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政权对过去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一党制和苏维埃制度，主张建立以西方三权分立式的法制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废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叶利钦看到了苏联时期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摇摆，丧失了对国家的控制，所倡导的改革变成了“空转”；认识到要彻底扭转经济危机，必须大刀阔斧地大干一番，彻底与旧体制决裂。
然而，苏联国内对改革的认识并不一致。从1989年起，苏共队伍中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左派力量相继成立了一批政治团体，“8·19事件”后，虽然苏共、俄共被禁止在俄罗斯境内活动，但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不顾叶利钦的禁令纷纷组建新党，他们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主张国家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恢复共产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反对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接受激进经济改革方针，是叶利钦政权最坚定的政治反对派。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势力迅速发展起来，要求恢复民族自我意识，振兴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也是作为叶利钦政权的反对派出现的。就是在政府内部，甚至“激进派”内部，意见也不统一。
叶利钦对反对派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为了加强总统的权力，叶利钦以总统身份兼任政府首脑，并组成了一个以布尔布利斯、盖达尔为基本核心的改革班子，从各种改革方案中选择了“休克疗法”，并颁布了一系列激进经济改革的法令。在他们看来，这是摧毁共产党人赖以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的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步骤。为此，叶利钦企图借助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妄图在最短的时间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使得共产主义在俄国永远不能“复辟”。这种做法显然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所以在改革的经济政策设计上更多的是一种应急措施，而不是一整套完整的系统设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更是矛盾重重，导致俄罗斯经济危机和财政货币危机同时并存。相对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俄罗斯经济有过之而无不及。私有化过程和其他配套措施不同步，造成了经济转轨的真空时期，计划经济废止了，但是市场经济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转型的苦痛被人为地拉长了；对外贸易自由化没有切实考虑民族工商业的竞争力，在外贸自由化的同时却是民族工商业的崩溃和对国外商品的片面依赖。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政策内部的不协调和匆促出台，很大程度上是优先考虑政治需要，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经济改革的失败。
在“休克疗法”的执行过程中，盖尔达政府改革正处于社会政治大变革时期，多党制下，各派政治力量围绕最重大的政治原则和根本问题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三权分立，尚未确定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政体，总统与议会之间围绕着权力划分展开了殊死的争夺，从而形成了“双重政权”的混乱局面。
当然，这场政治斗争起初是由于议会对“休克疗法”不满引起的，但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互为因果了。一方面，政治斗争使政府难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另一方面，在政治压力下政府又不得不调整政策，修改计划。此外，俄联邦民族分立和地方自治运动也使经济运转处于无政府状态，种种不利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休克疗法”的失败。
3．转轨理论药不对症
理论上盲目崇拜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导致转轨理论出现重大失误。
俄罗斯“休克疗法”过程中一直迷信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实际上，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对市场关系施加影响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休克疗法”迷信市场万能，将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看成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主张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甚至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实践证明，特别是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这种极端的“市场论”是十分有害的。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种是以德国、澳大利亚及瑞典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前者以私有制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2007年2月27日，主题为《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建设前景》的国际研讨会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与会者就上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合作的现状、前景以及成立能源俱乐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经济的干预，实行居民社会保障市场化；后者以混合制为基础，保留较强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重视和参与居民的社会保障。显然，俄罗斯欲通过“休克疗法”建立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美国式的。
问题在于，“休克疗法”的实施者步入了下述两大误区：（1）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是经历了百年的历史才最终建立起来的；而俄罗斯则仅仅处于转轨过渡期，即俄罗斯的任务不是医治或改良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市场经济。在这里，“休克疗法”的改革家把结果与过程混淆了起来。（2）自由市场经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无限制的、绝对的自由市场，美国亦然。所以，不论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之时，还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都是必要的和必需的。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士·托宾指2007年2月14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中国外长李肇星（左）、印度外长慕克吉（中）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右）举行会谈，对三边合作的重点领域进行积极探讨，并联合发表了《中印俄外长会晤联合公报》出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受到它的热心的思想家们的鼓掌欢迎，但是个人利益只有被引导到需要的方向上去，才能保证其产生有利于社会的行动动机……如果在个人与社会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应考虑到社会利益的要求去改变看不见的手的定理。这种情况就需要政府为维护社会利益而进行干预。”
托宾所说的“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指的就是市场失灵领域。“俄罗斯民主派们看到了一小部分西方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作为天真的新教徒，把市场所建议的一切东西都认为是真理。”改革家们错误地认为，只要是遵循市场自由的原则，一切都会各就各位。事实证明，“不重视国家的调节作用，甚至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是市场浪漫主义初期的特点。这使社会生活出现了可怕的犯罪化趋势，产生了变形的、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并使国家的生产和科技潜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休克疗法”的实践后果，诸如恶性的通货膨胀、掠夺式的财产私有化及贸易与金融秩序的破坏等，都说明了“市场万能论”是十分有害的。国家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同样是市场的管理者，规范的良性运作的市场关系必须依靠国家来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法律。
