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些官场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只不过作者在书中改易了姓名而已，这确是不假。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观点无疑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既然是小说题材，书中内容当然会加上作者自己的合理改编和构思，实际上小说中的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未必完全就是影射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包括许多人在内的实有人物题材的集合。如小说中的华中堂，可能指的是荣禄，但肯定也包括了军机大臣王文韶等其他官僚的形象在内。小说中华中堂回答贾大少爷请教的问题时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华中堂说的这个秘诀，荣禄可能说过，但据一些史料记载，晚清大官僚曹振镛、王文韶、曾国藩等人也都在不同场合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载，大学士曹振镛晚年对下属传授做官秘诀时说过：“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记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叩头，少说话”之类的话。这种情况表明，“多碰头，少说话”实际上已成为晚清官场上官员们共同认可的做官诀窍，同时也说明《官场现形记》多实有其事，正如胡适所说“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据史料记载，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官场上风行一时，写的又多是些实人实事，所以关于此书的种种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于是，“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看来，慈禧太后读到此书后很是生气，并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纪废弛的责任都归罪到了她的官员们的腐败、胡来、不争气等等上面。不仅如此，她还把《官场现形记》当成了惩办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抓人办人。当那些官员们正摇头晃脑地翻读着这本为他们描形画像的《官场现形记》时，哪里想得到，此时太后老佛爷也正翻看着这部书，并且正在盘算着怎么整治他们呢。
《官场现形记》被晚清官场中的钻营者视为“做官的法子”。清末民初人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记两江总督端方曾对某做了知县的名士戏言：“此后抛却笔墨生涯，沦落宦海，亦曾购备《官场现形记》学种种谋官之秘诀否？”又评道：“端语虽诙谐，然晚清官场之得力于是书，亦诚为不可掩之事实矣。”有人这样感叹说，晚清长于钻营者皆曰：《官场现形记》是“吾辈之先导师”。可见此书在晚清官场上确实被一些人奉为钻营的教科书。
据学者任恒俊在《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一书中转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二十九日孙宝瑄得到这本小说，立即阅读，是夜“夜眠稍迟”。次日，继续翻阅，“终日不去手”。孙宝瑄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写道：“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噫，我国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十月初一，孙氏继续阅读这本小说。并在日记中写道：
《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约其词而已。余览二集甫终卷。
十月初二，孙氏仍在读。日记中的感想是：
其刻划人情世态，己入骨髓。是夜，观《现形记》终善。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抑。
十月初五，孙氏与友人议论《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之佳，盖其善写世态，几使凡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话一言，无往非《官场现形记》所有。著是书者，可谓恶极矣！
如果仔细阅读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就不难发现，孙宝瑄虽然手不释卷，连日赶读，但他开始和后来的感受却是大不一样，始笑而终怒。孙宝瑄是前户部尚书孙贻经的次子，娶李瀚章之女为妻，作为侄女婿，与李鸿章也是姻戚。其兄孙宝琦曾任驻法大使，此年回国署顺天府尹。孙宝瑄此时也正在邮传部庶务司任主稿。他在官场，终日钻营奔走，蝇营狗苟，奔忙于来往应酬，诗酒往还，酒肉征逐，因此熟悉官场情弊，在日记中对朝政时事多有评说。他开始读《官场现形记》，曾对书中描述外官腐朽、官场黑暗现象的真实与生动性，赞叹不已，但后来很快就回过味道来了，因为，从书中个别人物的描写，孙宝瑄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因为孙宝瑄曾在上海为官多年，该书作者也在上海，难免道听途说，涉笔成趣，取其典型，写的有鼻有眼。难怪孙宝瑄诅咒作者李宝嘉“可谓恶极矣”了。
三、官场官员的联络手册。这类书籍可以《大清缙绅全书》与科名录为代表。
《大清缙绅全书》是光绪初年由私家书商刻印的木版线装书，每年按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一册。书内把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县一级衙门的官员姓名、字号、职务、科分、籍贯一一详细列出。每有变动，及时挖补修改，因而按季出一新版，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晚清官员职位变动的情况。为了官员们方便携带与使用，有心的书商将之做成袖珍型，清朝官员服装宽大，怀揣一册，随时查阅，极为方便。
这种职官录详细准确，不论是久历宦海的达官贵人，还是初入仕途的官场新手，只要一书在手，对全国职官情况，很快就可以了然于胸。赴某处任官，上下左右的有关上司、同僚、下级的情况均可一目了然。出差携带，路途所过省府州县的职官也随时可查可拜。这大概要算晚清官场文化发达的代表作品了。有此一册在手，官员们的官场应酬交接就十分方便，实在是一种晚清官场官员们之间的“联络图”。所以此书成了官员必备读物，畅销不衰。
据柴萼在《梵天庐丛录》卷十八中说，光绪初年，朝廷查封海王村宝名堂书店，因为山西书商开办该店，交结官吏，刊行《大清爵秩全览》，借以招摇营利。但是，既然有市场需求，书商们就将此类书籍改头换面，仍然招摇营利，继续刊行不止。这类书籍一直发行到宣统三年，随清王朝寿终正寝为止。
