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其经营策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德治商”，对此徽商有自觉和内在的理解和把握。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识，注重这种无形资产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老字号”。徽商具有商业上的远见，并不惑于眼前小利，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徽商注重诚信，讲求商业道德，“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清代婺源商人毕周通，曾接受邻村故旧王某的存银60余两。王某病死后，“人无知者”。但毕周通却专立一个账本，记其存银的年月、利息。数年后，王某之子长大成人，毕周通便拿出账簿，将王某的存款连本带利一并奉还，闻者无不叹服。歙商吴南坡对诚信有明确认识，他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正因为他把“信”作为营业的一条根本原则，所以赢得了四方顾客的信任，人们到市中买货时，只要看到上面有坡公氏字样的就买下来，甚至不去比较货物的精粗长短，生意做得十分兴隆。
徽商的成功，自然还有很多具体的商业上的策略，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包括采取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善于开拓市场，讲究品牌效应等等。思想意识上，徽商强烈的同乡观念和宗族意识，聚族而贾的特征，族内的团结协作使徽商能凭借雄厚的整体实力击败其他商帮，形成对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垄断。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也对徽商初期的资本积累起了重要作用。
几乎是一个田园史诗般的过程，一群来自南方山区的贫苦农民积累起了这个国度中无人不艳羡的巨额财富，看不见冲天的火光，闻不见刺鼻的硝烟，只是伴随着乡间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晨曦里淅沥的雨声。
真的如一场梦，徽商含辛茹苦几个世纪创出的家业，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便灰飞烟灭，不知所终。这是一段离我们更近的历史，打着这个民族耻辱的烙印，记录着这个民族中一群特殊的人（或许依然可以称他们为我们的商界精英），走尽了前辈铺出的平坦大道，颤巍巍地行进在越来越坎坷险恶的道路上，一不留神，摔倒在泥浆里，他们挣扎着想爬起来，无奈已是年老体衰，终于被历史的车轮轰隆隆的从身上压过：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坏船百又三十，焚及溺死者千又四百人。盐船大火后，徽商一蹶不振。到了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地区盐法改革，启用盐票，运销分离，盐商又遭重创。随后的十余年太平天国运动，富庶的江南万木萧瑟，冷月无声。进入19世纪，机动船代替木帆船，海运代替河运，尤其津浦、沪宁、沪杭三铁路开通，徽州和苏扬一带地缘位置内陆化，苏商尚且在上海等开放口岸的辐射下转向实业领域，生发了近代民族产业和民族资本家，而徽州商帮、新安豪强们因远离外来现代化力量的撞击而永远成为历史的记忆。
回顾徽商的兴盛，我可以放纵自己的感情，尽情地享受昨日祖上的荣耀给我带来的哪怕是片刻的欢悦，可是面对着这段辛酸的衰亡史，为使这篇文章还能有那么一点阅读的价值，为使自己还有心情继续写下去，我不得不用更加理性的思考去把握历史的脉搏，感受先人的心跳。
一、徽商的经营行业与封建政治势力联系紧密，缺乏较强的经营自主权，必然随着官商结合市场的结束而衰落。盐业是徽商的支柱行业，盐商在清政府实行“纲盐制”时，其所经营的盐业是受政策保护最多的，他们凭借垄断两淮盐引的特权，垄断了盐业经营，获得了惊人的专卖财富。盐引的数目、行盐的区域都是国家规定了的，业盐的过程也无时不与官府联系，他们无法完全自主地从事购售活动，是与封建势力联系紧密的商帮。典当业是仅次于盐业的厚利行业，这一行业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既无市场起伏之惊，又无旅途奔波之苦，是纯粹的剥削食利行业。这种纯粹靠剥削致富的行业之所以能兴盛，与官府的支持和保护有密切的关系。在清朝前期典当业一直受到政府低税政策的扶持。据后人统计，清乾嘉时期的当铺每年只缴税银5两。这种经营行业所产生的依附性使徽商一旦失去政策庇护就无法保持昔日的雄风。徽商因依附封建势力而富极一时，也随着封建势力的衰落而衰落。徽商长期的专卖之利使他们脱离了市场的调控，他们无法判断市场发展的趋向。道光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之后，徽州盐商居然没有一点竞争能力。