同时，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激进经济政策的推行，是造成俄经济社会深刻危机、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现在国际上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华盛顿共识”和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转型，是引人误入歧途的药方。无可否认，俄罗斯早期经济社会转型政策的精髓，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导向的“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华盛顿共识”和激进转轨的“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一直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根据“华盛顿共识”和激进民主派执政党当时的构想，俄罗斯只要得以实现上述的经济转轨政策，市场就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经济就能够实现增长。虽然当时反对“休克疗法”政策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多种可替代方案，但它们均被冠以“反对改革”的声音而遭到忽视。从表面看，转轨政策和路径是俄罗斯和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实质上，这里涉及到了经济过渡政策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和误导，那就是迷信市场万能，坚决反对国家干预。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设计的经济转轨三部曲，在俄罗斯都变了味道：价格自由化演变成奔腾式的通货膨胀，外贸自由化使得俄罗斯成为严重的依赖进口的国度，私有化则成为了官僚腐败、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可以这样讲，俄罗斯独立初期的私有化就是官僚化、腐败化、掠夺化的结合。
西方的一些着名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科尔奈等人数年之后无不指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理论设计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使在西方，这种理论也因其极端性受到各种批判；同时，俄罗斯忽视了国家整体层面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把经济转轨看成一场非常简单的“零和游戏”。俄政府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轻转轨过程中广大人民遭受的苦痛；同时，俄罗斯国内法制缺失、国家管理缺乏透明度等因素使得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少数人的游戏”，甚至“休克疗法”
的设计师萨克斯后来都不得不承认，改革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二）“千年掠夺”何以疗伤
随着最为激进的改革措施的废止，激进的“休克疗法”暂时告一段落。俄政府反对派人士称之为“千年掠夺”。许多经济学家，首先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学者则风趣地说：“休克”是有了，“疗法”却未见到。政府人士指责院士们“不客观”和“天真”，强调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惊慌是没有根据的。俄罗斯现在进入了“后休克疗法”时期，这是一个调整和重新考虑经济改革政策的过程。
对于其他转轨国家，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道路和方法，特别是“休克疗法”的经验教训值得关注。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本舍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归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形态。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同步启动、迅速展开和互相呼应的。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常冒进和激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大幅度衰退，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综合国力减弱，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在“后休克疗法”的调整期，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面临着很多制约因素。
首先，俄罗斯制度变迁所付出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吸收。经历了激进的经济转轨之后，俄罗斯国力大为削弱。把俄、美、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做个对比，1990年GDP的总额，按汇率计算，俄罗斯为美国的18.8%，为中国的近50%。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的GDP按汇率计算的总额大大下降，为美国的2.2%，为中国的1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的GDP为美国的10%，为中国的20%。
其次，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腐败和经济犯罪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企业偷逃税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金融制度改革滞后，大多数银行资本金不足，金融风险依然比较严峻；俄罗斯的公司治理仍欠成熟和合理，使得企业经营状况仍不理想，经济绩效低，缺乏创新的活力和能力，多数企业现代组织管理水平不高，拖欠债务居高不下；失业现象仍很严重，等等，这些问题都将严重地影响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重新腾飞。
第三，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依然存在，对军事工业、重化工业、燃料、原料和能源工业依赖过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和发展依然不足。俄罗斯经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等的出口和军事工业的国外订单，这样的经济结构具有严重的对外部经济环境和国际政治环境的依赖性。由于国际能源市场行情变幻莫测，国际政治环境纷繁复杂，由于俄罗斯经济恢复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旦国际原料、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出现下滑，俄罗斯经济将深受其害。这种严重的对外依赖性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第四，社会问题依然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广大人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而他们是拉动国内消费的主力军；少数寡头富可敌国，但是却将主要消费重点放在国外高档商品领域，这样的收入消费结构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由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引发的暴力和经济犯罪呈快速上升趋势，导致俄罗斯国内社会治安动荡，投资环境恶化，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
作为本章的结尾，我们提请读者注意，“休克疗法”虽然代价沉重，但也绝非一无是处。毕竟，俄罗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产权制度的改革，自由化、私有化的进程基本结束，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得以建立，市场经济的竞争模式也渐渐成型了。还应当注意到，在无政府状态的动荡当中，社会保障体系仍得以保留，为俄罗斯民众度过改革初期的苦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考虑到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我们应当说，“休克疗法”在某些领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总之，对俄罗斯这样一个规模庞大而僵化的特殊经济体施行激进的“休克疗法”，照搬所谓的经济理论和公式而不考虑实际情况，的确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选择“休克疗法”这套美国哈佛教授在南美小国玻利维亚进行的经济试验作为改革纲领，既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是俄罗斯社会与经济发展形势、当时新自由主义与货币主义甚嚣尘上的国际大环境、乃至俄罗斯民族非此即彼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