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4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接到了报社的一个电话。
“有一个中国人被她老公赶了出来，你可不可以暂时收留她一个晚上？本来我不想找你，可是她已经从静冈跑到大阪去了。”
“合适吗？我不认识她。她是否可以住旅馆？”我说。
“她出来时，什么身份证明都没有带。其实，还不是住哪里的事，她打电话哭哭啼啼地对我说了一个多小时话，她觉得自己活得很辛苦，想找人说说话，我就想到了你。我保证她不是坏人。”对方又用无奈的口气说，“她已经被多次赶出家门，第二天，等到她丈夫酒醒了，就会接她回家的。但她这一次不想轻易回家，她要让他长一些记性。”
再苦也不必半夜三更吧，明天行不？我即使想写书，也没有想到过半夜三更采访别人。别人都说，晚上写书心静，可我不是也睡觉了吗？我也被对方的话弄得哭笑不得了。想是这样想的，可去还是要去的。
于是，我爬起身来穿上衣服，我丈夫也跟着我穿上衣服，与我同去，给我当司机——其实，他一向都很“乖”的，我经常说，是我娶了他，是我使唤他，这让我在讨厌日本鬼子的中国人面前，多少有一些脸面。每当日本对中国有些过激行为时，我吐口水，我也让他吐，他不敢在我面前说一句屁话。
按照地址，我们来到地铁车站，这里来去的人已经不多了，灯光中可以看到几个来去的身影，我们还没有看到她，倒是看到几个从墓地里爬出的阴尸——几个年轻男女穿着白色的绸缎，腰上还挂着一个骷髅，这正是这些朋克男女夜生活的时候。他们的打扮虽然怪异，可也不是什么坏人。
站台上的椅子上就只有一个女人在四处观望着，但她还抱着一个孩子，不像是等我们的人，然而她看了我们一会儿，却向我们招手了。
“我叫余征秋，你是接我的大姐吗？”她说。当得到我们的回答后，她又说：“我早就看到你们两个人了，可报社说是有一个大姐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是你的孩子？”
“嗯。她跟我跑了一晚上，都累得不行了，上了车就睡了。”
我突然间血往上涌：“你丈夫把你和孩子都一起赶出来了？”
“不是，是我出来的时候，孩子跟在我后面跑。”
我示意丈夫把她孩子抱到车上，然而也许是孩子感觉到是陌生人抱她，立即就醒了，挣脱我丈夫的手哭了起来：“我要妈妈。”孩子说的话竟然是汉语。
“这是你与你的日本丈夫生的孩子？”我问。
“当然是了。”没有想到她有些生气地说，“他喝多了的时候，也这样问过我，可我让他带着孩子做DNA鉴定，他又不去。其实，他是很喜欢美惠的。”
“你一开始就教她的是汉语？”我对她肃然起敬。
孩子一下跑到了她怀里去，也就不哭了。她说：“什么都教的，本身就在日本生活，还是日语教得多一些，只不过她现在和我说的都是汉语。”
“你与你丈夫是不是因为教育孩子的事，才有很多矛盾的？”
“这不是主要的，其实，还没有孩子之前，他就经常赶我。”她随后对孩子说：“叫叔叔、阿姨。”
孩子还是困得不得了，闭着眼睛叫了我们两声，依然是很纯正的汉语，但与余征秋一样，带着南方口音。上了车，孩子在她怀里又睡着了，还用小手抓住她的衣角，仿佛是怕妈妈又把她交给谁似的。所以几次我伸手想去摸摸她，却又把手缩了回来。
我也想到了我的孩子，很羞愧，我也曾经考虑过让孩子初中或者高中去中国念书的，接受基础教育，我丈夫虽然没有反对，可他始终坚持说美国的教育更有活力一些。作为父母真是很矛盾的，原来的想法此时又重新困扰着我了，我是不是应该让孩子读了两年书后，再到中国去念高中，之后又重新回到美国去读大学？
看我不说话，她说：“让你们不方便了，真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我说，“他一喝酒就赶你出去？”
“这倒不是，是他喝得很多，且心情不是太好的时候。这一次还没有等到他赶我，我就出门了。”
“可这也不是长法啊。”
“他第二天就会急着来找我，这一次我想多在外面待几天，给他一个教训，也带孩子看看大阪，我明天就去找旅店。”
“你住我们家，我很高兴的，再说……你是怎样与他结婚的，结婚之前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毛病吗？”
“知道，还是他主动告诉我的，他还说他喝酒之后，要我让着他一些。”
我丈夫听到这里忍耐不住笑了。
她似乎知道我丈夫在笑她什么，解释说：“可是结婚前，他只是说说，与我在一起的时候能克制住自己少喝酒，那时候他很好。”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说起来就话长了。”接着，她却把话题转移到别处，她大声说道，“这么多年过去，我才觉得我对不起我原来的男友，其实他很爱我的，唉……大姐，你是不是也有一种‘错觉’：是不是也觉得原来的男友才是最好的？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你，于是，他就从眼前重新走向陌生、虚幻的状态？只有虚幻的东西才是最美的。”
“也许吧。可是他是谁呢？”
“他是与我一起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她说，但不看我一眼，仿佛已经进入一种回忆之中，“1996年我来日本留学了，那时我十九岁。我们那一群读新宿日本语学校的十多个中国男女留学生都很年轻的，我们一起租用了日本人的一套房子，三四个人住一间房，一天打打闹闹的却也好过。我似乎更好过一些，因为我家境比较好，就是去打工了，压力也不大。但青春似乎总是寂寞的，还没到三个月，我们三个女学生就与另外三位配对完成了，多余出来的六个男留学生就更寂寞了。那两对还时不时吵几句，我与他却没有红过脸，其实我很霸道的，只不过他总让着我，我也习惯开玩笑地叫他‘老大’。”
我不插话，屏住呼吸听，我知道这里面有故事，与中国留学生好上了，又与日本人结婚。然而车已经到家了。
还没有等到我问她们吃饭没有，她就说：“我孩子还没有吃饭，一晚上都是吃零食，你们家里……啊，我来做。”
我哪里能让她做呢？我钻进厨房把饭菜搞好摆上桌子。她把孩子叫醒。我看着她们把饭菜全吃了。
突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在这半夜三更的，让人的心脏都抖了起来。
“是他打来的。”她关掉手机，把它扔到了桌子上，“他喝的酒开始醒了，我应该早一些关掉它的。”