二、徽商热衷儒业，迷恋官场，封建意识浓厚，无意学习新式的经营方法，随着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衰落最终沦为时代的弃儿，退出历史舞台。从自身组织制度来看，徽商仍然属于封建商人的范畴。早期徽商是官僚、商人、族人三位一体的典型封建商帮。徽商奉行“朝里有人好发财”的商业模式。商人们通过捐输、接驾等来获得某种特殊地位及掠夺性利润。这种自身缺陷注定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怪胎。而且，宗法制排斥竞争、平等的商业观念。左儒右商，经济、教育、务商、求仕两张皮，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发展不配套。思想保守，恪守清淡，对新事物反应麻木。徽商从骨子里就没打算做个纯粹的商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他们仍然觉得商贾的地位不如儒生，希望自己的后代攻读诗书，光宗耀祖。清初婺源木商洪庭梅致富后，慨然曰：“今庶几为所欲为，奚仆仆风尘以商贾自秽。”休宁商人金赦事贾富裕后，对其妻说：“乃今所不足者，非刀布也。二子能儒矣，幸毕君志而归儒。”从“毕君志”三字可以看出业儒是徽商心目中最向往的归途。自己不能业儒就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业儒出仕才能“大吾门”，“亢吾宗”，“非读书不能显亲”。的确，在徽商与封建势力的接触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做官远比业贾好。盐业的专卖可以不管市场的行情和商品的供求关系变化，也不必应时节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商品经营的种类，只需与封建势力搞好关系，就能获取巨大的利润。徽商的“右儒左贾”在很大的程度上使他们丧失了对近代商业的追求和探索，在封建势力统治之下，大多数商贾让自己的子孙走上了仕途，在近代的转型中没有随之转型。
三、商业利润的非生产性流向，导致扩大再生产资金的不足。明清时期的徽州商帮，在流通领域纵横捭阖，赚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这些商业利润绝大部分都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从流通领域中游离出来，转化到封建土地所有权、封建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加强宗族建设等方面。徽商经营方式是一种封建小农经济。鸦片战争后，徽商没有考虑后路，获利后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消费。由原来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变成了贪图享受、追逐功名、大兴土木、广建豪宅，把大量的金钱用于买田、置地、修祠、建房、娶妻、纳妾、续谱、立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商业资本萎缩。徽商由于在儒风的熏拂下，封建宗族观念极深，他们乐意将其一部分商业和商业利润资助于维护宗族统治的各种事业，这势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经营的资本，使其输入到封建性的非流通领域，于是徽商资本的出路，也就多了一条刻有封建印记的管道。为了获得和维持封建政治经济特权，徽商不得不将自己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国家的捐输报效，以及个人与官员之间的往来。他们一方面通过报效的方法以博得政府的好感，获得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私人的行媚去巴结权贵。时人指出：“徽多高赀贾人……又善行媚权势。”这种对政府、权贵的投资，是以金钱来加深官商之间的“友谊”，以金钱来清除商途障碍，使经营特权得以延续。还有的徽商为赏赐一个官位而挥金如土、攀亲折桂，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造成商业资本的严重匮乏。
到了18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也就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一代徽商就此画上了一个代表终结的惊叹符。