科名录是晚清官场中官员之间进行交往的另一种联络手册。
在晚清，做官大都要靠科举功名。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科名录之类的书籍。这种书分作秀才、举人、进士三类。秀才多以该县该地区秀才历年名录，如《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举人的则叫作乡试同年齿录，有一省数省某年者，如《咸丰五年乙卯科直省乡试同年齿录》、《光绪八年壬午科十八省乡试同年齿录》、《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江南乡试同年齿录》。进士的叫作会试同年齿录，如《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同年齿录》等等。
这类科名录，实用价值较高，很符合官员们联络交际的需要，因而畅销于官场，历久不衰。
科名录内容一般详细列有应试者的姓名、字号、年龄、籍贯、三代及其家属。同年应试，同榜考中，称作“年谊”。举人可以大挑，进入官场。一旦成为进士，就正式取得做官的资格，内而京师，外而各省，遍布天下。步入仕途，官场中正需要彼此关照，互相提携，年谊就成为相互联系、保持关系的一个桥梁。有此书一册在手，凭着年谊，联系起来，无疑十分便利。
在晚清官场，也有好事者编成同官录，如《畿辅同官录》、《光绪三年湖北省江苏同官录》，如同后世以籍贯区分的联谊会名单一样，也是另一种类型的官场联络手册。
四、晚清官员自己写的奏稿、函牍、日记、年谱、碑铭等。
这类书籍可以作为官员在日常工作之余消遣的参考书籍，从中不仅可以学到官场经验，而且还可以捕捉到当朝很多的重要政治信息。这类书目很多，如《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等等。
晚清很多官员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但作者在世时很少有公开发表的。官员自订的年谱则不然，自订年谱在作者生前发表者不少。如四朝元老潘世恩的《先文恭公自订年谱》，该书篇章不多，主要记述了潘氏从读书应举到考中进士，进入仕选后的经历，某年任何官，某年升某职。在朝中得到皇帝的赏赐、听戏、与宴种种恩荣，后辈子孙的科名、婚姻等等，几乎不及朝政。不过也不尽然，张集馨在他的自订年谱中，就有大量篇幅记录了他任职时期所经历过的诸多官场斗争、政情之类的内容。对于这部自订年谱，曾经有人评价说：“这部书名为年谱，其实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一类年谱对入仕和未入仕者无疑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从中可以汲取到一些政治斗争的经验。年谱中官员仕途上的蹭蹬挫跌，是教训；官场的升迁，是刺激；朝廷的恩遇，是目标。因此，这类年谱出版在清末一直呈现兴旺的势头。官员阅读此类东西，往往不是为了搞历史研究，而是想从中学到仕途上的经验与教训。
五、长期被清代官员长读不辍，从中孜孜以求政治智慧的一些书籍，如《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
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书中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为主线，通过清朝初中期上至皇帝、贵妃，中至王公大臣、督抚司道，下至奸商奸官，以及各色人等与权力场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等线索，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在清代这个官本位社会中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从而成为晚清官场中官员必读的做官秘本。
咸丰朝湖北巡抚胡林翼曾经感叹：“本朝官场中，全以《红楼梦》一书为秘本，故一入仕途，即钻营挤轧，无所不至。”清人好谈官场秘籍，盖风气使然。《红楼梦》里写了清初中期官场中不少攀附植党、钩心斗角的事情，大概因此而被晚清官员用来作为了钻营倾轧的秘本。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与《水浒传》一样普及。《三国演义》的普及，与清朝统治者的提倡分不开。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才创造满文。他的儿子皇太极设立文馆，翻译的第一批十数种汉文典籍中就有《三国演义》。该书历时19年翻译完毕，到顺治七年（1650年）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
这部70多万字的小说，用形象的语言，叙说了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这一段时间内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栩栩如生地描写了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吕布、关羽、赵云、司马懿等400多个重量级人物。军事政治斗争在作者笔下波澜起伏，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魏、蜀、吴三国的鼎立过程，是作者在该书写作中的一条主线，它贯穿了军事、政治上的勇力与智谋的角逐。书中成功的人物塑造，给各阶层不同层次的人们提供了欣赏权谋与角逐权力的一方天地。
清入关后，为了迅速适应统治的需要，统治者亟需汲取中原历代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于是《三国演义》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他们的政治教科书。统治者不但读小说，还把三国戏总名《鼎峙春秋》，作为宫廷戏曲的保留剧目。为了政治的需要，清统治者在用儒家文化来治理天下的同时，把《三国演义》的忠孝观念也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意把关羽地位抬得很高。小说中的关羽集忠义于一身，智慧勇敢兼备，清朝统治者封其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列入祀典，抬入中祀。一时，全国遍立关帝庙，与孔庙相对。每年夏历五月十三日关羽生日，都举行有盛大的祭祀活动，比孔子生日要排场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渗透到了民间各个角落。晚清很多统兵将帅就得益于三国斗争的谋略。左宗棠、刘蓉都曾以诸葛亮自许。左宗棠笔下口头，经常自称“老亮”。刘蓉致书左宗棠，直以武侯一席相让。大臣的奏章中，常有关帝显灵的报告。野史笔记中也常可见到士子们为应试得中祈求关帝爷保佑的记载。义和团所崇拜的多种神佛中，很多取自《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可见，朝廷注重的官本、官经、官谋的文化潮流，不仅为官场中的官员孜孜以求，乐阅不疲，甚至民间也将此作为反对当政者政治斗争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