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褒先生是原州的最高长官，那天，他正端坐在大堂之上，突然有一商人前来报案。原来商人在旅馆被盗，他怀疑是和他同住一室的人干的，于是把那人扭送到官府来。
元褒先生听取了双方的陈词，觉得原告缺少充分的证据，讼词中有不少是虚妄的猜测；再听被告的辩护，更觉得被告理直气壮，不像做贼心虚的样子，察颜观色，又发现他的神色像受了冤屈，于是把被告放走了。商人气愤不过，越级上告，把案子捅到了隋文帝那儿。商人控告元褒受了盗贼贿赂，放走了盗贼。为了端正风气，隋文帝命令纪律检察和监察部门官员去调查此事。携着材料带着尚方宝剑的调查团很快开到原州。
原州上下风波顿起，大家猜想，元褒是个清廉的好官，绝不会受贿释盗；但案件明摆着没有了结，不知道谁会遭殃了。
团长找到元褒，希望他能讲实话，以便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而且暗示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能找一个替罪羊，也可以不予追究。元褒告诉调查团，盗贼确曾贿赂过自己，所以把他放走了。自己犯了受贿罪和渎职罪，理应二罪并罚，判个三年五载的。
既然这样，调查团只好把他带到京城。很快，他被免除了官职。朝廷上下都讨论元褒的错误，案情通报一直发到了最下边。一时间，朝野哗然，元褒形象一落千丈。
过了不久，抢劫商人的真正罪犯在其他地方被抓落。一件悬案水落石出，元褒的冤案也很快得以平反，元褒的名誉得到恢复。其自诬的风范、清廉的美德流布四海之内。
文帝很是感动，又颇疑惑。他问元褒：“爱卿，你是朝廷重臣，德隆望尊，当初何必为一件小事而损害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呢？如果不是老天有眼，你岂不是要一辈子背着黑锅？”
元褒坦然地说：“我也不愿平白无故地受冤屈，因为我是原州的父母官，盗贼在原州为非作歹，这是我的第一罪状；本州的百姓受诬告，不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却把他放了，说明我法制观念太差，是我第二罪状；第三，尽管我对这案子判断正确，但找不到真实凭据，是我办事无能。我有这么多错误，怎么能够不引咎自责呢！再说，如果我不说自己受贿，调查团一定会穷追不舍，那么更多无罪的人会受到干扰，这就更加重了我的罪责。所以我承认我有罪了。”
受贿而释放盗贼，不仅关涉名誉，而且必受法律制裁。元褒之所以敢于承担恶名和后果，大概是以为，自己纵使受了天大的冤枉，总会给世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以己之所失，换取百姓的太平安定的生活，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心胸不可谓不宽广了。为自己利益而屈，隐姓埋名地修炼，或者受人胯下之辱，只是忍小而谋大，这样的人诚然值得佩服；为他人集体而屈，牺牲个人利益，实在是心胸宽广，品德高尚，更让人钦佩。为官一个单位，一个部门，
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人们该学学元褒。倒不是叫他们自诬自谤，而是像元褒一样，以一种长者风范，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民造福，代民受过。只有这样，才能为官一处，造福一方。一个人尤其是领导者，在待人方法上有两条原则，对于功劳和过失，不可有一点模糊不清。功过不明就会使人心灰意懒不肯上进；对于恩惠和仇恨，不可表现得太鲜明，如果对恩仇太鲜明，容易使人产生疑心而发生背叛。
第二计刚柔相济
刚柔并用，戒绝浮躁
修身养性，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容人之量，保持自己的高远志向，必须要抑制急躁的脾气、暴躁的性格。做事戒急躁，人一急躁则必然心浮，心浮就无法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中去认真研究和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无法认识其本质。心浮气躁，办事不稳，自然会发生差错。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就在于以刚柔并济，以静制动，处安勿躁。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国内农业的丰收，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脱离中国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在及时察觉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的倾向的情况下，周恩来不顾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的危险，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制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继续开展，果断地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一起研究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明确指出：既然已经出现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经过两会努力，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47亿元。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多次从积极意义上所讲的“二月促退会议”。
自1956年6月上旬起，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反对和纠正经济工作的急躁冒进倾向，继续宣传反冒进，削减1956年计划预算指标，引导本年度经济工作由冒进向健康的道路发展。他果断地对这个年度的过高指标采取了“压一压”的措施，特别对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作了较大削减，使计划比较符合实际。这一计划执行的结果，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减少了由于冒进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八大后，周恩来的注意力转入到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研究。
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由国家经委承担。经委是不赞成冒进的，问题是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一开始上报的指标，还是要价很高。报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共计为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多103亿元。前面讲到1956年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再“冒”这么多，当然不行。经委只好大刀阔斧地往下压，但经委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了。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还得继续反冒进。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细细体会马克思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使他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大抓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人民的生活也要改善。既要重工业，又要重农业，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
11月10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在这个计划指导下，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反冒进，不仅使1956年经济发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对实事求是地确定八大经济决策和1957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有着重要的影响。