五百年弹指一挥间，好梦做久似乎也该醒了。当今天徜徉在故乡惟一保存的一条徽商鼎盛时期留下的老街上，映入眼的是庄严沉静的明清建筑上花花绿绿的招牌，传入耳的是陌生难懂的浙江福建口音，不由得人发问：“徽商在哪？”一代巨贾，一代财雄成了梦里隐约模糊的印象，而徽商故里的徽州，似乎也难逃随梦远逝的命运——为了扩大旅游宣传，她的名字已被黄山市所取代。除了散布乡野的歌功颂德的排坊，除了遍及村落的宣扬宗法的祠堂，梦里的人没再给现实留下什么。没有什么人再记得他们的名字，即使是胡雪岩、鲍廷博少数流传下来的人，也遥远的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和他们喝的是同一条江里的水，说的是带同一种乡音的话。
历史之厚重岂是我所能承受，追忆思索的结果往往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甚至不知为什么而涕，这便是放弃理性，完全凭一种感觉去体察品味历史。虽然写了这么多，思考了这么久，我仍不知自己应如何面对这段离自己很近又很遥远的历史，如何与那群离自己很熟悉又很陌生的人物交流，我只能将它当成自己做过的一个梦。梦里，我可以摆脱理智的枷锁，任凭感情的宣泄和释放；梦里，是一张张充满着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的睿智自信，锐意开拓宏图大业的勃勃英气的脸庞；梦里，是车水马龙，人声喧嚣繁华异常的市镇；梦里，有的是财富，盛名，学识，儒雅，权力……我对那段历史怀着深深的兴趣，与生俱来的兴趣，与生俱来的亲切。说实话，对于自己的祖上，我几乎一无所知，只是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听曾祖母说过他们是做生意的，有着很大的家业。于是我阅读徽商，我思考徽商，我想像徽商，我只是希望能将自己的祖先看得更清楚一些，纵然我得到的只是人物群体性的特征，我也已经心满意足了，即使今后我在冥冥之中无意识感受到这群人物的心跳和呼吸，我也不再迷惑，至少在梦中我们有过心灵的交流。超脱历史功过，他们自有独特的人格力量，鲜明的精神特征，凭这，他们就不该被历史，被他们的后人所遗忘。
我常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所包围，我害怕，现实中的人想与梦中的人交流，却不知梦中的人看到今天的现实是怎样的心情。一百年前，他们嘴里念叨着“习儒从仕”，以商人的身份，不甘心地闭上双眼，告别了他们征战几个世纪的商场，告别了寄托着他们光荣与梦想的故乡的热土。一百年来，这片土地上走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出了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走出了一大批享有崇高声誉的学术界和政界精英，子孙如此恪守祖训，他们应该瞑目了。可是，安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却怎可与一百年前同日而语。民营企业家排行榜前一百位，徽商的后代只有区区三人。当年，掌握着大量资本和市场的徽商，有着全国最好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和条件，有着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型的巨大优势和机遇，他们没有那样做，甚至害怕新事物的出现，顽固地捍卫着封建正统思想；今天，手中掌握的资源早已烟消云散，可保守的意识，落后的理念，仍像挥之不去的阴影持续影响着后人。昨日的荣光一次次呈现在梦境，依旧带给我们希望和梦想，但愿那不要变成缠绕着我们，让我们一次次惊醒的梦魇。
这篇文章花了我很长时间，写到结尾的时候，早已没有了当初提笔时的气氛。窗外是艳阳高照，让我即刻明白自己在离故乡千里之外的地方，心境也并没有因为写了这么多而豁然开朗。一心要回到几百年前，追求一个充满了光荣与希望的梦，为的是不让它远逝于我；一心要回顾那段故乡最辉煌的岁月，为的是在自己对故土深挚的爱和有些尴尬的现实之间找一个支点，能支起一个明天的梦。“梦回徽州无梦”，我神游了一番几百年之前，几千公里之遥的徽州，她果然是如此富饶，如此文明，如此一个封建社会的“理想国”，让外来的人觉得到了这儿已经不需要再有什么梦想；可我又明显地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正是她自己也抱有“无梦”于未来的消极态度，而丧失了旺盛的生命力，直至这种今不如昔的境地；我心底隐隐有一个声音在喊，别再沉湎于过去的美梦而哀叹时运世道，就像那第一批头也不回走出大山，纵横四海的先辈那样，今天的徽州人应该抛弃一切杂念、忧虑和幻想，再次勇敢地迈出那一步——昨天的梦，已不再属于今天的人，惟有忘了它们，才能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梦。
我们应该告诉后人：“故土无梦，昨日无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