这也许与其人数太少而怕遭到多数族群的排拒有关，也或与每一种少数民族都来源于同一个省份有关。在他们适应多元族群的社会体系时，会选择这样的策略：他们可以接受一种‘少数民族’的地位，适应并努力通过把所有文化差异封闭在毫无联系的部分中去减少他们的少数派的不利因素，相应地，在另一些行动部分中，则加入到更大的工业化群体系统中。如此一来，虽然可以防止一个明显分化的多民族组织的出现，但也可能会导致少数民族的进一步同化。”
李亦园院士为王明珂《羌在汉藏间》一书写序，并以引述的方式来介绍这本书及其作者的观点，充分肯定了王明珂的观点及有关“族群”理论的高度。他这样评论说：“王先生认为所谓‘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漂移的群体，他们之所以成为当代的‘羌族’，其实是经过三个步骤而成：最早在商代至秦汉的所谓‘羌人’，其实是中原华夏群对西方异族的统称，他们的范围随华夏领域扩大而西移；后代又因为有藏族的崛起，羌人即成为汉藏两族之间的族群缓冲地带，也就是所谓族群的边缘，随两族势力的消长而改变其范围。第二步骤是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中国民族志的书写，形成核心与边疆某一少数民族的文化。最后，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分类划分下，‘羌族’成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以后，他们自己也在文化交竞展演的过程中，创造出本土的文化形象而定下型来。王明珂先生这本书证可提供读者一个回顾反思长久存在的‘我族’和‘他族’观念的有利架构范式，譬如说在传说中与‘羌人’同样被认为是夏后氏或禹王之后的‘越人’，却没有像‘羌人’那样成为华夏边缘领域漂移不定的族群，而在历史上却成为许多群体的所谓‘百越’，这是因为南方没有一个强大的藏族存在之故？或是由于华南地理环境所致，即是可以根据本书作者再加深探讨发展的另一个华夏少数民族互动的范例”。
徐桂兰在《人类学的重要课题：族群与族群关系——庆贺容观夐教授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讨论会综述》里先用简介的语言概述了学术研讨会的情况，之后又详细介绍了容观夐教授本人，之后重点论述了研讨会中的学术观点，通过纳日碧力戈的论文对族群概念的出现和运用进行诠释，通过徐杰舜和周大鸣的观点探讨族群实证个案，以邓晓华的福建族群关系，覃德清的壮汉族群互动，练铭志的广东汉族形成，徐桂兰的贺州族群互动，李红杰的民族关系非对称的论述以及孙九霞的深圳调查等为例子论述了族群关系方面的研究，之后又以房学嘉、何国强、张应强等人对大会提交的论文成果从宗教看族群关系的研究，最后是以麻国庆和朱爱东的论文探讨了全球化与族群和族群关系研究。
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根据周大鸣的介绍，有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生物学理论、人文生态理论、权利和分层理论、整合的族群关系理论等六种理论。
五是族群文化研究板块
文化上的认同紧紧地把族群成员整合在一起，族群也就是在一个共同的文化渊源上得以建立和整合的，正是由于文化上的牵连才使得族群各成员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加强了各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
周大鸣在《族群与文化论——都市人类学研究》中将族群解释为：“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他认为族群的划分主要是文化的因素，他也提出“都市中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文化的异质性”。
黄淑娉在《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的尝试》中提出：“人类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重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整体的观点，比较研究的方法，都有助于对族群和区域文化的深入理解。”
梁茂春在《论族群内部的异质性：以广西大瑶山为例》中以广西大瑶山为例，分析了“族群内部异质性”的意义，并从语言、职业、姻亲关系三个方面测量族内异质性，从而说明异质性的增大，使得族群边界变得更加模糊。被汉文化同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族内异质性越高，族群边界越有可能模糊。
刘朝晖在《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与族群互动：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首先介绍了其田野点——长汀县濯田镇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就依次从钟姓、林姓、王姓（琅琊王、太原王）等姓氏介绍了他们宗族的形成，发展和现状。同时又通过共同的神明信仰体系研究了宗族社区的互动和整合，最后通过这次田野调查，引发对田野调查观点与方法的思考，积极推崇田野日记的记录。
《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一文中记述了几位人类学界的专家学者从饮食文化中看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从饮食中给予人类学的思考，讨论激烈，观点新颖，有华山论剑的感觉。
三、走过了一山又一山
“族群”概念和“族群”相关理论的传入，对于我们一直都在使用的“民族”的概念是一个挑战，同时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和世界学术的一个交流，必然会强化中国对族群的认识。至少，在国内学术界能够对“民族是我国本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意义来自本土的历史和传统”这一认识会越来越清晰。同时，“族群”概念及理论的传入，或者说是“拓展”到了中国，已经引起了我们国内人类学学术界的关注和热议，同时也在为本土化的“民族”概念和理论进行反思与自省，这对较长期处于学术冰冷时期的人类学来说，无疑是带来了活力，如今对这一话题的激烈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即便是各家各派各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样的争论必然会激起思想的火花，让学术走向一个更高峰。
在此，我们以鸟瞰的视角审视了《族群与族群文化》一书，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审视了中国族群研究现状。从这个审视中，我们走过了族群研究的一个又一个山头，可见《族群与族群文化》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使命，它将当前对族群问题的讨论和思考的智慧结果全都汇集在一起，犹如一本中国族群研究的类书，其在中国乃至世界族群研究中必然会记入历史，映入人们的记忆之中。
［作者简介］丘文荣，广西民族大学民社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