荀子在《劝学》中说：“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强壮的筋骨，但却能够吃到地面上的黄土，入下能够喝到地底的黄泉水，原因是它用心专一。螃蟹有六只脚和两个大钳子，它不靠蛇鳝的洞穴，就没有寄居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它浮躁而不专心。”
轻浮、急躁，对什么事都深入不下去，只知其一，不究其二，往往会给工作、事业带来损失。我国在50年代提出的不切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急躁冒进的思想带来的后果，反映了“欲速则不达”规律的准确性。
天下成大事业者，无不是专一而行，专一而攻。博大固然不错，精深才能成事。要求精深，要求在某个领域中成为专业人才，务必克服浮躁的毛病。
刚不是浮躁。浮躁之气生于心，行动起来就会态度简单、粗暴，徒具匹夫之勇，结果只能害了自己。戒除浮躁的确不容易，要有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心，才能做到这一点。但只要有毅力有信心，胸中有个远大的目标，浮躁又有什么不能戒除，事业又有什么不能成功呢？
刚发乎内，柔形于外
一个人表现于外的柔是随和，表现于内的刚是自尊。自尊是自我规矩，自我规矩便能刚能柔。自尊并不是自我夸大，唯我独尊之意。夸大就会倾向于狂妄，就会流于怪诞。因此自尊与自大极有区别。自尊心的主旨是使你自己瞧得起自己，明了自己所得之于天地，并不少于任何人一分。只要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精进如斯，历史上圣贤豪杰就不会少你一份。
因此做人不能自暴自弃，而辜负天赋，辜负人生。
自尊心是一种美德，是促使人不断向上发展的一种原始动力。莎士比亚的名言是：“假使我们自比于泥土，那我们就将真的成为被人践踏的泥土了。”又说：“没有自尊心的人，即等于自卑。”自卑的人，常常安于现实，安于平庸，不求进取，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实际上天赋予你的，并无不如人的地方。只要你能自我发掘，自我奋斗，只争朝夕，绝对有所成就。
所以能自尊的人，决不会自卑。
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为了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专程回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途中，接到延安来电，告知胡宗南部队侵入边区境内修筑工事，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就近同胡宗南交涉。于是，周恩来先去了西安。
7月9日，胡宗南得知周恩来到来时，假装欢迎，吩咐黄埔六期以上30名将官偕夫人出席当晚的酒会。酒会名为周恩来接风洗尘，实则是先把他灌醉，使他当众出丑。中共地下党员熊向争无声无息地展开了。
酒会由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主持。他在祝辞中首先提议：“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干杯！”周恩来微笑着站了起来，可他并没有喝酒。他环顾四周，然后声音洪亮地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合作，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员，电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一听此言，当即愣住了。其他作陪者也面面相觑。周恩来见状依然微笑着说：“原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入所难，这杯酒就免了吧。
过了一会，十多位花枝招展的国民党将官太太一齐举杯向周恩来走来。其中一位抢先说道：“我们虽没有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倡导的‘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个人敬周先生一杯，”周恩来微微一笑，十分风趣地对她们说：“各位夫人都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准干杯。”此话一出众夫人张口结舌，目瞪口呆，窘态百出，无处落身。胡宗南见状赶忙打圆场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周恩来随而转向那些夫人说：“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他同她们寒喧了几句，便把她们送回了原座。
稍后，又来了十几位将官，他们排成整齐的一行，领头的一位对着周恩来说：“当年我们是黄埔学生，您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弟子，我们每个人敬老师一杯！”周恩来说：“胡副司令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刚才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司令长官，这杯酒该不该喝？”胡宗南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他才满面通红地吼道：“他们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罚酒。”
不一会，又有一批夫人向周恩来走来。一位夫人一边看着稿子一边说：“我们久仰周恩来先生的夫人，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能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健康，祝她顺利到达延安。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周恩来听后，严肃地对她们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水也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但仍然很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么好的酒，她会于心不安的。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
周恩来在酒场上洒脱自如，聪明睿智，妙语连珠，语惊四座，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回却“敬酒”，又不卑不亢，既坚持了立场，又不失礼节，他推却了酒，但未推却理。因而，他在谈会上既维护了尊严，也赢得了敬重。
须柔时即柔，逢刚时即刚
与人相处，不仅利不能贪，功不能贪，名也不能贪；不仅功要让，利要让，名也要让。有一分退让，就受一分益；吃一分亏，就积一分福。相反，存一分骄慢，就多一份侮辱；占一分便宜，就招一分灾祸。
天玄子说：“利人就是利己，亏人就是亏己；让人就是让己，害人就是害己。所以说：君子以让人为上策。”吕子也曾经说：“退己而让人，约束自己而丰厚他人，所以群众乐于被用，而所得是平时的几倍。”所以说：“廉逊辞让，是人性中的第一美德。”
一个人，对于事业上的失败，能自认这方面的错误，就能让人感德；在有成就时，能让功于他人，就能让人感恩。老子说：“事业成功了而不能居功”。不仅让功要这样，对待名誉也要让名，对待利益也要让利，对待善也要让善，对待得也要让得。凡是坏处就归于自己，好处都归于他人。他人得到名，我得到他这个人；他人得到利，我得到他这个心。二者之间，
轻重怎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分寸了。
让人为上，吃亏是福。所以曾国藩说：“敬以持躬，让以待。敬就要小心翼翼，事情不分大小，都不敢忽视。让，就什么事都留有余地，有功不独居，有错不推诿。念念不忘这两句话，就能长期履行大任，福祚无量。”史扌晋臣说：“自谦，
人们就服从；自夸，人们就怀疑。我恭敬就可以平人的怒气，我贪婪就可以启发人们的争端，这都是在于我的为人而已。”
现实生活中，脱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能没有交往。有交往，就必须有个准则，使大家共同遵守，才不致于乱套，这就是对待人的道理。对待人的道理，最高的准则，就是提倡的：“一切在于求取最完善最高尚的道德。”能有所追求，一方面在心中有所持守，
另一方面在执行时有所遵循。这就是准则，又称之为规范。
为人处世讲究让步是一种智慧，而在关系到国家的主权与尊严时，是否还要让步呢？
1971年10月，周恩来与基辛格紧张地讨论有关尼克松于1972年2月的访华事宜。经过互相磋商，双方在许多细节上达成了一致，然而，就在整个会谈快要结束时，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不一致而使会谈出现了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